历史学者最近在研究哪些新出文献

陈寅恪先生有一段非常著名的话：“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和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潮流。”近代新史学能够取得极大成就，和新史料的大量出现有不无关系，胡适就把殷墟甲骨、敦煌文书、内阁档案等总结为新史料的五大发现。可见，新史料很能吸引历史学家的目光，2016年9月24日，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厦门大学民间文献研究中心、邯郸学院、《学术月刊》杂志社联合主办的“多元与统一：新出文献与中国历史”学术研讨会在上海逸仙路宝隆宾馆举行，会期两天。与会学者介绍了各自发现的新材料与研究成果，笔者整理了第一天会议的部分内容，以飨读者。

普通老百姓什么时候开始识字？

会议伊始，厦门大学郑振满教授作了题为“民间文献与社会文化史”的主旨演讲，针对近年来学术界对民间文献的研究常有“碎片化”的指责，他特别强调不要太过“崇拜”民间文献。郑教授认为，民间文献和其他史料一样，都是一种历史记忆的建构，都会有“假话”和“套路”。他结合自己的研究体会谈到，在中国历史的不同时期，会有很多充满时代性的行为，宋朝人的行为反映着宋朝的时代特点，明朝不同地区都会面临着类似的问题，做出类似的应对，在相近的时段里有很多类似的历史现象发生，这是他对本次会议主题“多元与统一”的认识。

接着，郑教授就如何将新出的民间文献材料纳入历史学传统，提出了很多有价值的问题。他认为普通老百姓什么时候开始识字这一时间点很重要，他用“文字下乡”来形容这个过程，这种文化的工具被普通人掌握后，儒家以及其他的意识形态才能渗透到民间，而碑刻、族谱这些文本的传统也成为民间社会重要的部分，其对社会和历史产生的影响需要认真对待。此外，郑教授提到，“文字下乡”以外，“文字潜力”也是重要的问题，因为社会并非同质的，每一种文献有它针对的特定人群，不同的文献对不同的人来说，意义并不是均等的，因此要注意那些书写文献的人，他们掌握着文献的意义来向特定的人群进行传达，控制着“文字潜力”，这些人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改造社会。

新出文献揭示历史细节

来自南京大学的范金民教授介绍了他在日本发现的书吏顶首文书。书吏作为基层政府中的办公人员，一直是明清社会史重要的研究对象，顶首文书是吏缺出让顶补中形成的文书，因为基层胥吏的实际数量往往数倍甚至数十倍于制度规定，书吏缺可以说是一种无形的资产，能够转让和继承，承充书吏者需要支付“顶首银”并签立顶首文书。范教授通过这些文书指出，虽然政府严厉禁止将吏缺私相授予，但书吏顶缺中的很多行为违反了制度规定，而且不同地方的做法也不尽一致，如书吏职位按照不同的事务类型转卖，有很多名目，但世代承袭的情况并不多见，这对于了解基层书吏顶补的实际运作情况非常重要。他还认为书吏的收入和经济状况并不高，这与清代人的一些表述有所出入。

另外，冯小红教授介绍了邯郸学院所藏的太行山地区抗战时期的文书。他将这些文献分为两类，一类是基层政治与军事组织的活动档案，比如登记表、户口补助簿、八路军办公处的账本、征收钱粮的通知单等，对于了解抗战期间地方组织运作的细节很有帮助。其中有1938年平顺县李庄编村村公所收条，此时的平顺县处于无政府状态的特殊时期，从中可以看到农民的实际负担状况。另一类则是反映普通民众社会生活的文书，如契约、商铺文书和会社文书，尤其是近代冀南豫北农村中普遍存在的会社，在农村生活的一些方面发挥中特殊的纽带作用，具有办理丧事、组织祭祀活动、开展互助和存贷等功能，是农村地区文化权力格局中不能被忽视的角色。

域外汉文文书的意义

除了国内民间文献的大量发现，海外的汉文文书也引起了学者们的注意。复旦大学的王振忠教授利用日本长崎的一些文书来分析徽州海商的衰落。长崎是19世纪中后期重要的海上贸易港口，也吸引了很多徽商在这里经营，他以苏州徽商程稼堂的文书史料勾勒出其在长崎的经营状况，太平天国时期很多苏州徽商逃往长崎，程稼堂就是其中之一，从事海上洋铜贸易，但经营状况每况愈下。王教授指出，虽然太平天国引起的动荡导致了中日洋铜贸易的中断，极大影响了徽州海商的生意，但这并非其衰落的唯一因素。从长崎的商业文书中可以看到，程稼堂一直就在反复的借贷和周旋中勉力维持，还要面临荷兰、美国等西方国家的竞争，处理的角色和问题是多种多样的。王教授认为，近代以来东亚海域国际格局的变化也是徽州海商衰落的重要原因。

越南是汉字文化圈中与中国联系相当紧密的国家，因而长期也有华侨在当地从事商业活动。厦门大学张侃教授以越南会安地区的商业文书为核心，探讨当地华人经济活动的基本面貌，其中包括家财分割与分家文书、各地华商的地产交易等内容。他指出越南颁布的《国朝契式》明显受到华人契约格式的影响，而会安的町家文书就非常符合《国朝契式》的要求，他提醒我们注意契约文书在支持近代早期华人海外贸易中的作用，以及契约文化对国界以外地区的影响。最后，他提到这些文书中反映的两个和中国传统契约的不同之处：一是当地妇女在田地买卖和契约活动中具有突出的地位，拥有一定的财产处置权；二是会安华人社会中家族和血缘的作用有限，在契约中发挥作用的是具有相对自治权的明乡社及其长老。

虽然这次会议上展示了来自不同地区不同时代的新出文献，但学者们并非局限于各自的新史料和问题。郑振满教授在主旨演讲中就表示，如果看到一批新出的民间文献，就以之为核心写一个题目，这样的研究可以说是危险的，范金民教授也强调，读民间文献当然很重要，但相较而言，更重要的是先要会读书。在分组讨论中，华东师范大学的冯筱才教授介绍了浙南地区畲族文书的内容和意义后，与会学者就如何定义畲族文书、使用畲族身份的人群等问题提出看法，进行交流，针对张侃教授研究的越南会安文书，学者们提出了会安文书和国内契约文书的具体差异、会安地区华人社会的生活状态等问题，并分析越南华人与当地人的婚姻状况，试图对张侃教授提出的问题进行解答。这样精彩的讨论和交流是不会被各自独立的新出文书和具体的研究课题所局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