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泓：邓颖超故友“韩家姐妹”钩沉

她们曾经被周恩来总理称为“韩家姐妹”。周总理夫人邓颖超大姐，更是与韩家五姐妹中的三位从天津读书时就相熟，和其中的一位在“觉悟社”还有战友之谊。

她们是二十世纪初中国女性接受现代教育的一代先驱；她们的婚姻，将各自的人生无可回避地卷进了历史的漩涡；她们的命运与中共的统战政策结下了不解之缘。

母亲家族的故事要从“天津八大家”说起：据史料记载，自清朝咸丰初年（1851年）起，天津城里就流传着一个关于八大家的口诀：“韩、高、石、刘、穆、黄、杨、益照临” 。排名第一的“东门外韩家”，又称“天成号韩家”，从事海运业，是靠海船、海运发迹的。

韩家到了上个世纪初，离开天津落户北京，买下了北京南城西琉璃厂尽头南柳巷的一处大宅院，共有101间房。南柳巷25号大宅门里的当家人，正是我母亲的奶奶卞氏，有的称她为卞家老太太，有的称她为韩大奶奶。

韩家阴盛阳衰。韩大奶奶生了两个儿子，但小儿子夭折，只剩下韩振华独苗一个：韩振华，号诵裳，正是我的外公。韩大奶奶生了五个女儿：韩俊华、韩升华、韩咏华，韩恂华、韩权华，个个如花似玉。

众人皆佩服这位老太太思想开通。她先解放了女儿们的脚，除了大女儿以外，其他女儿都是天足。她还鼓励女儿们读书，从五六岁开始就送她们进严氏女塾，以后上了专科、大学。女子留洋读书，这在当年是很容易遭非议的事，但她一锤定音，让韩恂华、韩权华去了美国留学。那可是上个世纪20年代的稀罕事。

当然，韩家老太太的开明，受到了中国近代著名教育家、被誉为“南开校父”的严修（范孙）先生的影响与助力。清朝末年，韩家还在天津时，就与严修先生结为通家之好。

1902年严修先生去日本考察教育，对女子教育产生了浓厚兴趣。回国后，他于同年冬天在家中创办了严氏女塾。念书的主要是严家女子，也有几个亲友家的孩子，包括韩家姐妹。严家按照韩家的排行称呼她们为“韩四姐”、“韩五姐”。

1905年严氏女塾改为严氏女学，这是天津最早的女子小学堂。同年严修先生又参照日本的模式创办了严氏蒙养园（幼儿园），还开办了“保姆讲习所”。这也是中国最早培养幼儿师资的学校。

韩咏华16岁从严氏幼师毕业，本想南下去金陵女子大学继续求学，但遭到父亲反对：“严老培养起来的人，应给严老效力。”于是韩四姐、韩五姐成为严氏幼稚园最年轻的教师。

如果说韩家四姐、五姐赶上了严修先生在天津首开女学，韩家六姐韩恂华则赶上了蔡元培先生在北京大学首开女禁。从1920年初开始，北京大学先后分三批招收了9名女生为旁听生：江苏3名、甘肃1名、贵州1名、四川2名、安徽1名、天津1名。其中来自天津的就是韩恂华。这一年韩恂华21岁，她选择的专业是北京大学哲学系。

我很早就听说六姑婆韩恂华当年不是等闲之辈，还不仅因为她是考入北京大学的第一批女学生，听得最多最生动的是来自她本人的一个描述：“五四学潮时，天津学生游行队伍里，男生这边举旗子的是周恩来，女生那边举旗子的就有我韩恂华。” 直到后来我在采访中接触到一些人物和史料的时候，才知道这真不是夸口。

韩恂华中学时代就读于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与邓颖超、刘清扬、郭隆真、张若名等人是同学，很早就接受了进步思想。她参加过著名的天津青年学生进步社团觉悟社的活动，并且是觉悟社的一员。

