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 | 西北农民并非靠天吃饭

我们这里“靠天吃饭”，如果收成好，地里一年能收上二三百斤的党参，一公斤三十块钱，背到市场上去能卖四五千块钱。可是只要下了冰雹就没有吃的，下了大雨也没有吃的，只能跟亲戚家借一点。——甘肃岷县村民

别跪了，小寨人，站起来

一条颠簸的砂石路是通往甘肃岷县小寨村的唯一途径，道路的一旁是秃黄而层叠的山峁，时不时夹杂着一小块梯田，在这片地少人多的山区，更显得可贵。紧挨着道路的另一旁是枯竭而蜿蜒的河道。据说夏季一旦雨水过量，河水就会漫出来，将道路淹没，使原本就十分闭塞的小寨村与外界的联系变得更加困难。村中交叉坐落着原始的土坯房和现代的砖瓦屋，村民的经济水平不但能从住房上面判断，更能从房屋与河道之间的距离来衡量。位于高处的房子占了村里的“黄金地段”，而靠近河谷的房子则时常饱受淹水的困扰。

以一切的衡量标准来看，小寨村并没有出众的地方。但是，这样一个偏远而不起眼的村落忽然在2005年成为了媒体和大众关注的焦点。原因来自一封在小寨初中校报上发表的揭露村民乞讨风气的公开信。在这封副标题为“别跪了，小寨人，站起来”的信中，作者李玉平真切地向父老乡亲们恳求道：“你这一跪，助长了他们（弟弟妹妹）厌学乞讨的心理…你这一跪，为今后的生活开了一个乞讨的先例…你这一跪，欺骗了人们的善良…”

李玉平七岁时就被父亲带去成都乞讨，但与其他村民不同的是，他日后成为了小寨村的第一位大学生。在接受采访时，李玉平解释了他“自揭家丑”的动机：“当时乞讨气氛很浓，越来越严重，我实在看不下去了。我的努力不完全是为了自己，我要让村里人看到，到外面读书是有前途的，供孩子读书而不是带他们讨要，是值得的。”

根据后续的新闻报道，小寨村有八至九成的村民都曾外出乞讨过。村支书杨金忠将小寨村贫穷的原因归结为“人多地少，靠天吃饭”：这个人均占有耕地不足1亩的村落，要靠种地为生已经十分不易。再加上恶劣的气候，时有冰雹、暴雨、霜冻等自然灾害发生，使村民们的生活更加困难。

来自西北的狼

今年三十七岁的程小宝（化名）第一次外出乞讨就是由于八十年代初期岷县频繁的自然灾害所造成的饥荒。“那时候天晒雨打，连年冰雹，庄稼都快绝收了，连青稞面也吃了上顿没下顿的。”当时还只有三四岁的他就被叔叔带去了青海、宁夏等地乞讨。据了解，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小寨村民外出乞讨的现象逐渐形成规模。程小宝的家庭虽然一直十分贫困，但在这期间，程小宝并没有再次加入乞讨的行列，而是在家里种地放羊。十三岁过后，程小宝便孤身一人外出打工了，他先在兰州开过路，之后去了西藏、甘南摘棉花、采药草，还在内蒙古淘过金。就这样维持了十来年，直到攒够了钱回家结婚生子。

程小宝第二次外出乞讨的原因不再是为了填饱肚子，而是为了还债。2008年，程小宝刚刚出生六天的大儿子生了一场重病，镇里的医务所看不好，只能上县城的大医院治。一天的医药费就是三千多块，一共花了三万块钱。“那个小孩就直接中风了嘛，咬住牙齿不吃饭。三天，四天了，然后他手就像这个样子（比划着双手握拳，紧贴胸口），你扳也扳不下去。我就莫办法了，我就给我舅舅打电话，我舅舅说：‘你不要愁，我给你想办法。’就在县上找了个好一点的医院……那时候医药费全是借别人的，好多的亲戚朋友，给我三千，两千，一千，八百那样凑。”

