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届元史研究青年论坛：元史研究新生力量的成长

2021年10月16-17日，第三届元史研究青年论坛以视频会议的形式举办。本次会议由厦门大学历史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元史研究室和中国元史研究会联合主办，由厦门大学历史系承办。来自全国各教育科研单位的一批八零后甚至九零后的青年学者在会议上报告了最新研究成果，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元史研究新生力量的成长。

元朝的核心统治集团发源于蒙古草原，因此“草原”是元史研究的一个永恒的关键词。但史料的不足严重地限制了相关问题特别是“前蒙古时代”草原历史的研究。曹金成（山东大学）利用近年来重新得到肯定的南宋史料，讨论了其中记载的辽金的“蒙古里”、“萌古”、“蒙古”等政治体的活动，并且强调要重视各种历史文本自身的“自恰”与“独立”，不能在各种文本间仓促勘同。他还勾勒了作为孛端察儿后代的“合木黑蒙古”部落联盟进入草原东部核心地域的情况，以及在“合木黑蒙古”概念之下成吉思汗代表的乞颜氏旁支最终占据核心地位的历史进程。成吉思汗的祖先世系可见于蒙古文、汉文、波斯文和藏文等多语种史料的记载。从发现“事实”到解构“叙事”，是近年来元史研究方法视角上的一个发展。张晓慧（中国社会科学院）以成吉思汗“御极”为切入点，分析了中外史料在为标志性事件赋予意义时的差别，探讨了蒙古“开国叙事”的不同生成路径。历史叙述者们先后选择过首次称汗、战胜王汗、建号成吉思等不同的重要事件来“标示”这位英雄的“御极”或“开国”，首次称汗并建号的说法反映了蒙古官方的立场并为明清蒙古史籍继承，战胜王汗的说法在伊利汗国的史籍中日益流行，而丙寅建国与太祖纪元相结合，成为汉文史籍的普遍认识。

从成吉思汗开始，蒙古政权早期的数代大汗都以南伐西征作为政治上的使命，蒙古探马赤军则是这些征服活动的先锋力量。第二代大汗窝阔台派出了出身雪泥部的搠力蛮，于1230年率领三个万户组成的探马军西征，追灭了以札兰丁为首的花剌子模残余势力，并将蒙古帝国的边境扩展到了外高加索地区。求芝蓉（中国人民大学）利用东西方多语种史料，不仅梳理了搠力蛮西征始末，还厘清了这支军队的编制变动和重要将领人物。蒙古自1234年攻灭金朝之后，就开始了与南宋长达四十年的拉锯作战。第三代大汗蒙哥曾经发动一场大规模的南征行动，不仅亲自与忽必烈二人分统大军，从四川、襄汉两路东西并进，而且派偏师从大西南万里迂回，深入南宋的湖广腹地，给南宋造成了极大的压力。但是，1259年蒙哥在钓鱼城前线遽然逝世，使蒙宋战争的形势为之一变。那么，当时人对这一事件都作出了那些反应呢？洪学东（南京农业大学）就以蒙哥死亡的情报传递为切入点，考察了蒙宋各方对这一事件的反馈，揭示了蒙、宋政权一则进取、一则保守的不同气质。王翠柏（安徽师范大学）重建了金元之际山西地区（河东北路）的统治形态，指出这一地区旧有的南、北两路建置被打破，形成了以汾水为界的东、西两区，由权国王按察儿和镇西行省分别统御；在其之下，则是以汉人军阀为主的“都元帅府”的军管体系。这是一种结合了军事集团势力划分与地方豪强纷立局面的秩序建构路径，与蒙古政权的政治文化密切相关。

元代制度的许多方面都具有“蒙汉二元性”的特点，“国制”、“国俗”始终扮演着重要角色。根据马晓林（南开大学）的细致梳理，在元代太庙中蒙古“国礼”不仅改变了一些本来是中原传统的仪节，如三牲改为五牲、酒品新增马湩和葡萄酒等；而且纳入了许多完全是蒙古传统祭仪的项目或环节，如取代了中原燔膋膟的蒙古烧饭礼，进馔、酌献时先行汉式三献礼再行蒙古割奠礼，汉式饮福受胙之后还有蒙古式的抛撒茶饭，等等。元朝授予地方行政长官一定的兼衔，意在强调某些职权。贾建增（山东大学）认为，元代地方官的兼衔可分为普遍性、区域特殊性两类，前者主要是劝农事、防御事，后者主要有奥鲁事、 知河防事、知渠堰事、提举学校事、权奉祀事、兼管打捕鹰房户等，兼衔的变化反映了从大蒙古国到忽必烈即位以来元朝治国理念的变化，许多兼衔的蒙古特色则体现出元朝统治的特点。“根脚”是蒙古草原社会文化中的重要观念，它既是贵族表达特权合法性的工具，又用于表达普通牧民的身份特征和隶属关系。成吉思汗建国之后编组的千户百户也是一种制度化的百姓根脚，而且应该被登记到所谓户口青册中。但元代早期的户口青册已经不可得见，郑旭东（西北大学）利用黑水城文书、湖州路户籍文书等，揭示了元代户籍册注重登记根脚的特点。他进而认为，元代诸色户计制度就是这种户籍根脚制度的延伸。