韩家最小的女儿韩权华，追随姐姐1922年也考入北京大学文科预科。19岁的“韩七姐”长身玉立，洒然出尘，一入学就被捧为北大“校花”。但是非也自此而起，据家里老人回忆：当年追求她的人排队，时常要把找上门的轰走。后来为了躲避骚扰，她转学到女师大，师从刘天华，也由中文改学音乐。毕业以后，河北教育厅保送她官费留学美国，在离华盛顿不远的巴尔的摩城皮尔德音乐学院专攻音乐史。

千里姻缘一线牵。严修先生不仅导引韩家姐妹走出深闺，接受西方现代教育，还做月下老人，送出两根红线成全了两对姻缘。

韩四姐、韩五姐相隔两岁，相貌酷似。当年到严氏女塾上学的时候，一水儿男孩打扮：素净的长棉袍，厚厚的毛坎肩，一头长发盘进帽子里。

严修先生为她俩选中的夫婿都是书香门第出身的“海归”，后来还都有一个共同身份：大学校长。只不过韩升华（四姐）嫁给了西北大学前校长傅铜，韩咏华（五姐）嫁给了清华大学前校长梅贻琦。

当年两位校长夫人，近似孪生姐妹的相貌，屡屡出现这样的误会：韩升华到清华，常有人同她打招呼，以为她是梅夫人。而韩咏华参加什么聚会，也有人惊奇：“怎么傅太太也来了？”

六姐韩恂华北大毕业后，去美国留学，回国后出任协和医院第一代营养科主任。她嫁的也是“海归”，而且嫁入了一个“海归世家”。韩恂华的公公就是清朝末年首批公派留学生。丈夫邝寿堃则留学于美国明尼苏达大学采矿系，1925年学成归国，先后在中国最早一批现代煤矿北京门头沟煤矿、河北唐山开滦煤矿担任总工程师。

只有七姑爷卫立煌的出现，打破了韩家女婿“不要当官的”这条不成文的规矩。

卫立煌，字俊如，时任国民政府陆军副总司令。中年丧偶，第一任妻子朱韵珩1939年秋天病逝。此后提亲者不断，一度甚至盛传蒋介石宋美龄介绍孔家小姐为他续弦。1941年在美国檀香山教书的韩权华，经人搭桥，收到了卫立煌写来的信，“每张纸几十个核桃大小的字”，字里行间感情真挚，又有行伍的直截了当：“希望你回来帮助我。”韩权华感念他是抗日英雄，同意了，但因与学校有合同，不能马上启程回国，后来发生珍珠港事件，日美宣战，想回也回不来了。她只好写信告诉卫立煌，不要等她了。但是卫立煌坚持等待，独身生活6年，直到抗日战争胜利前夕如愿以偿，此时的韩权华也已经42岁了。

1948年冬天。国共两党对决，北平兵临城下。

韩家姐妹的人生之路在这里大转弯。

这一年的秋天，在清华园内，梅贻琦与韩咏华居住的甲所，韩家留下了最后一张全家福。

这个家族枝繁叶茂：韩家（我的外公）三子两女、李家（韩大姐）二子一女、傅家（韩四姐）二子四女、梅家（韩五姐）一子四女、邝家（韩六姐）三子一女；只有嫁给卫立煌的韩权华（韩七姐）没有亲生的子嗣。

最后，两家走了，四家留下来了。

1948年12月，梅贻琦搭乘国民党的飞机南下。国民党政府再三邀请他入阁，梅贻琦维持了一贯的中间立场，他对新闻记者谈话说：“不出来对南方朋友过意不去，来了就做官，对北方朋友不能交代。”他以参加联合国教科文会议为由飞赴巴黎，后辗转到美国纽约，在那里一直住到1955年。

1948年11月底，韩咏华已经在丈夫之先，带着大女儿祖彬及两个外孙，搭亲戚的飞机离开北平，先到广州，又转到香港暂时寄住，1951年才与丈夫在纽约团聚。

几乎同时，1948年12月，卫立煌与韩权华也走了。他们是非走不可的，卫立煌被蒋介石任命为“东北剿总司令”，因兵败辽沈撤职查办。蒋介石对他戒心很大，一直秘密监视他的动向。卫立煌是包了一架陈纳德民航队的飞机飞离北平的。此后一路和国民党特务捉迷藏：上海、广州、南京，直到1949年阴历年初三，卫立煌和韩权华在上海登上英国轮船才逃脱罗网抵达香港，在香港寓居6年。

