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珍告状

“每个人都说我是傻瓜”，谌孟珍讲。孩子在她怀里咿咿呀呀，谌孟珍给孩子喂水喝。她26岁，穿着藕粉色花边衬衫，蓬乱的碎发下一张黝黑的脸，不甘、倔傲，又天真，说话时眼睛直直地盯着前方，偶尔闪过一丝自嘲的笑。

她是纪录片《毛毛告状》的主人公。1993年夏日，中国第一批纪录片栏目之一、上海电视台的《纪录片编辑室》播出了《毛毛告状》，讲述民工潮背景下，湖南“外来妹”谌孟珍，带着3个多月的女儿毛毛，要求39岁的上海男友赵文龙认亲。腿脚有疾的他却称自己生育力欠缺，一路躲着不认孩子，不得已，谌孟珍一纸诉状将他告上法庭。

谌孟珍。《毛毛告状》截图

看过《毛毛告状》的作家王安忆一直记得谌孟珍的样子，她在书中写，小说和电影曾经描绘了许多农村保姆的形象，她们大都贤良、逆来顺受，但谌孟珍全然不是这样，她是那么真实，“她非常勇敢……她才不管自己的形象如何，她就是要向这城市讨还自己的权利。”

影片采用实时跟拍。上集播出后，法院还未宣布DNA鉴定结果，掀起的孩子户籍争议就涌动在上海的街头巷尾：“孩子究竟是谁的？”——下集播出时，收视率一度飙升到36％，成了《纪录片编辑室》多年来收视率最高的节目。

异地恋情、未婚先孕、DNA鉴定与民事诉讼……这个在90年代上海的“前卫”故事，结局看上去美满：孩子是赵文龙的，他们也在同年结婚。节目组还特意为二人办了酒席，补拍了一个“大团圆”。

靠官司“赢”来的家，距《毛毛告状》首播过去28年了，覆盖了一个女性三分之一的生活历史。5个月前，我在上海见到了谌孟珍，她54岁，留着干练短发，白发夹杂其间，面容依旧瘦削，她看起来舒缓又放松，靠着沙发不时开怀笑着，或与赵文龙斗嘴几句。提及最初接受拍摄《毛毛告状》，“那时候就是这么天真”，她感叹。

不同于判决的尘埃落定，日常生活是复杂、混沌、无解的。婚后的漫长岁月里，谌孟珍经历过好几次崩溃。“我进来（这个家）的时候就没想过要过上好日子，没有希望也就没失望。”

崩溃的爆发关乎压在身上的生计，城市对一个外来者的凝视，还有在贫穷和疾苦中的爱人如何生活，又如何在拉锯中保有自我、尊严和爱。

这些，谌孟珍一一挨过了，现在，她想重新讲一遍自己的故事。

告状

饥饿、黯淡，这是1993年6月，谌孟珍与毛毛被逼入的窘境。在上海长宁区茅台路一间8块/天的地下旅馆内，谌孟珍一天只吃一顿，一碗饭淋点肉汤。因奶水不够，毛毛半夜总会饿哭。两人多是白天补觉。房内，一张单人床，一个衣柜，挤着母女俩，谌孟珍极少外出。她想把力气省着，留到下次开庭——她已向北新泾人民法庭提交诉状，要求男友赵文龙承认毛毛，尽到抚养义务。

谌孟珍和毛毛住在地下旅馆。《毛毛告状》截图

之前为了写诉状，因律师恰好不在，她搂着毛毛在律所门口蹲了几小时，碰上一场大雨，发了高烧的毛毛一下烧掉50块医药费，到6月中旬，她只剩20多块了。她想过抱着毛毛露宿街头去，“讨个饭总归有的吧？”谌孟珍不是没想过会败诉，那她要挨个换法院去告，“总归有天亮的那一天。”

那时，《纪录片编辑室》栏目的编导王文黎正筹划拍一部有关民工潮的纪录片，80年代以来，城乡人口的自由流动开始解封，大批农民进入城市打工，到80年代末形成了高潮。她恰好通过线索爆料得知此事，前往旅馆拍摄。媒体的介入，为谌孟珍增添了胜诉的信心。