可是不论怎么凑，钱还是不够用，无奈之下，程小宝又借了四千元的高利贷，每个月百分之三的利息，这样一个月就要多还一百二十块钱。程小宝解释说，虽然村里有零时工可以做，他也可以再次外出打工，可是这类工作都只能在期满之后才能拿到工钱，眼见着利息越滚越多，也不是办法。岷县县城里也有一天三百元的活——装水泥，但是程小宝说那活干了十年以后就是病人了，他不愿意干：“身体是赚钱的一半，没有身体怎么赚钱？我生病的话我孩子怎么办？钱是慢慢挣的，不是一下子挣的。现在是文明社会不能抢别人的，偷别人的吧？”

程小宝说他宁愿饿死也不会用违法的手段来挣钱。最后实在没有办法，只能等到儿子六个月大的时候抱着他外出乞讨：“大冬天，如果是你的小孩，你能舍得带出去要？我就是实在是莫办法……”

程小宝以唱歌的方式来乞讨，他说这个灵感来自他小时候在电视上看到的一部电影，是一个外国瞎子在中国靠唱歌乞讨的故事。程小宝说他刚开始在大街上唱歌的时候十分不好受：“嘴巴又疼，嗓子也干，心里面特别紧张，而且感觉丢人。谁有钱会天天阿姨叔叔的那样？”

在乞讨的过程中，程小宝认为他遇到的百分之九十都是好人，只有一小部分不好、不文明的人。有人骂他偷抱别人家的孩子，说他“不得好死”，每当如此，程小宝就会默默拿出随身携带的户口本，平静地向骂他的人解释他的遭遇。一次，有个妇人不信，报了警，说他拐卖小孩。但派出所的警察不但出面解释说他已经调查过程小宝了，那是他亲生的孩子，还给了程小宝二十块钱叫他给孩子买点好吃的。有一次程小宝差点和人发生肢体冲突，对方脱口而出：“我东北人还怕你啊？”程小宝反击道：“你找错人了，我是来自西北的狼！”

就这样，程小宝如同独狼一般，只身带着孩子闯荡着大江南北。偶尔，他也会遇到和他处境相同的人。有一天，他看到一个中年妇女抱着孩子坐在零下20摄氏度的地上要钱。“她一天也不容易，她坐着屁股也疼呀。”程小宝走过去给了妇人十块钱。他解释说：“我也其实不太容易，我带着孩子，连房子都没有，无家可归的，我还给她十块钱……（正是因为）我也有孩子，我才能理解她。”

地震与重建

程小宝要到一点钱还一点债，有的时候四十来天还一次，也有十几天还一次的。就在他即将还完所有欠款的时候，一场大灾难又从天而降。2013年7月22日，甘肃定西区域发生了重达6.6级的地震。小寨村所属的岷县一共有九十二人遇难，绝大多数的伤亡都来自土坯房的倒塌。这些用黄泥烧制的土砖堆起来的旧房屋，在地震时，是如此的不堪一击。早在地震发生的前一年，甘肃省建设厅就曾发过指令，计划对于十六万户存在安全隐患的危房进行补助，要求改造后的房屋统一为砖木或砖混结构，并达到抗震安全要求。随后，定西市也下达了相关实施细则。但是由于贫困区域较大，调拨资金和指标有限，大多数村民在地震之前依然住在老旧的土坯房里。

地震过后，政府为了帮助村民重建房屋，将补助金额由原来的一万元提高到了四万元。但前提是，村民新盖的房屋必须达到政府制定的安全要求，等到验收合格之后，才能拿到补助。这项政策对有一定经济能力的村民来说，无疑是一种鼓励。先买好建筑料材，再雇上几个有经验的劳力，一栋两层楼的砖瓦房在几个月内就能完工。地震过后的一年，有一部分村民已经盖好新房，安顿了下来。对经济水平较弱的家庭，重建的过程就缓慢了许多。由于没有钱雇佣劳工，村民们便结为互助组，彼此之间帮忙盖房。你帮我一个礼拜，我帮你一个礼拜，人工费相互抵消。