1955年早春。中南海西花厅。

邓颖超的秘书生病请假了，由韩振华的二女儿韩德莊（我的姨姨）临时代理。韩德莊1945年进燕京大学读书，参加了北平地下党。周恩来见到她时说：“一看你就是韩家的气质。”

也正是在这一年，中共发出“爱国一家”、“爱国不分先后”的号召，对流离海外的著名人士开展统战攻势。周恩来获悉卫立煌有归国之意，但卫夫人韩权华有顾虑，因为卫立煌是1948年12月25日共产党公布的43名国民党战犯中的第28名。为了做韩权华的工作，周恩来与邓颖超特地委派韩德莊去请六姑韩恂华进中南海，到总理家里吃饭。韩恂华曾回忆说：“邓大姐表示：老朋友，就吃家里的饭了。”那天吃的是烧饼夹酱肉、炒鸡蛋、两个素菜，还有小米粥。周恩来、邓颖超嘱韩恂华给韩权华写信：请妹妹放心归来。

同时，周恩来嘱韩德莊手书一封：“在太原晤过面的那位朋友，请姑父和姑母回来。”抗日战争初期周恩来和卫立煌在太原曾有过彻夜长谈，他说：卫先生看到这段文字就会明白。

1955年3月15日，卫立煌偕夫人韩权华从香港经澳门回到广州。卫立煌发电报到北京向毛泽东、周恩来、朱德致敬，报告他已经回来了。同时发表了《告台湾袍泽朋友书》。

4月4日接到周恩来总理办公室电话，说总理有要事出国，临行前想会见卫立煌及夫人。4月6日上午卫立煌及夫人到达北京，下午5点周恩来、邓颖超就在家中设宴招待了他们。韩权华援引“山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的诗句，感慨“回来亲眼看到实际上焕然一新的面貌，实在超过想象不知多少倍”。

卫立煌于1960年1月17日去世，终年64岁。1月20日上午在中山公园举行了首都各界公祭大会，由周恩来总理主祭。

卫立煌去世后，韩权华被安排为国务院参事，1975年又被选为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大会主席团成员。邓颖超一直与她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或电话问候，或登门拜访，有时带着鲜花，有时提着瓜果。每次来家探望事先都不打招呼，不愿兴师动众。十年动乱期间，邓颖超不顾政治形势的险恶，仍然几次上门看望韩权华。

1977年初夏。北京饭店。

邓颖超设宴招待旅美归国的原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夫人韩咏华。她特意由天津请来“狗不理”包子店的名厨，做了一桌正宗的天津菜。

1974年中美关系解冻，韩咏华随美籍物理学家任之恭先生第一次回大陆探亲参观。

那次邓颖超设宴招待了任之恭一行。邓颖超对韩咏华说：“希望你以后常来常往。”韩试探地表示：“再来就不走了。”邓颖超回答：“那也可以呀！”

当时韩咏华和女儿侨居在美国纽约。丈夫梅贻琦1955年即从美国到台湾新竹创办“清华原子科学研究所”，以后发展为新竹清华大学。韩咏华没有跟着走，留在了纽约。

1960年梅贻琦患骨癌病重，韩咏华赶到台湾照料他，一直陪伴了两年，梅贻琦1962年病逝。他们唯一的儿子梅祖彦在美国完成学业后，早在1954年就回到祖国，任教于清华大学水利系。

韩咏华回美国后即向中国驻美联络处写信，要求回国定居。但那时候国内“四人帮”还在作乱，此事久久没有音讯。直到“四人帮”倒台以后，1977年2月邓颖超在一场活动中见到韩权华，主动告诉她：“你姐姐快回来了！”果然，四个月后84岁高龄的韩咏华落叶归根，终于回到北京定居。