此前，谌孟珍与在三轮车厂工作的赵文龙相恋并同居，1992年4月怀孕后，这个因小儿麻痹症，右腿残疾的39岁男人，深信她有所不忠：谌孟珍曾给赵文龙的朋友做过保姆，有天晚上帮忙看孩子，回来晚了，围巾又落在那儿；怀孕后，赵文龙一下觉得日期能对上，得此推理。

赵文龙。《毛毛告状》截图

为此，两人吵了近3个月，赵文龙拿烟灰缸砸她，谌孟珍抓起身边能砸的，一一回击。谌孟珍说，她背地里找人哭过，但面对赵文龙，绝不能透出半点难过，否则就被看笑话了。她多次对赵文龙表态，都是成年人了，不必靠污蔑她来逃避责任，她只要赵文龙认错，承认是自己没本事讨老婆要孩子，她会去流产，不要他一分钱。然而，赵文龙始终拒绝承认毛毛。

毛毛在肚里6个月大时，谌孟珍独自回到湖南安化县的老家，这期间，她始终保持着强势，向父母表示：要么收留，要么自己走人。父母怕她离家出走，没敢多问她的情况。

每天，谌孟珍睡好懒觉，到地里挖菜洗菜，她哥哥是包工头，她负责给工队烧饭。谌孟珍记得，那时她能吃能喝，也不失眠，偶尔听见几句闲话，“就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样子”。但肚子越大，她越能感受到家人微妙的态度，母亲常躲着她哭，特意托人劝她另找个人出嫁；一个嫂嫂碰到她，脸上总透着不悦。

谌孟珍的对抗，多是近乎固执的沉默。待产时，她只想吃一样东西，甜酒酿，憋着不和母亲说。她想着，要是做出来了，那个嫂嫂也要吃，指不定自己吃得还比她少，“不合算了。”后来碰巧一个亲戚送了一盆甜酒酿，她藏橱柜里，偷偷舀着吃了两天。

吃完后的第十天，她在1993年2月的一个深夜，迎来冬日的第一场雪，那场雪下得异常大，能盖过人的半条小腿，她的妹妹摸黑跑在山路里，找来村里接生的赤脚医生——谌孟珍把孩子生下来了，8斤半。

这个小孩，是当时谌孟珍眼中“报复的工具”，想到小孩以后要吃要哭要闹，赵文龙一个残疾人肯定应付不来，“就很开心”，谌孟珍要看着他惨，她坦言自己甚至是靠这种情绪撑过那段日子的。可当这个肉嘟的生命真正出现在眼前，她后悔了。

“这不是把一个无辜往坑里带了吗？”照顾毛毛时，她的笑容让谌孟珍心绪愈加矛盾。小孩真要给他？他能照顾好吗？以及，她好像没那么恨赵文龙了。到5月，她还是决定去趟上海和赵文龙讨个说法，如果赵文龙不认孩子，她也做好了独自抚养孩子的打算：毛毛交给母亲，自己外出打工。

谌孟珍给毛毛喂水喝。《毛毛告状》截图

刚到上海的3天里，她拿着两人之前签好并写着“小孩是谁的、谁负责”的纸条，在赵文龙小区门口守着，那时他每月拿着150块钱，面对做DNA鉴定的要求，多是神情淡漠，不说话，更不表态。被堵得心烦，他干脆跑亲戚家住。“没得救了”，谌孟珍抱着毛毛走，从街道居委、到派出所，再到法院，她没再找过赵文龙，“就法院见”。

纪录片《毛毛告状》的主要情节，就是对这场判决的实录：7月12日开庭那天，气温38℃，谌孟珍一手撑伞，一手抱着毛毛，走向烈日下的法庭，赵文龙慢悠跟在后头。就座后，他右臂挎着椅背，有些心不在焉地撇着嘴，谌孟珍则坐在长凳另一端。