即便如此，对程小宝，就算省掉这项开销，盖上新房也还是一件遥远而漫长的事。程小宝是上门女婿，没有属于自己的地。结婚后他和媳妇还有三个小孩一直在岳父岳母家住。这间房子在地震时塌了一半，剩下的一半也岌岌可危。 程小宝（指着裂着缝的墙）叹气：“这如果下暴雨的话就完了。这房子都不能住！现在就是坚持，实在莫办法！”无奈之下，在地震过后的三个月，程小宝再次开始他的乞讨生活。

2015年4月，程小宝终于靠乞讨得来的钱，买下了五分地用来盖房子。卖地的人因为儿子结婚，女方家里要求十天内准备十七万的礼金（统计数据显示岷县人均年收入为四千三百五十元，彩礼相当于年收入的三十九倍），只能低价转让土地。除去买地的花费，程小宝盖房子所需的钢筋、水泥都是赊的。至于劳力，只有他和弟弟两个人。比起邻居们花四五万元盖的两层楼，程小宝的房子只有一层。因为都是自己在干活，目前包括买地的花费一共是两万八千五百元。“白天晚上地干活太累了！我们（指他和弟弟）连续干了四十五天的活才把基本的框架盖好，”程小宝叹气道，“也不知道最后能不能拿上补贴。”

低保和黄芪

程小宝不确定自己能否能拿到四万元的建房补助的原因，是因为他们家一直申请不上低保。程小宝自己本身没有土地，一家老小七口人仅靠着媳妇家一亩不到的地过活。照理说他们家的经济状况符合农村低保“人均纯收入低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评选条件。可是，程小宝屡次申请低保，却一直失败。

理论上，低保的评选过程是这样的：先由村民提出申请，村委会再对提出申请户家庭成员、收入等情况进行核实，然后由村委会成员、村民代表及其他人员成立的评议小组进行评议。再将入选名单上报到乡镇政府，由乡镇政府再进行核实，最后报送县民政局审批。

但是，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这些程序往往难以得到全面落实。以乡镇政府审核为例，因为乡镇级民政干部大多只有两人，任务重、时间紧，要他们挨家挨户逐一核查，这几乎是不可能的。村里上报的名单难以得到真正的监督和核实。因此，在农村低保的评选过程中，容易出现“人情保”、“关系保”的怪象。

还有一个解释是，岷县的低保名额较少。当地的一位负责人解释道：“该地区的低保覆盖率在百分之二十左右。如果一百人当中有五十人都符合情况，但是只能选出二十个最贫困的成为低保户。”这主要是由于低保资金以地方财政收入为主，因为岷县本身就属于贫困县，财政困难，所以没有能力承担所有低收入居民的最低生活保障资金。

作为扶贫开发的一部分，当地市、县级政府正在积极宣传和推广中药材的种植。位于甘肃东南部的岷县虽然土地贫瘠，但却十分适于黄芪、当归、党参等中药材的生长。早在南北朝时期，这里出产的黄芪已经闻名天下。南朝著名药学家陶弘景在《本草经集注》上写道：“黄芪第一出陇西（今甘肃东南部）、洮阳（今甘肃临潭）色黄白，甜美，今亦难得。”

据程小宝回忆，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就有农民开始种药材了，但是十年前因为药材回收价格提高了，所以种的人就多了起来。目前，中药材已经成为了村民经济收入的主要来源，家家户户的地里都种上了药材，但是每过两三年就要换着种些大豆和青稞，以保养土地。当地村民的确有靠种植药材发家致富的。“如果在山里有好几亩地，药材价格好的时候，一年收入多的能达到二三十万。”不过，程小宝说真正能靠药材致富的人还是少。第一，因为药材对土壤和温度十分挑剔：“在山沟里面，越凉的地方（越好），到5、6月份的时候才达到一个22、23度，那地方才行。如果达到25度到28度就种不了了。有的地方产量好的话每亩能收三百斤，不好的话只有一百五十斤。”第二，小寨本身就地少人多：“大一辈的可能有地，但是分家的时候两个儿子一人一半， 如果四个儿子那就只能一人四分之一。分来分去不就没地了嘛。”

