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斯鲍姆认为我们不该发怒，但发怒总比做心机婊好

当一本哲学书的书名由六个单词组成，而其中五个是抽象名词时，你难免会担心这是本充斥着枯燥的逻辑分析、读来让人头疼的大部头著作。不过如果作者是玛莎·纳斯鲍姆，那你大可不必担心。纳斯鲍姆是她这代人中最多产、最具洞见的思想家之一，虽然奇怪的是，她在英国被低估了。在她那里，哲学家对概念清晰性、思考严密性的要求和小说家对叙事、艺术及文学的兴趣完美地结合了起来。而这种结合的结果便是大量令人惊艳的著作，这些著作横跨了政治、伦理、情感这些彼此重叠的领域。

愤怒只有在犹太教-基督教传统中才拥有较高的地位

纳斯鲍姆的最新著作《愤怒与宽恕：怨恨、慷慨、正义》（Anger and Forgiveness: Resentment, Generosity, Justice）检省了愤怒和宽恕在私人领域、政治领域以及在这两者之间的“中间地带”的意义。所谓“中间地带”，指的是我们作为同事、熟人和同胞彼此发生关系的领域。该书独树一帜，属于那类关心政治完善、社会完善和自我完善的学术之作。

纳斯鲍姆在开篇讨论埃斯库罗斯的三联剧《俄瑞斯忒亚》时，概括了这本书的核心论点。在《俄瑞斯忒亚》的最后部分《欧墨尼得斯》，雅典娜通过建立法院、法官和陪审团结束了血腥的复仇循环。这使得理性制定的法律取代了古老的复仇女神，不过人们依然让后者在城邦中享有一席之地。纳斯鲍姆说，在许多人的理解中，这部剧“承认了法律体系必须吸收并且尊敬黑暗的报复的激情”。然而，复仇女神在接受雅典娜的提议时“脾气平和”，把自己的名字改为“仁慈女神”（欧墨尼得斯）。愤怒和复仇没有重新结合，它们被改造了。

对纳斯鲍姆而言，《俄瑞斯忒亚》阐明了“在规范层面”，“愤怒”如何“总是成问题的”。愤怒预设了这样两个“观念”：其一，“在重要的人或事上，犯下了严重的错误”；其二，“如果犯错者以某种方式食到了一些恶果，那将会是件好事”。正如巴特勒主教所说：“没有别的原则或激情会把给我们的同类带来痛苦作为自己的目的。”

纳斯鲍姆的观点得到了许多人类历史、文化的支持。圣贤，比如佛教的菩萨，总被描述为平静自持的。罗马和希腊的神会大发雷霆，但这些神明不是理想的神，而“只是些拥有超能力的有缺陷的人。”纳斯鲍姆宣称，愤怒只有在犹太教-基督教传统中才拥有较高的地位。犹太教-基督教中，上帝的怒火是正义的。通常为愤怒辩护的方式有三种。首先，愤怒对尊严和自尊来说是必要的，没有它，温顺的人就会被压制和羞辱。其次，如果你不对犯错者发怒，那么你就没有认真对待他们，而只是把他们看作没有责任能力的无助的孩子。第三，愤怒是与不义作斗争的重要动力。

纳斯鲍姆拒绝了这三种说法。在政治领域中，她以甘地、马丁·路德·金和曼德拉为例，说明在不愤怒的情况下也可以拥有力量、尊严和对不义的有力反抗。虽然金在演讲时尤其慷慨激昂，但他的演讲里并没有真正的愤怒所特有的那种愿望：“犯错者要以某种方式食到恶果。”承担恶果的方式有两种，纳斯鲍姆把第一种称为“偿还之道”（road of payback），这是一种误入歧途的巫术思维，它认为“犯错者遭受的痛苦，以某种方式修复了或有助于修复受到损害的重要事物”。第二种是“地位之道”（road of status），这种方式旨在通过变本加厉地贬低加害者来扭转不义行为对自我的贬低。这其实犯了“自恋的错误”，因为“它把所有的伤害都转换成了相对位置的问题”，从而把地位看得过于重要了。