赵文龙和谌孟珍在法院。《毛毛告状》截图

审判员宣判毛毛为赵文龙亲生时，他面无表情，被喊了两次，他才回过神，头依旧斜视，“这鉴定具有法律责任的吗？”这次，他有些颦蹙地抿着嘴，并将60块钱的抚养费砍到30块钱。

“我要的是个真理！不是要的这钱”，谌孟珍回忆，当时火气一下上来了，律师说不写经济诉求，官司不好打，她才加上抚养费。60块已是考虑到赵文龙的经济能力，象征性要点，这钱想养个小孩远远不够，没想到赵文龙还要赖，一下觉得只写60，都把他看得太重了。

后经法院协商，谌孟珍接受将抚养费降到每月50块，虽然和毛毛的后路具体怎么走，她心里也没底，但给判决书签字时，还是笑出了酒窝，“至少（判决）还了我清白。”

谌孟珍说，让赵文龙出60块抚养费是“看重了他”。《毛毛告状》截图

爱恋

如今提起这场“告状”，谌真宏还是为姐姐感到不值。他原先在长沙做水泥工，收到姐姐的求助信息，在她即将露宿街头时赶到上海。他很少听姐姐谈到赵文龙。只听她说过，当初和赵文龙在一起是“看他造孽（可怜），同情他。”等开庭第一次见到赵文龙，谌真宏甚至怀疑姐姐脑子出了问题，但他知道，“反对（她）是无效的。”

在谌真宏眼中，姐姐性格倔强而独立。小时候，家里4亩多地，等放学了，大家都要下地干活，谌孟珍因总是生病更受宠些，“竹编打她打得少。”要是挨打了，她会连着几天不吃饭，但活还是会干，割猪草、放牛、砍柴。谌珍宏记得，姐姐11岁左右上山砍柴，山路来回半天，一担柴背个30来斤。到14岁，她最多能背130斤。

谌孟珍老家在安化县村里的一个半山坡上。受访者供图

对于这个有着7个小孩（谌孟珍排老四）的务农家庭，地里的水稻、花生、玉米等，一年下来仅能换得几百块的收入，勉强维持着开销，小孩上学的话，基本处在一种难以为继的状态。谌真宏解释说，小的开始读，大的就没得读，“它是循环的。”

“哪一个想天天去干活呢？”谌真宏回忆，改革开放后，伴随户籍制逐渐松动，老家的年轻人，基本是过了16岁，一茬带一茬往外跑着去挣钱。但比较下来，他觉得还是姐姐的开店生活更轻松、滋润些——小学五年级辍学后，谌孟珍先是在家做了好几年农活，再去镇上做纺织工，快20岁时，靠省吃俭用的3000块开了间裁衣店。

尽管这间店保证了谌孟珍的经济独立，她心里对城市始终有着单纯的向往，她想一个人去那儿玩，“开心就OK。”

1991年7月，她在晚上抵达上海南站，就带了几件衣物，拎在小布袋里。站内汹涌的人潮，让她在找出口时有些手足无措。等一个提前联系好的老板开车接到她，谌孟珍突然怕被卖了，不断强调自己身上没钱。

到了闵行区七宝镇（接近郊区）这家车厂，她有些失望，这儿还没安化县繁华。谌孟珍吃住在厂里，负责给工人烧饭及打扫卫生。她吃得不习惯，偏甜；普通话则让她别扭，干脆沉默。老板娘的吩咐讲的上海话，谌孟珍听完，总是直直盯着她，让她再讲一遍。

与她在工厂的拘束相比，赵文龙洒脱得多。谌孟珍至今记得见他的第一面：他慢腾腾走在阳光下，头梳得亮亮的，穿件干净T恤，“看着很清爽，给人一种舒服的感觉。”

赵文龙高中学历，在厂里负责画图纸。谌孟珍回忆，他工作日多是早9点吃好饭，到办公室和兼为朋友的厂长吹牛，下午3、4点回家。他爱喝酒、打牌，那时人瘦，腋拐一撑就起，上楼一登俩台阶，两个拐杖“噼里啪啦”，走得可快，“2楼算什么，他5楼照样去搓麻将。”