在边疆民族这一方面，历来的元史研究都偏重北方，本次论坛有三位学者报告了有关元代南方民族的论文，成为一个亮点。元代攻灭西夏之后，许多西夏遗民流域中原，为了融入当地社会或谋取一些政治经济利益，一些西夏家族开始在先世叙事中融入地方文化元素。邓文韬（宁夏大学）梳理了无锡梁溪倪氏、淳安芝山商氏、晋江沙堤王氏的案例，他们都把周边同姓大族的先世记忆嫁接到本家族的先世叙事之中。系出泸夷、世镇播州的杨氏家族在元代世袭播州军民宣抚使、播州等处管军万户，是元代毗邻蜀地、湖广，雄踞今黔北地区的首屈一指的土官豪族。陈玮（陕西师范大学）钩沉史料，详细阐述了杨邦宪、杨汉英、杨嘉贞三代与元朝朝廷和士人群体的交流。经过杨氏的努力建构和袁桷、程鉅夫等人的书写，播州杨氏俨然由夷入夏，成为诗礼传家、儒将辈出的太原杨氏后裔。这两篇论文揭示了元代族群融合过程中某种具有普遍性的心理认同过程。任建敏（中山大学）注意到，由宋入元，广西地区的“徭乱”记载变得极其频繁。元代对广西的治理比南宋更加深入，元代广西的族群格局在宋代“民—徭”二分格局基础上有了进一步发展，生徭、熟徭、撞人、款人、苗人等各种身份标签更加复杂。元顺帝初年的大规模征徭之役中，不同阶段战事针对的其实是不同地域、族类或身份的人群。对历史叙事中的历次徭乱，也要结合其具体的族类标签、活动空间、居住形态及与官府的关系等因素，才能作出准确的理解。

元朝虽然只有短短百年，但它不仅奠定了此后近千年里中国的地理轮廓，而且重塑了此后中国历史的诸多面相，法律也是其中之一。陈佳臻（中国政法大学）通过对元明法律传统特点的分析，指出元代因为特殊的政治、社会现实，采取了断例作为其立法、司法的依据，开启了律例结合的先声；同时法律文本以例为主，决定了法典编纂无法延续唐律的篇章模式，而是开创了六部分类的办法。传统中国的司法实践实际上是嵌入在社会治理的过程中，并不是现代人所理解的独立的社会进程。宋元以来，弭讼、息讼成为地方官员处理社会纠纷的主调。以往的研究多从司法层面上理解息讼，郑鹏（华中农业大学）则从社会治理的角度理解元代地方官员在司法前后的息讼行为，包括以道德教化等消融纠纷的产生，以限制告诉、分流诉讼等减少进入正式司法程序的案件量，以调解、告拦等达成和息，等等。地方官员的本质角色是“牧民官”而非“司法官”，因此他们缺乏足够的司法能力和时间精力，却在司法之外拥有丰富的达成息讼的资源。农牧业都需要面积广大的土地，蒙古军队攻占华北之后，将大片耕地改用作牧场，成为整个元代北方土地权益纠纷的一大焦点。根据朱建路（河北师范大学）的报告，元代北方牧马草地有皇家牧场、探马赤草地、站赤牧地、诸王草地四种类型，除了站赤牧地稍有不同外，元代华北的各类牧马草地总是侵占、侵扰邻近的农田，北宋、明两代的华北官牧场则面临农业的严重侵蚀，牧场的不同命运反映出不同朝代政治、社会环境的差异。

