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丁·瓦尔泽：成功的爱情是交易，不成功的爱情是不幸的幸福

过去一周，德国在世的最伟大的作家马丁·瓦尔泽来中国了。这是这位89岁的老作家第三次造访中国。

在德国战后文学史上，他和海因里希·伯尔和君特·格拉斯这两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并称为德国文学的三大旗帜性人物。而就文学地位来看，他和格拉斯则长期交替主宰德国战后文坛，有评论说，有时瓦尔泽是“文学君主”，而有时格拉斯是“文学君主”。但在中国，格拉斯拥有大量的普通读者，资深文学爱好者也会去阅读伯尔，而瓦尔泽常常还是个比较陌生的名字，尽管他的作品也大量在国内出版。

伯尔和格拉斯都已作古，而瓦尔泽依然宝刀未老，他还在出版新作。放在世界文学史上，这样拥有长盛不衰的创作力的作家都不多见。

9月23日，马丁·瓦尔泽在上海期间接受了澎湃新闻记者专访。

如果我知道小说的结尾，还写它干嘛？

澎湃新闻：歌德说过，“我爱你，与你无关”。但有意思的是，你笔下的歌德恰恰是“我爱你，怎么可能与你无关”，你怎么看呢？

瓦尔泽：我没听过这句话，哈哈。不管这句话是不是来自歌德，我的这本小说都和歌德的这句话没关系。

澎湃新闻：在您与译者黄燎宇的通信中您写道，写《恋爱中的男人》时你非常激动，为什么会如此激动？有评论家认为躲在面具后面的不是歌德，而是瓦尔泽，您是有把自己代入进去吗？

瓦尔泽：是的。说得原则一点，我喜欢我小说里所有的人，即便是读者眼里的反面人物，我也喜欢他。而且我赞同人物对于这个世界的态度，我是带着爱来写所有的人物的。

在我写的时候，我的书桌会对我的写作作出反应，因为我写得激动，桌子会震颤。不兴奋，我就没法写作。

我经常进入到小说写我的阶段，有一些句子，写的时候还不知道，突然就冒出来了。

我很喜欢拿我的同龄人伯尔（海因里希·伯尔，德国作家，197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做比较，他写小说总是有一个设计好的计划，但我从来不知道小说的情节，不知道结尾，是小说自己制造了它的结尾。我听命于我的小说。

在我即将出版的小说《童贞女之子》里，有一个人物，现场演说从来不准备，这就是我本人的写照。如果我知道小说的结尾，我还写它干嘛？

澎湃新闻：您怎样看待爱情小说里的性描写？有评论说你后来的小说里性描写越来越多，你有没有觉得今天的爱情小说里充斥着性行为的描写？

瓦尔泽：如果让我自己来评论的话，恰恰相反。以前性描写比较多，而且是把性描写作为一种叙事，后来的小说反而越来越少。从《恋爱中的男人》到《第十三章》，再到《一个寻死的男人》，很少性描写。尤其《第十三章》，性描写根本没有，但我又是用最高音、最高调来谈论爱情，而且得到德国评论界的一致赞誉。

我以前写性描写，也是从文风、文体上进行一种挑衅。就是我写性，但是没有成为下流、黄色文学。

我最后给人留下性描写印象的小说是《爱的瞬间》和《恐惧之花》，再之后就是纯粹的爱情了。

说到当代德国文学里的性描写，确实，尤其是女作家，写性的话，肆无忌惮，洒得很开。但我的《恋爱中的男人》和《第十三章》都没有性描写，结果得到了德国评论界的一致赞赏。但为什么这么写，我也没有怎么着，我就是这么写了。

澎湃新闻：从文学史来看，爱情文学似乎都是以讲年轻爱情的占主流，老年人的爱情很少得到呈现。您的《恋爱中的男人》和《一个寻死的男人》都是写老年男人的爱情，是不是有意识地要跟这样的一个被年轻人主宰的爱情文学传统进行一下挑衅？

瓦尔泽：在《恋爱中的男人》之前，我其实已经写了好几本了，写这种老少恋，男的比女的大二十岁、三十岁，结果女性主义评论界骂声一片，骂我是老色鬼。结果我写歌德，歌德比这个女的还大50来岁，结果不仅不再骂我，还夸我。

澎湃新闻：为什么你写歌德，她们就夸你呢？

瓦尔泽：因为他是歌德，歌德有特权。

澎湃新闻：有的西方的激进思想家认为，让日常生活保持激进性的方式之一就是堕入爱情，爱情打破了现实世界的那一套规则，爱情让你活得像一个人，你怎么看呢？

瓦尔泽：爱是自在之物，它是为自身服务的。爱不管它怎么疯狂，怎么摧毁日常生活，打破这种平庸，但它不是作为手段，它是目的。爱是为了它自己，而不是为了打破规范性、平庸性，而去爱。

澎湃新闻：最后，再问一个老掉牙的问题。记得伊朗电影大师阿巴斯说：爱情除了是一种幻觉是什么都不是，你认同吗？

瓦尔泽：我认为这句话应该改一下，改成：没有幻觉的话，爱是不可能的。

实际上，我最重要的写爱情的一本小说《独角兽》还没翻译成中文。前两年写了一本小说，（大致可以翻译成《布景和导演》），这也是一个爱情故事，最后是一个不幸的结局。主人公在结尾进行了反思，得出的结论是：只有不幸的不成功的爱情才是真正的爱情。只要是成功的爱情都是一种交易，或交换，我给你，你给我，你给我越多，我给你越多，然后不断升级。而不成功的爱情，是不幸的幸福。它本身是种幸福，但是通过不幸的方式表现出来。

（感谢北京大学德语系黄燎宇教授提供的翻译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