最初二人的关系，多处在一种懵懂状态。赵文龙主动搭讪，她忙着洗菜、削土豆，走哪，赵都跟着。谌孟珍想开个玩笑，进厨房时，顺手藏起两只腋拐，气得他和老板告状。谌孟珍说，自己没啥社交圈子，只有和赵文龙相处时，才感到放松。尤其他那种特有的松弛感吸引着她，“跟他一起的话就能够互补。”在谌孟珍眼中，赵文龙是聪明、文雅的，至于喝酒打牌，意味着朋友多，能来事儿。

1991年年尾，谌孟珍清了宿舍，她“玩”够了，觉得在老家开店过得也不比在上海差。她没想再来上海，也没考虑和赵文龙过一辈子。

到家后，她每周都会收到赵文龙的信，有时能写满两页材料纸，谌孟珍没回过信，她觉得自己写字不好看。但收了近3个月信，她选择回上海。

她至今记得一封信里有句话：你有勤劳的双手，我有聪明的头脑，我们一起改变命运，过上好日子。“开始心动了，就出来了。”

回上海后，二人开始同居，谌孟珍看到了赵文龙的另一面。如刺猬一般，因他父亲开口叫他就是“坏脚、坏脚”，父子几乎无法沟通。有时正吃饭，赵文龙会直接摔碗，把桌上的菜扫掉。有次，谌孟珍瞅见他父母把菜藏着没给他吃，上完夜班回来的赵文龙，仅是心满意足地吃着油条泡饭，看着那一幕，谌孟珍差点掉泪，“我就感觉，唉我的天，他这么傻。”

这段恋情，谌孟珍并不避讳同情占比更多。怜悯催生着与他组建家庭的念想，她想着要在这个家蹲下去，让赵文龙过上正常生活：不管吃好吃坏，一家人能一起吃就行。还有一个原因，是两人无论如何吵架，赵文龙绝对不许父母插手，“我知道走进上海的家庭有多么艰难，那至少自己的男人是能够保护你的。”——当然，那时谌孟珍还未怀孕。

支撑

法院判决后，庭审本该结束，编导王文黎突然抱起毛毛走向赵文龙。

“那个时候情不自禁就闯进镜头，这是你亲女儿，怎么可以不抱一下就走？”王文黎回忆。

毛毛哇哇哭着，赵文龙手臂半悬，不太敢接，被毛毛蹬了几下，心理防线似乎一下瓦解，他也哭了。镜头转向另一侧，谌孟珍捂着脸抽泣。

庭审结束后，两人都流了泪。《毛毛告状》截图

谌孟珍。《毛毛告状》截图

隔天，赵文龙给谌孟珍写了封忏悔信，托王文黎交给她，希望与她重归于好。他在信中说，在他不幸的40年里，能遇到孟珍，是不幸中的大幸，才使自己做了父亲。“这对我这个残疾人来说，是多么不容易啊！因为从现在起，生活中升起了希望，看到了将来……”

赵文龙写给谌孟珍的悔过信。《毛毛一家二十年》截图

收到信后，谌孟珍特意在午后找了条僻静小路见了他，两人坐门墩子聊了近一小时，毛毛在她怀中安睡着，她最终选择原谅。“他能够低下头，给小孩一个完整的家很重要。”其实，自《毛毛告状》下集播出，不断有人到旅馆找过谌孟珍，希望与她结婚，不少人上来就说要帮忙养毛毛，她觉得太虚伪了，“靠着自己的手去创造出来的才是家。”

谌孟珍和赵文龙结婚时的合照。受访者供图

婚后，通过电视台帮忙，一家剃须刀厂为夫妻俩提供了工作及宿舍。后来为了照顾毛毛，谌孟珍很快辞职，搬回赵文龙家。那时赵文龙每月工资500元，他原先所在的车厂，为他保留着职位、缴纳养老金，每月给他200块补贴。这些钱，包括存折等，赵文龙都“上交”给了谌孟珍，每天就要包烟钱。婚前，他的钱是一张张藏着掖着。