元代政治史的研究一直是前重后轻，但近年来元代中后期的政治变动渐渐引起学者的重视。元文宗在燕帖木儿、伯颜的扶佐之下登上皇位，他在位期间燕帖木儿的权势达到顶峰，文宗本人则近乎傀儡。那么，二者的关系是如何互动成型的呢？向珊（湖南大学）从立太子事件切入尝试加以回答，她认为文宗长子阿剌忒纳答剌被立太子可能出自伯颜的策划，而太子得疾早夭则可能出自燕帖木儿授意，因此这一事件堪称元代权臣政治正式形成的标志。元末红巾军起义之后，旧有的元朝官军表现了非常薄弱的战斗力，此时在北方支撑元朝政权的是河南探马赤军户出身的察罕帖木儿和他的以本乡义兵为核心的军政集团。温旭（山西师范大学）的研究说明，这个军政集团的主要成员都是“根脚”卑微的地方豪强，他们依靠姻戚、同宗、同族、同乡、同年等社会关系相互联系，从基层凭借军功崛起。但从它与元朝皇权的互动来看，这个集团没有能够真正形成“割据”军阀，最终因为失去皇权的信任而被瓦解。同一时期在南方，则形成了若干割据的地方势力。陈彩云（浙江师范大学）考察了元朝末年江浙地区朱元璋、张士诚、方国珍等割据势力在筑城活动上的表现，认为筑城并没有在军事攻防中起到应有的作用，却对江浙诸城市的外围形态、空间布局等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文化方面，元代既有中国传统儒释道的延流，又有来自欧亚大陆的各种新元素，这使得元代文化的研究极具多样性。对中国古代士人阶层的研究，一向有两种主要的路径，一是重视士人与皇权的联系如官僚制、科举制和国家意识形态等，二是重视士人的社会形态如仕宦、婚姻、家族、交游等。周思成（清华大学）则另辟蹊径，去探讨士人阶层的涉及钱财利益的交往活动。他利用元代士人大量创作的募缘疏和醵金疏，借用人类学的“道义经济”概念，尝试阐释了疏文背后经济活动的兼具道义与自利的二重性格。基督教在元代中国曾广为传播，人们了解较多的是景教，而天主教的记载相对匮乏。内蒙古恩格尔河元代墓葬是一座元代贵族妇女墓葬，其中出土的一件十字架金饰，一直被视为墓主人信仰景教的证据。李鸣飞（中国社会科学院）仔细比较了这件十字架与国内其他出土景教十字架的形制区别，认为它是一件天主教的十字架。她还将蒙古国乌兰陶勒盖的一处带有十字架刻画的汉文—叙利亚文双语题记与元代来华天主教士约翰·孟高维诺的记载相映证，丰富了元代汪古部首领阔里吉思信仰天主教的情况，进而认为恩格尔河的墓主可能是阔里吉思的妻子。

在文献学方面，乌罕奇（内蒙古大学）介绍了自己对《瓦萨甫史》附录词汇表的整理工作。《瓦撒甫史》是记载蒙元时期历史的重要波斯文史籍，该书的孟买石印本有一篇附录，称作《瓦撒甫词典》（Farhang-i Waṣṣāf），收录了数百条词汇，包含不少元代蒙古语和突厥语词汇。伊朗议会图书馆藏有一部文意通顺、体例完备的《史集》抄本，在此前的研究中少为人利用，魏曙光（沈阳师范大学）整理了该抄本中的成吉思汗祖先世系人名，并将之与其他史料作了文本比勘和校订。他还认为，《史集》所见的祖先世系最初应是成吉思汗命人用当时初创的畏吾体蒙古文记录下来的。清儒钱大昕着有《元史考异》《元史氏族表》等重要著述，他所依据的史源一直为学者所重视。刘砚月（深圳大学）从钱氏的引用范围和相关书跋两方面入手，发现被前人列入钱氏史源的许多元人文集实际上并未得其寓目，他所用姚燧等人的文章主要来自《中州明贤文表》等选集及零星石刻，所用许有壬文来自《圭塘小稿》。在提高史源考订的精度方面，除了将文集与著述进行双向比对之外，相关书跋的作用也不容忽视。

因为历史和现实的种种原因，如何在中国历史的脉络中讲述元朝史，或者说如何界定元朝在中国历史上的意义，一直是富有争议的话题，以至于2016年出版的一本书直接把“重新讲述蒙元史”当成了标题。罗玮（中国社会科学院）认为，元朝整体的国家结构能够与其前后的王朝相互连接，统治集团的早期文化背景并不改变这一基本特点。不仅如此，元代把广袤的边疆区与中原地区直接统合在一起，对于现代中国的形塑意义巨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