问题是，所有的愤怒都符合这种分类法吗？似乎不见得。当家长对顽皮的孩子发怒时，通常并没有惩罚孩子的意愿，而只是气势汹汹地想让他们意识到自己的坏行为有多么严重。对成年人的愤怒也经常是如此。比如说，我可以开心地接受负面评论，但当某个作者严重歪曲了我说过的话时，我会大发雷霆。在一定程度上，我的愤怒并非指向那个不负责任的评论者，而只是指向关于我的谎言已经传播开来这一事实。就我的愤怒是针对某些人的而言，其主要目的是希望他们承认错误，并且如果可能的话，要他们说明真相。这里并不需要任何把秩序（cosmos）拨乱反正的巫术思维。

纳斯鲍姆确实考虑了她所谓的“过渡愤怒”（transition anger）。这一概念取自以下这种苍白委顿的想法：“太不像话了！应该要做点什么才行！”这种想法既是过错严重性的信号，又是对这种过错再次发生的阻遏。纳斯鲍姆并不关心我们是否把它称作一种真正的愤怒，在某种意义上，她是对的。太多的政治哲学和伦理学陷入了为概念划出清晰界限的工作之中。不过，人们似乎确实认为愤怒不只包括被纳斯鲍姆拒绝的那么几种。

宽恕与愤怒有着内在的联系，宽恕是交易性的

反对一种狂暴、消极的情感（比如愤怒）和批判一种平静、积极的行动（比如宽恕）是两件非常不同的事情。但在纳斯鲍姆看来，宽恕并不见得谦顺温和。相反，宽恕与愤怒有着内在的联系。在其典型的形式中，宽恕是交易性的，亦即犯错者必须先展现自己的悔意，并且道歉，才能获得作为交换的饶恕。“这远谈不上是愤怒的一种解药，”纳斯鲍姆认为，这种宽恕“看上去像是愤怒的偿还以另一个名义的延续”。犯错者被迫通过忏悔为羞辱别人付出代价，给予对方赦免自己的权力。

无条件的宽恕虽然不要求忏悔，但也不见得好到哪去。它有时也会“受到偿还的愿望的启发”，按照前述报复的“地位之道”的逻辑，把宽恕者送上道德高地。据说基督徒经常“把宽恕的伦理和惊人报复的伦理等同视之。”纳斯鲍姆认为保罗在《致罗马人的第十二封信》中一段精彩绝伦的话清晰地阐明了这一联系。保罗反对人们复仇，不是因为复仇是错的，而是因为我们应该“把它留给盛怒的上帝”。你该善待自己的敌人，不是为了奖赏他，而是加重他的惩罚。“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若渴了，就给他喝。因为你这样做，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

即使我们不接受纳斯鲍姆关于宽恕中隐藏有愤怒的论证，她也给了我们其它理由去避免它。这其中最有力的一条也许就是，宽恕“仍在往回看，而不是往下一个阶段过渡”。这也是为什么她对这样一种治疗模式表示怀疑：在这种模式中，人们在开始新生活之前必须先把悲伤和愤怒之类的情绪“处理好”。然而实际情形正与此相反。“恰恰是治疗坚持要触及已被埋葬的愤怒，使得愤怒如磐石一般凝固、静止。”这话很对，但必须承认，不是所有治疗者都像精神分析师那样沉迷于挖掘过去。

有趣的是，圣经提供了一个替代宽恕的生动例子，这个替代性选择饱含着怜悯之心。我们往往把路加福音里的浪子故事看作一个宽恕的寓言，但正如纳斯鲍姆所指出的，故事里的父亲从没说过任何关于宽恕的话，他一看见自己的儿子从远方回来就打算为此庆祝一番，此时他并不知道儿子有没有悔过。借用她从前的老师伯纳德·威廉斯的话，纳斯鲍姆表示，不论在这个故事里还是在其他地方，说宽恕云云都是“有人想太多了”（one thought too many）。我们应该直接向前看，而不是停下来赦免罪过，就好像伤害过我们的人在请求我们将他们从命运的束缚中释放出来似的。

纳斯鲍姆还介绍了南非的真相与和解委员会，以此作为宽恕的建设性替代者的例子。德斯蒙德·图图大主教曾用过宽恕这个词，但曼德拉从没用过。事实上，在委员会的听证会上，人们只被要求去承认他们曾做过些什么。委员会摒弃了“贬抑、忏悔、悔罪和宽恕的机构”，这些机构“引发的羞辱多过相互尊重，而这经常妨碍和解。”