谌孟珍说，对于她和毛毛，赵文龙始终带着歉意，主动承担了不少毛毛的照料职责。像平时给毛毛喂饭，至少个把小时，谌孟珍等得肠子都痒，再不吃，她要抓只筷子让毛毛“听话”了。赵文龙看得心疼，会自己拿个勺子一圈圈兜着。谌孟珍有洁癖，毛毛的尿布也多是他换的。

等毛毛大些，因为过于好动，出汗后很容易就感冒、发烧，谌孟珍记得，最多时一天跑了5趟医院，赵文龙凌晨3点开着三轮车护送她俩。开了药单后，谌孟珍都是回小区附近的药房配药，可以少配几盒省点钱，不够了再去加。

在这个家，开销一向吃紧。赵文龙之后换了份物业工作，每月收入维持在1000元，勉强应付着水电煤气等日常开销。养家的重任，一半压在谌孟珍身上。毛毛上托儿所时，她在那儿做看护阿姨，扣去托儿费，剩的每月薪水不到一百，但谌孟珍觉得这样也比光待在家带小孩好。

到1996年，毛毛3岁，谌孟珍到人民广场一家快餐店洗碗，工资高些。她记得，上班第一天，她错过12点的夜班车，身上钱又不够，只好在打车时让司机卡着计价表停车。洗碗的工作强度很大，饭打下来，“（得）拼命吃快点，外面的碗都堆得一塌糊涂了。”谌孟珍1米5出头，灶台又高，20多斤的一桶碗筷，她咬牙拎起倒去消毒。除了洗碗，她也兼职做钟点工。

隔年，她换了份营业员工作，还特意买了单车去上班。车流呼啸而过，她总怕挨到，心慌得摔了不知道多少次。

“反正年轻”，谌孟珍说，身体的劳累睡一觉就过去了。那时夫妻俩热衷分享日常及自己的过去，总要聊到凌晨一两点。加班的话，彼此都会靠在床头，等对方回家。“也挺不错的，对吧？”谌孟珍还记得，她加班后常在小区路边摊买份炒面，和赵文龙分着吃。

但随着时间推移，两人不得不直面更为现实的经济负担。2001年，赵文龙因“三高”及糖尿病，退休在家，每月仅有几百元。谌孟珍又处在“间歇性”失业中：因学历等限制，她只能做体力劳动，工作变动性本身较大，伴随年纪渐增，她的竞争优势快速下降，即便说了不加保险金，也很少有工厂愿意用她。好在赵文龙退休后，他所在的车厂“收留”了谌孟珍，她靠在流水线做模具，负荷着赵文龙的医药费、毛毛的学费等开销。

谌孟珍在工厂上班。《毛毛一家二十年》截图

夫妻间的关系，同样为疾病和生存磨损着。《纪录片编辑室》团队在2003年回访了谌孟珍一家，短片《毛毛十岁》里，赵文龙笑着对毛毛说：“出生在阿拉这个家庭太倒霉了。”毛毛打趣妈妈：“各侬找个好老公不会啊？”

毛毛十岁时，一家三口。《毛毛一家二十年》截图

谌孟珍回忆，那时她心里也积着怨气，想着当初要是跟了别人，或许就不至于为生计提心吊胆。有次发低保，她硬着头皮去领，“很难为情的”，被告知下个月不能再领时，没问缘由直接逃离现场。赵文龙知道后，背地和朋友开车去堵在区政府门口，才拿回钱。

2004年，通过王文黎介绍，谌孟珍到一家展览馆做清洁，兼做养老护理，开始稳定工作，能缴纳养老金。那些积攒的怨气和过去的脾气，被更繁重的工作“磨平”了，“哪怕是最不想见的人，最不想听的话，也笑嘻嘻的。”她需要钱，做清洁6块一小时，毛毛上辅导班，50块一小时，只要不是乱吃乱花，毛毛开口，谌孟珍都会给，她还想为将来毛毛的大学费用做准备。

