饥荒、东北帮、国家改造论：日本为什么会发动“九一八”

“九一八”事变不仅对中国，对于日本乃至整个东亚的格局都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日本为何要发动九一八事变？过往的结论往往简单的诉诸帝国主义和军国主义的野心，或是关注中国方面的应对。但实际上，这一事变的爆发，在日本国内，有着深刻的经济和思想动因。

大萧条下的经济衰退与人口膨胀

近代以来日本的主导工业是生丝纺织为代表的轻工业。1914年一战爆发，日本迎来了短暂的“大战景气”，并开始重工业起步。但好景不长，一战结束后，来自欧洲的军需订单大幅减少，钢铁及机械制品又竞争不过欧美列强。因为大战中积累不少财富，一些日本企业把经营的重心放在股市与地市上。过热的金融投机使得不良债务日益增多，中小银行、企业接连破产。1929年7月日本的滨口雄幸内阁上台，为了提高日本经济产业在国际出口竞争力，有效进行产业重组，接受了藏相井上准之助恢复金本位的提案。但不幸的是1929年10月美国华尔街股市重挫，世界大萧条开始，黄金解禁后的日元汇率上涨，通货紧缩，仅隔半年日本国内批发货物价格下降7%，但美国国内批发货物价格也下降了2.3%，同时金本位复归日元对美元半年升值了11.1%，造成了国内市场萎缩，国际市场竞争力下坠的双重打击，经济政策上的失算造成了严重社会动荡。

1930年日本破产的公司会社有823家，减资裁员的311家，全国31.7%的小手工业商贩者负债而跑路，1/3的大中专学生找不到工作，“毕业等于失业”成为当时的流行语。

另一方面，近代以后人口膨胀问题也困扰着日本。1872年日本人口是3480万，日俄战争前的1904年是4613万，1930年人口普查是6447万，1920到1930年间，日本人口数以每年100万人口在递增，这在当时的国际环境下已经算高增长率了。

日本是个山多地少的海岛型国家，19世纪中叶人口过快增长便成为突出问题，明治维新后，“海外移住”成为日本的长期国策。从1887年广岛县87人在美内华达州购买土地移民开始，1929年日本在海外侨民达到108万，其中69万人在东太平洋一端，23.3万在东三省。平心而论，吃苦耐劳是东亚农耕民族的优良传统，所以日本海外移民大多一代过后，便有起色，但过于勤奋容易被认为侵犯了白人的利益。一战结束后美洲排日运动日益高涨。孤立主义的美国在1924年正式通过《排日移民法案》，禁止日本人口输入。日本转而把移民重心放到巴西。但1930年政变上台的总统热图利奥·瓦加斯实行“同化政策”不允许外国侨民开设自己的语言学校，并逐步减少输入人口配额，这使得日本移民政策的视角由东向西转换。

陆军中的“东北帮”与“昭和东北农村大饥荒”

此处的“东北”并非是中国东三省，而是指日本东北七县。1924年前后东北地域出身的日军将校骨干崭露头角，这些人不但在侵华战争充当马前卒，也是“九一八事变”的主要策划者，战争后期甚至掌握了军队实权。以《日本陆军将官辞典》的记载，1945年投降前：日本历代将官4250人，东北系604人，排在长州与萨摩两大派系之后，其中548人是在昭和天皇登基后拔擢的。

“东北帮”中，比较熟知的有石原莞尔、板垣征四郎与东条英机。如果不局限军人，大川周明，北一辉两大法西斯右翼思想家也可都是东北人。大川和板垣、东条关系密切，是九一八事变直接参与者，北一辉是石原莞尔“满蒙解放”思想的指导者。

从1897年开始，日本征兵检查甲种合格率排名靠前的一直是东北诸县，其中岩手县连冠了30年之久。东北人口总量只有589万，占日本全国9.1%，却供给了1/3左右的陆军兵源。东北人热衷当兵也多少有些无奈。日本战前法律规定，只有长男才能继承家产并免除兵役。军部征兵不要大都会出身的兵油子。东北发展落后，基本是农村地带，传统家长制森严保守，这样家规下出来的兵好调教，再者通过雪国之地苦寒磨炼，身体素质较好，所以合格率高。东北城市化低，务农多，家中收入微薄，在当时被评为甲种合格率，不但意味着是帝国优秀臣民，而且参军被拔擢的几率也更高，即便复员也有可观补贴和工作，不失为一种谋生的手段。

军队的士气和后方稳定是息息相关的。后方不稳定，不但军心涣散，也容易造成叛乱。石原莞尔、板垣征四郎这些日本东北籍军官违背中央，以下克上制造事变，主因之一是当时日本东北出了大问题。