韩咏华于1994年8月以百岁高龄在北京谢世。在八宝山向“梅师母”做最后告别的学生行列里，留下了一长串学林泰斗的名字：周培源、钱伟长、汪德昭、陈岱孙、赵访熊、施嘉炀、汤佩松、顾毓琇等。

文章写至此，一直没有提及韩家大姐韩俊华，因为她比四位妹妹年长许多，没有赶上接受现代教育的机会，也是姐妹中唯一缠过足的。她早早出阁，嫁给了“天津八大家”（后）的“茶叶李”家，但一直住在南柳巷。

韩俊华自己虽然没有上过西学堂，但她把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分别送到美国和欧洲留学。

她的女儿李惠年1936年赴法主修声乐，女婿汪德昭1934年就进入法国巴黎大学郎之万实验室攻读研究生，所从事的大气中大小离子平衡态的研究成果，被国际物理学界认为是“目前普遍接受的朗之万-汪德昭-布里加理论”。

汪德昭、李惠年夫妇与卫立煌后来的海外归来有密切关系。故事要从1947年春天讲起。卫立煌卸任远征军司令以后赴欧美考察。始到英国，夫人韩权华便致信在法国的姨侄婿汪德昭。于是这对夫妻担任了卫立煌夫妇在法国、比利时、荷兰、瑞士考察的翻译兼秘书。

卫立煌想见汪德昭还有另一层缘故：汪德昭是留法左派学生领袖，他在和汪德昭见面不久，就开门见山请汪助他和中共联系。

这个长时间的谈话是在泛舟瑞士雷梦湖时进行的，瑞士政府为卫立煌夫妇包了一只游艇。卫立煌和汪德昭在游艇客舱中交谈得十分投机。回到巴黎以后，卫立煌即执笔写下一封致中国共产党的电报，主要内容是：“我意尽快结束内战，决心站在人民一边，与‘有关方面’进行军事的、政治的及其他一切合作。顾及个人的环境，希望绝对保密。”此电报由汪德昭和韩权华分别译成法文与英文。

汪德昭原本一介书生，与中共并没有组织联系。可是，面对国家、民族的命运抉择，他慨然承诺，将信转送。后来，他通过好友、法共党员与苏联驻法使馆接上关系，辗转将消息转达到延安。不久，周恩来就循原来的渠道，将指示反馈给汪德昭。汪又按与卫原来商定的密码，将此转达给卫立煌：大意是“可以利用目前情况相机行事”。此时卫立煌已被蒋介石任命为“东北剿总司令”。

卫立煌看后心中有了底。他也用这个密电码打电报给汪德昭，请汪来东北到他身边工作，帮助他继续与“某方”联系。汪德昭和李惠年夫妇经过认真思索，辞掉了在法国待遇优厚的工作，变卖家私，1948年4月举家回到阔别15年的祖国。汪德昭旋即只身飞往东北，被卫立煌任命为少将副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

但由于蒋介石的钳制，卫立煌知道在东北战场公开起义行不通，于是从始至终采取按兵不动的原则。其间于3月、5月、9月三次被召到南京面聆蒋介石训示。不管蒋介石怎么说，怎么发火，卫立煌始终坚持自己的意见。于是借机造成了战局有利于东北人民解放军的态势，并采取措施阻挠实施破坏沈阳的计划，保护了沈阳许多重要工业设施和文物建筑。

1949年初，卫立煌夫妇到了香港，汪德昭也到了香港，帮助卫立煌和中共再牵上线，然后他们夫妇携子汪华重返巴黎。七年以后，响应周恩来总理的号召，汪德昭、李惠年夫妇再次回国，终于实现了梦寐以求报效祖国的愿望。

但十年动乱中，在卫立煌海外归来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的汪德昭、李惠年夫妇，却因此事遭受审查。1986 年中共中央联络部部长罗青长写了一份证明信，说明当时情况。这封信为这段家国历史拨乱反正，为汪德昭、李惠年夫妇彻底正名，也间接地解脱了韩氏家族所有为此受过牵连的人。

（本文原刊于9月6日《北京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