“就是一个赚钱的机器”，谌孟珍说，最长一次，她加班了36天，一早还得去做看护，就没碰上毛毛几面。她称那时是麻木的，为了钱，谈不上关心家人，有关女儿的初、高中记忆，她几乎是一片空白。

沪籍

经济上的重负尚且能通过双手去勉力，扎根在家庭和城市中的歧视，对谌孟珍则更为沉重。

据王文黎回忆，拍摄《毛毛告状》时，赵文龙的母亲和她说过，谌孟珍就是“发大水冲上门的木头”，正派人不会去捡的。赵文龙的父亲是个老工人，王文黎称，他人很淳朴，但面子至上，同样无法接受谌孟珍的外来身份。

纪录片拍摄完后，王文黎常年与谌孟珍保持联系，她透露，自谌孟珍进门，一家厨房两家用。赵文龙的父亲会把她的餐具、洗碗布丢地上；婴儿车是捡的，推着不稳，有时毛毛晃地上了，他也不扶，任毛毛穷哭，“连亲孙女都不待见，你想谌孟珍在这个家多痛苦？”

对待这样的冷遇，谌孟珍有自己的方法。她曾让婆婆帮忙接毛毛放学，幼儿园就小区对面，走几步路的功夫，却被婆婆一口回绝。她立马回乡下，把妹妹带家里住，帮忙接送，没一个月，婆婆对其“蹭吃蹭喝”忍不下了，还没到点就抢着接人，借此赶走她妹妹。其实，谌孟珍早就预料到这一步了。

与公婆的矛盾，谌孟珍不愿多提，只说她曾因此长期失眠，只能干坐马桶上酝酿睡意，可一倒床上，精神又好得不行，干脆半夜两三点到小区附近的公园枯坐着。1996年，她开始服用安眠药。

那时她消化情绪的方式，多是漫无目的走在街头，也曾在冬日雨天暴走一小时多，碰着没人，“拼命地叫，拼命地哭”，到家基本虚脱。事由早已模糊，仅是赵文龙随口一句话，像护着父母，她突然觉得自己被彻底辜负了。

“1996到1997年的时候，真想离（婚）的”，但谌孟珍甩不掉一个精神包袱。自《毛毛告状》播出，她走在街上，有人会直接向她搭话，说她就是为了上海户口嫁过去的，对这些议论，谌孟珍多是笑笑而过，可听得多了，它慢慢成了她心里“一个好像过不去的坎”。

她至今记得，2000年年底落户那天，残联一工作人员还笑赵文龙太傻：户口一上来，她就要跑了。

真正落户了，谌孟珍更觉不能离婚，否则会让外来妹承受更多白眼，“社会公德还是需要的。”

极强的“外来”认同感，像个开关随时会点燃她的情绪，与本地人“斗争史”，她几乎不胜枚举。

如最初在车厂烧饭，厂里难得开荤，一个本地人总要打肉回家，其他工人自然就吃得少了，谌孟珍算准那个人来的时间把厨房锁了；再有一回，她买的2个鸡蛋给同小区的本地人碰碎了，她一定要让人赔，“我对付上海人还挺坏的。”讲起这些，她暗自高兴般笑了几声，她说对外地人则另当别论，将她一百多的裤子弄坏了也没要赔。

2003年，因为《毛毛告状》播出10年，谌孟珍被邀上访谈类节目《经典重访》，本地主持人选择用普通话向她提问，谌孟珍则坚持用上海话回答。谌孟珍说，她能感受到背后的偏见，可她说惯上海话了，不愿改口。早在谌孟珍在托儿所做看护时，几个阿姨非让她讲上海话，否则就装听不懂，还爱拿她口误取乐。两年下来，她的上海话突飞猛进。

那时她经常受区别对待的气。例如过妇女节，院长说给大家送包米，她和另一个外来妹是临时工，没收到，闯办公室去要，让院长一时间很尴尬。“其实我们知道不可能要到，去出气而已。”

节目结尾，节目组请了谌孟珍所在小区的居委干部，给她做了次“评定”。居委表示，谌孟珍虽然是外来妹，但进门后，尽职承担着妻子、母亲的角色，“我们街道现在不是叫她们外来嫂……你既然来了，我们就要拿你当自家人。”