农业与蚕业是日本农村经济两大支柱。1930年的经济衰退不仅影响了城市，对日本的农村打击更是致命。尽管当年是难得的丰收之年，但由于物价全面下跌，殖民地的“朝鲜米”与“蓬莱米”以更低廉的价格冲击国内市场，同时对欧美生丝出口削减了六成以上，使得上游链条的养蚕户蒙受重大损失，日本农民因此负债累累。与此同时，大量城市失业人口重新返回农村，这使得本来就贫瘠的农村被压得喘不过气来。祸不单行，1930到1931年冬春日本东北地区遭受了五十年一遇的霜害，稻田全体八成受害，比常年少了四成收获，于是日本东北七县爆发了连封建时代都少见的严重饥馑。饿殍载道、鬻儿卖女、一村九空甚至举家自杀，成为当时经常性新闻报道。生活无着的农民与地主间阶级斗争激烈化，1930年日本农村的“小作争议”（日本农村版的减租减息斗争）2190件，1931年2689件，而在1921年以前不超过500件，其中73%发生在日本东北。

东北农村大饥馑下，大量农家之女被父母贱卖做艺伎、娼妇及地主仆妾。与其全家活活饿死，不如把女儿卖人，起码能两相保全。

深感政府无能的陆军将校把日本东北问题解决方案押到了中国东北上。二者同一纬度线，气候条件也相差不离。但地理农业条件却是无法比拟的:中国东北面积107万km²，差不多有日本3倍大，腹部的东北平原面积35万km²，装下一个日本毫无压力。可耕地面积更是高达33万km²，近3千万人口，密度却仅为日本本土1/5，户均耕地面积大约为日本4到5倍。特別是横跨吉林与黑龙江两省的黑土带，几十年可以不用工业肥料来耕种，可谓得天独厚。

1931年5月石原莞尔在《满蒙问题之我见》中的“满蒙的经济价值”一章，明文表示：“满蒙的农业足以解决我国的粮食问题，在资源丰富的满蒙建立广大的小企业与农场，能够让我国摆脱眼下大量失业者与农村破产者生计困扰。”“替父老乡亲揽些活路”，这是他除了“为日本国防计虑”之外发动事变的最大动机，1932年10月14日，由他提案并主导的第一批武装开拓团492人抵达佳木斯永丰镇，拉开了日本满蒙开拓团的序幕，其中346人东北籍，全部是贫家出身的预备役军人。

事变的思想源动力:“国家改造论”

一战结束后，国际形势剧变。最大的变化是苏维埃的崛起和国家社会主义思想的勃兴。这种变化不仅对我国的民主革命历程有重要的深远意义，对于当时的日本也有不小的冲击与撼动。

石原莞尔在《最终战争论》一书中最重要内容便是“借助中国的资源人力达到以战养战的目的”。1928年1月28日在青年校官结社的木矅会上，他也曾表示：“若以全支那本土为根据毫无遗憾地利用，日本20到30年战争都能继续下去。”

想打持久战，一方面是需要丰沛的供补资源，另一面需要强力集权化的国家社会统制。而推翻帝制建立社会主义国家的苏俄，此时第一个五年计划正如火如荼地进行，借由西方大萧条下，利用欧美资本输出，正完成从农业国向工业国实质转变，尤其是和战需有关的重工业发展迅猛。相形见绌之下同为一战前的后进国，日本的产业模式依然停留在以纺织品为主的轻工业，第一产业人口占比过半，机械、造船重工业发展水平滞后。在这样强烈的对比反差下，日本的少壮派军官和一些政治家表现出对共产主义扩张恐慌和对国家社会主义统制嗟羡的矛盾心理。

最早宣扬“国家改造论”的是右翼思想家北一辉，他在1921年写下了《日本改造法案大纲》，提出废除特权阶层，解散财阀企业，把日本建设成为“天皇社会主义制”国家构想。

“二二六事件 ”（1936年2月26日陆军皇道派军人以“清君侧”名义，发动一次失败但血腥的军事政变，多名政要被杀，但政变后日本政府完全法西斯化）后北一辉被当局以危险分子处决，但其信徒着实不少，安倍祖父岸信介也是醉心者之一。当时少壮派将校也深知在僵化的体制下，在日本本土很难实现这样的“理想主义”。与其斗争改造，不如新建一个域外国家来得容易。放眼望去，符合这一条件的就只有中国东北。

1931年3月板垣征四郎表示“满蒙是日本国家改造的前行基地”，其实也是基于国家改造论。而石原莞尔在事变不久后，把“满洲”未来描述成“六族和谐的王道国家”。这种思想不但影响了后来的伪满国建设，更是彻底把日本变成了一部为战而生的军事机器，把国家与国民推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去年日本天皇在新年讲话上破天荒提出：“日本要好好学习从满洲事变开始的那段历史，思考日本未来的模样！”这被日媒解读为天皇对安倍政权修改和平宪法的抗议，和对现在“日本历史修正主义风潮”的担愁。相较于中国来说，日本更需要了解“昭和十五年战争原点事件”（发生在昭和时代1931—1945年由满洲事变开始到宣布投降这15年间日本不间断的侵略战争）的这段历史。

参考文献：

2006年中央公论新社 读买新闻会长渡边恒雄主笔『検証 戦争責任』

2014年讲谈社 川田稔『昭和陸軍全史1満州事变』

1983年上海译文出版社 《满州事变》〔译〕王振锁、王家骅 〔原著〕关宽治 岛田俊彦―1962年朝日新闻社『太平洋戦争への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