纳斯鲍姆说：“我们的制度应该模仿我们最好的自己，而非最坏的自己。”她对委员会的如是赞美是正确的，但大多数细心的观察者也坦率地承认了其局限性。许多人认为委员会剥夺了他们的正义，比如遭谋杀的反种族隔离活动家史蒂夫·比科的家人就批判委员会的听证会“充斥着片面的陈述、谎言与遗忘”。南非现在的调查显示，大部分公民都不相信黑人社群和白人社群之间已经达成了和解。正如作家吉莉安·斯洛沃——她妈妈露丝·弗斯特是个激进分子，在1982年被一个邮包炸弹炸死——所说，南非的“政治权力转型没有伴之以社会转型。”克制愤怒、克制偿还的欲望是有代价的。

纳斯鲍姆远没有做到不愠不怒，她……

斯洛沃关真相于委员会的文字说明了“消极”的情感如何能够发挥积极的作用。她写道：“就我自己而言，它（委员会）增加了我的憎恨之情。”因为如今她不得不去面对那些政治行动背后的人，而之前，她只知道纯粹的政治行动。对斯洛沃来说，“我所经历的和解是和过去发生的事情和解，而不是和那些犯罪者和解”。

这说明，要在复杂的人性反应中理出好的方面和坏的方面远比纳斯鲍姆想的困难。例如，她对被害人陈述所受的影响（victim impact statement）持批评态度，认为这一程序以“对犯罪者作出更严厉的刑事判决”为目的，“只会激发惩罚人的情绪”。然而就去年的查尔斯顿教堂枪击案受害者家人的陈述而言，纳斯鲍姆这一说法显然不准确。他们谈论的是宽恕，而不是报复；是爱，而不是恨。“每个人为你的灵魂所作的祈祷，”一个人说，“都证明他们活在爱之中，他们的遗产也将活在爱之中。”

这本书最有问题的一个方面是它承诺，只要我们理解了为什么愤怒和宽恕是误导性的，我们就可以在某种程度上使自己和世界变得更好。纳斯鲍姆很清楚，这种改善是有限的。她坦率地承认自己“远没有做到不愠不怒”，尤其是在和“恼人的陌生人”在一起时。她承认，对于一个医生擅自决定帮她拿行李这件事，她两个星期后依然怒火冲天。

纳斯鲍姆说，“显然我还要更加努力”，但我们并没有什么证据去相信她的努力会奏效。斯多葛主义者塞涅卡写过反对愤怒的文章，他每夜反省自己的行为，因为他认为：“如果一个人知道他每天都必须像个法官一样面对自己，他就会停止愤怒，变得平和。”但就像纳斯鲍姆一样，塞涅卡依然会因为各种琐事而恼羞成怒——比如没有得到理想的座次或有人对他的天才颇有微词。看来，内心的转变还不如建议朋友“不要和会惹怒你的人在一起”有效。

尽管纳斯鲍姆鄙视地位焦虑，但她似乎依然没有逃脱后者的控制，比如她会毫无必要地提起她当过久负盛名的洛克讲座的主讲人。她把这本书题献给伯纳德·威廉斯，而他们之间时有不和的历史也与纳斯鲍姆的地位问题深深相关。在他的讣告中她坦言：“多年来——尽管起初并不如此——我一直想通过证明自己足够优秀来赶走强烈的自卑感，建立某种平等的基础。”

但是在她提出四个现实生活中如何对付愤怒的例子时，最令人震惊的一幕出现了，纳斯鲍姆的所作所为破坏了她的身份所应具备的操守。为了说明如何对付愤怒，纳斯鲍姆创造了一个名为露易丝的虚构密友，“来为其他在这里被表现为虚构角色的人，额外提供一层虚构的面纱和遮羞的幕布”。不过，这并不会隐瞒任何东西，就像她直接告诉我们一样。引人注目的是，她随后讲了一个故事，诋毁路易斯的某个得过诺贝尔奖的同事——这位同事曾在“路易斯所在大学在一个发展中国家设立的新研究中心的开幕”讨论会上演讲。纳斯鲍姆的同行自然一眼便看出这个遮羞布后面的人是谁了，我也可以通过谷歌很快查出他是谁。她谈到了他“特有的拖延战术”和“婴儿期自恋”，还说她告诉自己：“如果你真的不得不和他一起工作，那就把他当成一个两岁大的自私天才好了。”

在看了那么多页反对自恋、报复和贬低别人的论证之后，眼前的这一幕实在令人震惊。如果愤怒和宽恕的替代品就是这种冷漠且富有心机的人格贬损，那我宁可选择暴怒。

本文载Prospect，原标题为《愤怒——有什么好处？》（Anger—What Is It good f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