“这一套我不吃”，谌孟珍说。她平时极少和居委会接触，甚至是躲着他们。而与经常接触的同事，谌孟珍同样有着隔阂。她说，做清洁工作及养老看护时，同事基本上海的，尽管处得算不错，但聊到家乡、家人等话题，总归聊不到一块。

真正算得上朋友的，是同小区一个外地女人，老公也有残疾，两人有种“同病相怜”的联结。

“说白了就觉得我好像跟人交不到朋友”，谌孟珍将问题归结于自己的敏感，如果继续追溯，她会想起儿时农忙，家里孩子没法同时吃饭，父母会把菜平分好，哪怕仅是一碗辣椒、一碟咸菜，也不会让小孩吃其他人吃剩下的，这种日常给她灌输了一个观念：每个人都应该被平等对待，“但其实是不可能的。”

依赖

在上海成家多年，谌孟珍至今仍觉身在别人地盘里，“我其实一直都觉得自己是一个闯入者。”

“闯入者”谌孟珍，却始终被依赖着。每次从娘家回上海，火车才到嘉兴站，她就开始胃痛，照过胃镜没啥问题。她坦言，“一到这里（上海）就特别特别紧张。”除了养家重担，一心想照顾好赵文龙，给了她太大压力。

2001年，有次她刚下车站，给赵文龙打电话，就听他说话说得舌头发硬。那会儿，赵文龙已经退休，小脑梗发作的他在家基本昏迷，当天直接住院。“还好我回来了，再不回来他没了。”

谌孟珍和赵文龙在医院，他们是医院的常客。《毛毛一家二十年》截图

随着年纪渐长，健康问题加重，他对谌孟珍的依赖也越来越深。2012年他有场甲状腺手术，住院时擅自离院，想回家找谌孟珍。当时下着暴雨，水已淹到膝盖，赵文龙的三轮车熄火了。谌孟珍顾不上吃饭，去帮忙推车，人基本处在脱水状态。

“他就离不开我”，谌孟珍说赵文龙就像个年糕蛋，粘在身上拿都拿不掉，要气死人。

但她其实习惯了被这么粘着，从展览馆或做看护下班回家，跟他呆一块儿，仍是谌孟珍一天里最为放松的时刻。“（如果）他给不了我安全感，那我就永远没有安全感。”

家庭之外，她对城市依然有些陌生，她几乎没去逛过什么地标景点，仅有一次，是谌真宏组织她和毛毛去一个公园郊游——那已经是十几年前的事了。

1997年，谌孟珍在东方明珠前留影。受访者供图

在赵文龙病情稳定的情况下，他与谌孟珍的日子多是平淡的。自从退休，他基本处在看着谌孟珍成天忙忙碌碌的状态，可以睡懒觉，到中山公园溜达，中午回家洗碗洗米，做点家务，等谌孟珍下班回来烧饭。

2015年，有了智能机后，两人不太聊天了，赵文龙喜欢在手机打麻将，谌孟珍则喜欢刷短视频，有时喊他聊会儿天，聊完他总要找各种借口回自己房间：空调太冷，被子太厚，睡到半夜也得溜回去。其实，谌孟珍也更习惯一人睡，想有点个人空间喘口气。

王文黎认为，这个家能维持，主要还是靠毛毛凝聚着，她称女儿就是谌孟珍这艘“船”的锚，除非链断了，船才会被卷走。

忆起毛毛的活泼，王文黎掩不住笑。毛毛小学时，一家人过年常找她拜年，毛毛会用爸爸的拐杖，“蹬跑”上楼，一下甩开背着赵文龙的谌孟珍。

谌孟珍和毛毛在公园郊游，当时毛毛上小学一年级。受访者供图

毛毛在准备碗筷吃饭。《毛毛一家二十年》截图

赵文龙和毛毛打牌。《毛毛一家二十年》截图

谌孟珍说，因毛毛过于“皮实”的性格，她动手管教过毛毛，毛毛为此还给王文黎告过状。

等到毛毛上初中，亦是她长期在展览馆加班的时候，毛毛像是突然理解了自己的不易。有次学校临时排练唱歌，毛毛没来得及打电话通知她，出校门时因为自责擦着眼泪——一直在灯影下等待的谌孟珍撞见了这一幕，她突然觉得，女儿长大了。再后来，女儿性格像变了个人，安静而内向，很多事只跟她讲，“她喜欢一个男孩，也会跟我八卦。”

