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旭东：抗战时胡适主张的“学术独立”为何会失败？

胡文辉先生《拟管锥编》中有《曲学阿世》一篇，辑录古今“曲学阿世”之语用，末即引此节，并说：“可见胡适心目中的第一要义，是不能‘曲学’，即不能损害学术独立；即使是出于正当的政治目的，甚至打出爱国旗号，也不能以‘曲学’为手段，使学术沦为政治的面具”。

读到《那些“到陕北去”的年轻人》一文，署名范雪。文章作者找到一位西南联大学生1938年写给朋友的一封信，信里提到学生要不要参与政治的问题，并记下当时联大的口号是：“革命的去，不革命的来，反革命的装算”。所谓“革命的去，不革命的来”指西南联大反对学生掺和政治。信主人说“而且这也是真的”。并有国民党某部视察员的演说辞为证，其云：“上前线的思想错误，死读书成功后再报国的最为理想，遇事一切马虎的也不失中庸之道。”信主人的解读是：“自然，无法生活的去了，留下的大部分是达官富人的子弟，其次也是附庸于此阶层的分子，你说政府能不替‘自己’的子弟尽力效劳以求若辈安全舒适，将来还可步武父兄后尘，光前裕后么？这是我对联大一般教育机关的看法。虽然自知难免过火，却没有比这更适合兄弟目前的心境了（《东方早报》2015年7月9日文化版）。”

问题在于爱国情绪应当得到引导，以防堵塞形成反作用。当时有不少人意识到优秀青年有亲共倾向，后来钱穆更大发感慨。钱先生在1971年前后给学生讲欧阳修的《新五代史》，谈到欧史“呜呼来呜呼去”用了很多“呜呼”，就说：“（欧史）只是很薄的一部书，看了让我们晓得黑暗乱世究是怎么一回事。我恐怕将来我们有人来写中华民国六十年史，也会来个欧阳修，写了许多呜呼，只叹气我们跑到此地。总有人应该负这责任。我们亦该回过头来看看，想想我们在大学里读书做学问，有没有人能从此民国六十年，知道我们走错了路，而想要换个方向？我们没有这样的人，只是跟着下去。诸位直说要‘反共’，但不能不问共产党从何来，为何从前在大陆许多青年信共产主义，我们又该拿什么来反？诸位讲历史，定要讲到整个的大的文化传统、国家社会；要能关心在这个地方，千万不能只限在自己一个狭小的论文题目之内，说就是我要做的学问了……天下事，不是一根木头可以撑一所房子的（钱穆《中国史学名著》，九州出版社，2012年，238-240页。以下所标页码皆此书）。”你看他就讲到当时很多优秀青年信共产主义。胡适理论正确而最后失败，这也算是一个典型案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