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思想周报｜汪晖谈全球化中移民挑战，饶毅论科学知识分子

汪晖：当下全球化的“高度流动性”挑战

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汪晖。

近日，《文汇讲堂》公众号整理刊发了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汪晖不久前在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六十周年院庆活动上的演讲：《承认什么，何种政治——关于“文化与公共性”问题的再思考》。汪晖曾和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共享2013年度“卢卡·帕西奥利奖”，其思想学术总能引起思想界热烈讨论和社会广泛关注，此次讲座现场也空前火热。

汪晖提及自己接到演讲任务时正在欧洲，巴黎、慕尼黑的枪声和难民给德国带来的尴尬让他回想起1990年代美国人文学术界关于“全球化可以荡平差异化”的乐观共识，但随着全球化进程和文化混合的深入，并没有出现文化共存、多种多样、荡平差异的结果，冲突仍在持续，现阶段对全球化的认知态度从积极乐观逐渐向相对悲观过渡。

他指出，英国历史学家、马克思主义学者霍布斯鲍姆在千禧年出版的《断裂的年代：20世纪的文化与社会》一书中曾对全球化的时代做出了“文化共生世纪”的判断。霍布斯鲍姆认为当时的全球化造就了休闲旅游、自愿或被迫的移民（如出国留学潮和难民潮）以及全球化生产和消费带来的移民这三种类型的人口流动模式，并抱有“每一个人可以生活在三重世界中，自己的、移居的，全球的世界”的信心。但16年后的今天，移民问题却使文化的、法律的、经济的、社会的、政治的各种领域的困境在各国同时爆发，民族、宗教冲突不断。

汪晖认为，文化多样性和区域间人员的流动性本来就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全球化带来的不同是大大加强了其密度、速度、规模，致使“非领土化”（由法国学者吉尔·德勒兹首次提出，指涉文化体验与时空定位的脱离）过程中产生的认同问题成为关键。移民对原住民传统意义上的认同的改变，以及移民群体在居住地新文化下的自我认同问题，都是流动性条件下产生的关于自我认同的现代困惑，导致社会自我认知上的统一性出现了大危机。

但是，在汪晖看来，导致文明、民族冲突的并非差异因素本身，而是因强烈的人为界定因素形成的单一身份认同。他认为，一个人或者一个族群的身份认同具有多面性，并以他在国内少数民族地区进行田野调查时的亲身感受为例，指出中国境内的哈萨克族、乌孜别克族、俄罗斯族、蒙古族由于文化、宗教和族裔上的联系都对境外以各自族群为主体建立的国家存在亲近感，但并不意味着对中国没有认同。

这种多元的认同事实上并不必然导致冲突和矛盾，但在现实操作中往往会产生促使多元认同向单一认同转变的力量，体现在把宗教认同、民族身份认同视为唯一的身份标记，产生认为界定差异。而当高度流动性令“共存与混杂”成为现实，单一化身份认同就等同于与另一民族身份的对立。这种情况下，如何对待差异实现平等成为当今社会讨论的主要问题。

汪晖认为，解决差异和平等的问题需要在两个层面上实现：一是要将平等与差异综合至同一个进程中，能够同时承认差异与独特性的平等才不会是纯粹形式的；二是要通过批判民族主义和族群主义的政治重新将平等置入一个大的框架之中。以平等为前提尊重多样性，同时又将尊重多样性作为平等的内涵，进而将两者综合在一种制度性的实践之中。

饶毅论何为“科学知识分子”

北京大学讲席教授、《知识分子》主编饶毅。

上周，由饶毅、鲁白、谢宇三位著名学者担任主编的微信公众号《知识分子》和《科技日报》联合推出评论栏目，将邀请海内外科学家就科技及其相关问题发言，每周一在《知识分子》和《科技日报》同步推出。北京大学讲席教授、生物科学家饶毅以《科学知识分子：以智力推动科学，以科学贡献社会》为题撰写了该专栏的首篇文章。

饶毅将科学知识分子按侧重科学研究中的智力活动或在社会中承担科学家的责任分为两类（分别是Intellectuals in Science和Scientific Intellectuals）。不可能要求每个科学家都成为科学知识分子，但适当数量的科学知识分子既是科学智力支柱的核心，也是人类社会的中流砥柱。但由于种种因素，比起把科学作为谋生方法和竞技场的科学工作者，科学知识分子目前在国内较为缺乏，在国际科学界占的比率也在减少。