去年，程小宝由于忙着盖房，顾不上给地里拔草，所以雇了两个人在地里帮忙，一天两个人一百二十元，要干三天。去年的气候好，黄芪也长得特别好，但是由于这几年种植药材的人越来越多，药材价格不好，只卖了九千元。除去七千多元的成本（幼苗、化肥、人工），程小宝只赚了两千元。他说，相比之下，这已经算是收入好的了。他的弟弟去年不但没有赚钱反而赔了一万元，村民里赔两三万的人也有。“有的人家急需用钱，等不及价格上去就卖掉了。”

靠天吃饭？

“靠天吃饭”这个四个字经常出现在关于甘肃农村贫困问题的阐述和研究中，成为了解释这一现状的最大原因。这个词有两层含义：第一，“靠天吃饭”的“天”指的是恶劣的先天条件。甘肃省崎岖的地形和贫瘠的土地使其无法像平原地区一样推行大规模、机械化的农业生产。此外，由于地处青藏高原、黄土高原和西秦岭山脉的交会地带，受大陆性气团、副热带暖湿气团的交替影响和地形对大气抬升的作用，甘肃省容易遭受极端天气以及冰雹、暴雨、霜冻等自然灾害的袭扰。同时，甘肃省东南部又位于南北地震带中的临潭—宕昌断裂上，遭遇地震的几率较大。种种自然和环境因素的限制，使农业人口占百分之七十的甘肃省在经济发展上不得不“靠天吃饭”。

第二，“靠天吃饭”指的是听天由命的消极态度。曾经写信呼吁“小寨人，站起来”的李玉平认为村民外出乞讨的原因之一就是缺少自立自强的生活态度。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他表示：“我对拯救家乡人的灵魂负有责任。” 李玉平并非一人，早在上世纪初期，中国现代思想家鲁迅和陈独秀都曾批判过国民消极悲观的态度。陈独秀在《亡国篇》里写道：“中国人甚至对与自己有直接利害关系的事情也消极起来，只知道听天命，不知道尽人力，创造出了‘靠天吃饭’，‘万事自有天作主’，‘万般由命不由人’，‘拗得过人，拗不所过天’等俗语。”

对程小宝来说，乞讨不仅是暂时解决经济困难的方法，也是一种累积资本的途径。他不仅依靠外出乞讨将儿子看病所欠的贷款还清，同时也把得来的钱用作地震后重建房屋的资本。程小宝并非是知识分子眼中只会“靠天吃饭”的被动的个体。相反的，他一直都在积极地变通，不断适应新的环境，想方设法地改善他的生活条件。

在我们跟随程小宝回家的路上，他突然在一栋两层楼的水泥房前面停了下来。屋子的底层用来摆摊作生意，左手边的桌子上整齐的排列着几样并不新鲜的水果，右手边则堆放着两叠铁鸡笼。程小宝上前跟站在鸡笼后面的妇女嘀咕了几句，妇女伸出左手从笼子里飞快地抓起一只鸡，右手握紧菜刀，晃了两晃，鸡的脑袋就滚到了地上，翅膀依然奋力地在半空中扇动着。两分钟后，程小宝拎着黑色的塑料袋向我们走来，对我们说道：“那个买鸡的老板家前四五年也出去要过，现在在做买卖，也不欠钱。”停顿半响，他又说：“那些要回来的人，只要不欠别人的就买面，买粮，也有投资的，买当归、黄芪苗子的。也有买车开车赚钱的。”

程小宝说现在他的孩子们渐渐长大了，该上学了，他也不想再出去乞讨了。今年他又攒钱买了一部三轮摩托车，希望能将黄芪运到县城里的中药材交易所，卖出更好的价钱。

本文全文英文版将刊于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中华全球研究中心网站（chinoiresie.info）。

任璐蔓 （Annie Ren），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文化、历史、语言学院博士候选人；米栉（Adam K. Frost)，哈佛大学历史与东亚语言学博士候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