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探索“大宋史”研究的新可能

9月24日，由复旦大学历史系主办，中国宋史研究会、日本宋代史研究会协办的“10-13世纪东亚史的新可能性：首届中日青年学者宋辽西夏金元史研讨会”在复旦大学光华楼开幕。为期两天的会议，共进行了七场讨论会，有二十位中日青年学者提交了研究报告，每篇报告有两位青年学者进行评论，每场讨论会设有一位总评议人进行综合点评，总评议人分别由上海师范大学虞云国教授、复旦史地所姚大力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包伟民教授、大阪市立大学院平田茂树教授和长野工业高等专门学校久保田和男教授担任。旁听此次会议，记者最大的感受是：这是一次内容充实而颇有意义的会议。

在24日的开幕发言中，中国宋史研究会会长包伟民教授特别谈到了这次会议的三个特征：研究领域跨政权、跨断代；以青年学者为主力的学者群体；中日学界的相互交流。

“我的老师邓广铭先生强调，研究宋史不能研究‘小宋史’，要研究‘大宋史’，要将不同的民族政权视为一体。而且他还有一个说法，所谓‘宋辽金元’，其实辽代比宋代还早几年，就时间来说应该是‘辽宋金元’，我建议下次会议可以把这个标题改一下。每个学者的研究落实到具体的议题上，要实现跨断代、跨政权的研究自然是不太可能，也没有这个必要。我们这里强调的是要有这样的视野。”

“中日学者之间的对话特别有意义。中国的史学有几千年的传统，但近代史学不是对传统史学的延续，而是创立，是受了西方社会科学影响，而东洋史学界是一个向中国转播西方学问的重要码头。如果说，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史学在创立自己的学科体系中需要向日本学界学习，那么，现在这个阶段中日学界需要互相的学习和交流。跟日本学界交流，有助于拓展我们的眼光。”

“近年来，不仅仅在宋史研究领域，历史学的每个领域都在开这样的会，以青年学者为主力，突出这个年龄层的学者群体。就宋史研究领域而言，过去我们也组织过很多这样的会议。”包教授进一步说，“突出青年学者有什么意义？我想，随着学者的更新换代，是可以推进学术的更新换代。有人说，文史研究是年纪越大越好，我不相信。相对于数学等学科年轻更容易出成绩，史学学科确实学者的成熟年纪稍晚，但这并不代表年纪越大，取得的成绩越高。史学的研究，积累是需要的，思辩更重要。现在的学术环境与老一辈的学术环境又有不同，年轻人需要超越，我们也希望年轻人能超越前辈学者，有更多的成绩。”

让青年学者积极发声，以更开阔的视野，多学科多领域的交流共同探索“大宋史”研究的新可能是这次会议最重要的落脚点。“本次会议的主标题‘10-13世纪东亚史的新可能性’，新可能是什么，目前没有现成的答案，因为没有答案，所以我们才要开会，才要一起探索。我们这次会议的主力主要是博士毕业已经有一段时间，个人研究已经有些积累，相对成熟的青年学者，他们更有机会探索‘新可能性’。”包教授在开幕后向记者说道。

如何探索大宋史研究的新可能？当前青年学者的研究存在什么问题？几位资深学者在评议环节和会议最后的讨论环节都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虞云国教授认为，研究者应该更全面、灵活地对待探索、尝试新可能的问题。“陈寅恪强调新材料、新问题、新潮流，这个提法大的方向没错。新材料的发掘，史学界都在努力，宋史研究也有三个新材料，我们现在的研究也都会关注到新材料的运用。但是，宋代的新材料对宋史研究的影响，和秦汉新材料对秦汉史的影响、敦煌文书对唐史研究的影响似乎还不能匹配。也就是说，我们提到的新材料，对一些具体研究或许能提供更多的细节，但对宋史研究的全局没有太大的影响。对新材料，研究者的眼光要放宽眼光。”

“那么，如何用新视野去阅读旧材料？用姚（大力）老师的话是‘榨取’，要我说的是‘穿透’，这个工作要进一步加强。我对这一点也颇有感受。文集中的诗词如何运用到史学研究中，以前的宋史研究者不是没有这么做过，通常是为了某个课题去查阅诗文，这样的使用和从头到底认认真真地去阅读、去使用下去还是不同的。”

“第三点，傅斯年说史学就是史料学，我认为这句话还有另一层意思，史学又是解释学。如何对原先已有的材料、课题做新的解释，这方面还要加以努力。”虞教授在发言中还以自己的研究为例，向座下的青年学者进行说明，“报刊杂志跟我约一篇鹅湖之会的文章。这个话题研究的很多，我想我总要做一个新的解释。于是我提了三个问题：为什么在鹅湖？为什么吕祖谦牵头？为什么传播得那么快，影响那么广？从这三个问题对鹅湖之会又做了自己的解读”，“对前辈学者的研究成果，无论是大的理论架构，还是小一点的，哪怕是微观的具体研究，都可以尝试做出新的解读。跟青年一代学者相比，我们熟悉的工具和外语水平是差远了。如果青年学者在研究中注意一下我提到的这三点感觉，可能未来的‘新可能’会更广阔。”

就为期两天的报告会，姚大力教授指出了中日学者在研究中的两个不同取向及其可能存在的问题。“综合地来看，中日学者在方法论上呈现出两个极端，这不是在批评谁。中国学者偏向于从具体问题着手，寻找跟其他问题的脉络，而日本学者则是从大的问题背景出发，在大的学术背景、问题意识下定位研究课题。前一种做法容易导致的问题是只见局部不见全貌，研究很零碎，而后者如果做得生硬，就会‘承意过高’，你的研究是不是撑得起这么大的架构。这两种切入的路径在学术研究中都需要，是互相补充的，但如果只将其中一种强调到极点会出现问题。中国年轻一代学者需要重视问题意识，否则研究很破碎，你告诉我了‘so’，那我就要问你‘so what’。所以，中日学者要互相切磋、取长补短。”

另外，就研究的“新可能”，姚教授还提出了一点具体的建议。“日本学者早就提出来要重视边缘的材料、民族的语文、域外的语文，我们要了解域外的主体叙述，再回来看我们自己的主体叙事。我觉得可以办一个学者的讨论班，日本学者曾提出中国史研究的几个问题，这个预言很多年了，我们可以回过头做个系统的思考，其中哪些是对的，哪些也许是需要修正的，或许我们就能看到研究的新可能性在哪里。”

包伟民教授认为，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问题，新的学术力量的成长，会带来新的学术问题。另外，有两点要特别注意。首先，在会议报告中，一些学者的研究虽然是相对具体的议题，但都谈及了“唐宋变革”这个大背景、大议题，中日两方面的学者都有这样的关注，但仔细琢磨，同一个学术概念在不同学术团体的语境中是有差异的，日本学者和中国学者如何理解、对待“唐宋变革”这个概念是值得进一步讨论的。再者，科际整合、多学科的交流，也是探索新可能性的一个路径。“在原来的学科内部，可能研究得已经很深入了，但是在学科边缘，不同学科之间的碰撞、交流中可能会引发新的问题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