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重民：七十老翁何所求

不过世事的乖谬荒唐，总让人瞠目结舌。据说在1974年6月的一场“儒法斗争史报告会”上，江青公开宣称“发现了一部李卓吾（贽）的《史纲评要》，现在准备出版”（刘修业《王重民教授生平及学术活动年表》，载《图书馆学研究》1985年第5期），俨然以学术权威自居，径直判定了著作权的归属。当然，在随后召集专家对这部略有残损脱漏的著作进行校订时，因其刊刻始末颇有蹊跷，难免招致一些质疑。兴许是迫于压力并准备推卸责任，主事者便邀请曾任北京图书馆副馆长、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主任的王重民参与此事，本意无非是想倚重其声望来压制那些非议者。

其实早在四十年代初，王重民就在美国国会图书馆见过一部完好无损的《史纲评要》，但认为不尽可信：“余检阅其内容，疑为后人读《藏书》者，摘其所藏，而按年系之，改编为此本耳！故谓为真也可，谓为伪也亦可！”（《中国善本书提要•史部编年类》，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可惜因时间仓促，未及深入研讨。这次受到邀约，正好对多年积疑再作考索。在其遗著《冷庐文薮》（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中收录了两篇未曾公开发表过的论文，从内容推断，应该都撰写于参与此次整理期间。在第一篇《〈史纲评要〉与〈史纲要领〉》中，他将此书与先前付梓的姚舜牧所纂《史纲要领》相互比勘，发现双方“不但史文、注文相同，分卷亦相同”，且出版都已在李贽卒后十年左右，由此推断《史纲评要》系吴氏袭用姚著，并伪冒李贽所撰。另一篇《关于吴从先》则钩沉分析了吴氏的生平经历和思想观念，着重指出“吴从先对于李贽也相当尊敬，但对于李贽的思想学问没有什么真正的理解”，“他所以校刻出版《史纲评要》这部书，博得一个赚钱附名的目的，也就够了”。两篇行文略显散漫，前者条理尤为凌乱，似乎是随手摘录排比的札记，仅供整理者参考，尚未最终修订润饰。但《史纲评要》出于伪托而不可凭据，显然是证据确凿、毫无疑问的事实。

倘若重复早年模棱两可的判断，王重民大概也能够全身而退，但书呆气十足的他却丝毫不懂得逢迎上意，坚定地站到了反对者的阵营中。这样的结果无疑是主事者始料未及的，为了应付这个棘手的难题，也煞费了不少苦心。作为这部《史纲评要》的发现者，福建泉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和厦门大学历史系合作撰写了《介绍李贽的一部重要著作——明刻本〈史纲评要〉》（载《文物》1974年第9期），一方面竭力鼓吹“《史纲评要》是《藏书》的姐妹篇，是研究李贽历史观的一本重要材料”，“充满了反对保守、倒退，颂扬变革、进步的精神”，另一方面又迫不得已添上几句：“《史纲评要》在李贽生前似未经定稿，有些地方或许是参订者添改的。……吴从先对《史纲评要》曾进行过一些增补，这就难免渗入己意。但究竟情况如何，尚待进一步研究。”中华书局则迅速在1974年底出版了《史纲评要》的整理本，不仅有一套三册的普通平装本，还有一套十册的特制大字本，甚至二函十七册的仿古线装本，可谓兴师动众，盛况空前——以致一年后，台湾就有一家大通书局惊为枕秘，不问青红皂白地盗版翻印——而在平装本《出版说明》中也提到：“本书在稿本流传和校订出版时都可能窜入别人的评语，甚至对李贽的评语有所删改。明人姚舜牧在李贽死后七八年编成和刊印了《史纲要领》一书，而本书个别评语或和《要领》的评语相近，或似针对《要领》的评语而发，这正是窜入他人评语的一种痕迹。”执笔时明显都参酌过王重民的意见，但对最关键的伪托一事却含糊其辞，试图避重就轻，以便掩盖真相。

不识时务的王重民则由此遭到忌恨，无端蒙冤，最终惟有以死抗争。为免拖累家人，他在遗书中特意关照不留骨灰，并在书桌上放了一本《李卓吾评传》。在王夫人看来，此举似具深意，“一则因他为李卓吾之事不肯逢迎‘四人帮’的意旨，次则李卓吾也是以古稀高龄，被明末当道者诬蔑，自尽于狱中”（刘修业《王重民教授生平及学术活动年表》）。李贽当年在狱中“持刀自割其喉”，慨叹“七十老翁何所求”（袁中道《李温陵传》）。以此自况的王重民，想来也问心无愧，别无所求了。只是据顾颉刚所述，王氏的自杀原本令人深感意外，但“后闻其在学习时，有人揭发其曾于某年受人礼物，羞而自杀”（《顾颉刚日记》1975年6月30日，联经出版事业有限公司2007年），在饮恨之后居然还要承受一番侮辱与诽谤。

直至“评法批儒”偃旗息鼓，才有学者重议旧题，如崔文印《谈〈史纲评要〉的真伪问题》（载《文物》1977年第8期）、王利器《〈史纲评要〉是吴从先假李卓吾之名以行》（载《社会科学战线》1982年第3期）等，都继续进行辨伪的工作。崔氏的考辨尤为学界重视，张岱年《中国哲学史史料学》在介绍李贽著述时就提到：“《史纲评要》，也不是李贽作的。近年崔文印著文考证此书不是李贽的著作。”（三联书店1982年）郑良树在编著《续伪书通考》（学生书局1984年）时，更是大段摘引其论述。崔氏在北大曾受业于王重民，师生关系相当融洽；毕业后至中华书局任职，担任过《史纲评要》的责任编辑，深悉此事的来龙去脉。其论述虽然更臻周详严密，但大体格局和基本史料不出上述王氏两篇论文的范围，想必从中得到过不少启发。只是在他撰文之时，“自绝于人民”的王重民尚未获得平反，自然不便表彰其洞见卓识，对此倒也不必过分苛责。然而时至今日，有学者仍将《史纲评要》视为李贽之作，以致谬种流传，误人子弟，个中缘由就不免令人百思而不得其解了。

（本文原刊于9月18日《东方早报·上海书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