满足什么条件才能被称为科学知识分子？饶毅认为，科学研究、科学知识、科学责任三方面其中之一做好了，就有可能成为科学知识分子。

在科学研究方面，应当达到一定的深度和高度，超出职业要求成为智力兴趣。例如孟德尔独自创立遗传学，从而根本性地改变了人们对遗传的理解，这样的思想性研究赋予了他科学知识分子的属性。而发明人工体外受精的诺奖得主，其工作属于工艺改造，虽然同样值得尊重，但这类研究者是科学工匠而非科学知识分子。

在科学知识方面，应有一定广度，至少要超出自己日常研究的范围。相比毕生钻研一个领域的科学家，科学知识分子更可能是从事跨界研究、思考范围广的智力领袖。

由于科学和相关的技术应用可能对社会产生影响，科学家的职业生涯和科学研究又长期受到社会支持，科学知识分子应该有所担当。例如爱因斯坦就曾无惧社会压力为犹太民族利益发言。

饶毅提到，当下中国国民科学素质普遍不高的状况和中国特殊的文化历史背景下一直以来较少产生科学知识分子息息相关。当前随着科学技术对国家发展和人们日常生活的影响日新月异，需要更多有担当的科学知识分子。例如核能、风能相关的问题需要物理学专家仗义执言，转基因相关的问题则需要理解分子生物学的专家站出来解构普通民众由于知识结构问题产生的担忧。

演员离世引发的谣言和讨论

9月16日晚，年仅28岁的演员乔任梁突然离世的消息在新浪微博上流传。由于最初的爆料中对死因的猜测与性相关，这一事件在微博上迅猛刷屏，甚至导致新浪微博深夜瘫痪。9月17日下午，乔任梁经纪公司正式发表声明确认其离世原因为抑郁症。

对于这一事件引发的纷纷议论，也有不少声音表达了批评，指出我们的社会没有学会尊重生命，对死亡缺乏具备道德感的尊重。《中国新闻周刊》公号刊发了“乔任梁的死因为什么不应该被调侃和指责”一文，作者杨时旸认为，死亡是一项庄重的隐私，而乔任梁传闻的死因由于暗合了大众对娱乐圈混乱私生活的想象，被当作了娱乐的戏码。即便成为明星意味着个人隐私权的让渡，死亡也不属于娱乐表演系统中的一环。《冰川思想库》微信公号发布连清川的评论文章指出，乔任梁死亡的真正本质是：“他离去，带走了生命中的一切可能性。这是我们惋惜的惟一理由，和他喜欢的颜色、他的性取向、他性生活的方式尽皆无干。”

作家韩寒16日深夜发微博称：“在某些事情上，我其实并不喜欢‘吃瓜群众’这个词，也不喜欢看到各种段子和猜测。纵然人都有好奇心，但很多人也都有另一面。你也许并不明白抑郁的人对世界的绝望，人前欢笑的人未必关起门也快乐。珍惜你爱的和爱你的，理解你不理解的和不理解你的。希望这位最终没能见面的朋友能够寻到真正的宁静。”

稍后，关于这一事件的舆论转向了抑郁症的方向。心理学科普公众号KnowYourself的一篇关于“微笑抑郁症”的旧文被不少人转发，文章指出，有些患有抑郁症的人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悲观、萎靡，而是用“乐观”的面具来掩盖自己，“在他人面前表现得很开心，内在却承受着抑郁的症状。”

曾患抑郁症的知名主持人崔永元也在17日发布了相关微博，强调抑郁症并不必然指向自杀，治愈后仍能重返江湖。他指出， “随着一些身患抑郁症的公众人物的不幸逝去，抑郁症成为公众熟悉的名词。但在公众传播时，抑郁症和自杀联系得过于密切，其实，抑郁症并不等于自杀。尽管有些重度抑郁症患者有自杀倾向，但医学和心理治疗也在大步流星奔赴生死搏斗的第一线。在生与死的较量中，患者本人，医生，亲人同事伙伴都能够起着举足轻重的积极作用，唯看客心态的围观起哄，有百害而无一益。”

微信公号《陈宗鹤先生》整理发布了曾患抑郁症14年最终痊愈的知乎作者NYLE撰写的科普长文，其中也提到抑郁症的治愈需要社会体系的支撑，但由于在中国相关知识普及严重不足，导致大多数患者都选择默默承受，最可怕的就是当患者求助身边的人得不到理解。抑郁症患者就是生病了，不应该被歧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