毛毛定居美国后，母女间的情感联结依旧紧密。自2011年她接受热心人帮助赴美留学，时常和谌孟珍视频通话，分享种种烦心事。

2013年，纪录片编辑室团队回访谌孟珍，拍摄了《毛毛一家二十年》，谌孟珍说起女儿，露出了笑容。《毛毛一家二十年》截图

每次送女儿登机，谌孟珍都会独自在机场外等一小时多，直至飞机划过天际，“飞远了，就让她飞。”第一次送机那天，她没敢对视毛毛哭得有些红肿的眼睛，被抱着时也不敢多说话，怕掉眼泪。临别，挥挥手就转身走了。

谌孟珍并不喜欢上海，在这里，她可依赖的人不多。但她想过，如果不是它的教育机会，毛毛是否能有今天这一步，在美国从事金融工作，“上海改变了她的命运。”

2015年，谌孟珍到美国参加毛毛的毕业典礼，照片为她在旧金山旅游时拍摄。受访者供图

而对于自己，这座城市像山一样压在身上，“喘不过气”，她也会将对父母的亏欠算到它头上。自从嫁到上海，她回娘家的次数掰手指都数得过来。基本是父母身体出了状况才回去。路途就要一天半，火车转大巴再转出租，有次家附近翻新了水泥路，她没认出自己家来，多开了好几公里。

“越是晚回去，越是觉得生离死别。”每次见到父母，谌孟珍都会一下觉得他们又老了好多。父亲2011年因肠癌去世，原先身体还算硬朗，生病后把这辈子没打的针都打了，她在医院看护了半个月，回上海不到一周，他已离世。

谌孟珍的母亲，则患有老年痴呆，有时家人在电话中谈到母亲的病情，她想帮却帮不上，“整个心一天到晚煎熬着。”2019年母亲离去前，已记不起她是谁，谌孟珍照顾她时，她不断说着谢谢。“我就觉得，我失去了很多东西。”

谌孟珍与母亲的合照。受访者供图

困局

过往负荷着的种种压力，尤其有关“沪籍”的偏见，让谌孟珍如今对《毛毛告状》——这部记录着她人生最重要抉择的影片，依旧有着条件反射般的回避。前不久，她刚出小区，马路对面突然有个年轻人冲她招手，跑来确认她的身份，谌孟珍笑着应付几句，一下子提快了脚步，心想：要死，怎么现在连小孩都看过《毛毛告状》？

在直到知道记者也是外地人之前，她同样多次拒绝了采访，尤其一想到和自己同年出嫁的老乡，现在“车子一台又一台”，个个当老板，而她“过得惨不忍睹”， 她更觉得没什么好聊了。

“惨”，发生在2020年4月初，赵文龙因一场前列腺手术留下心理创伤，同时被诊断为老年痴呆。情绪狂躁的他，会脱光衣服持续24小时吼叫着，为了排尿，他会在屋内一圈圈走，手能磨出血来。

“监狱都没这么扎心。”那时谌孟珍从展览馆辞职，推掉所有看护工作，将自己封闭起来，家人电话一概不接，不想叫人同情。

用药后的赵文龙状态仍不稳定，随地坐随地躺，一摔倒，拐杖直往谌孟珍腿上戳。谌孟珍怕他着凉，抱着棉被紧紧跟着。在心理承受逼近极限时，她向谌真宏发出了求助，他很快从老家赶来，帮忙照顾了一个月。

被问及此事，谌真宏神色有些凝重，只说现在也担心姐姐的处境。同谌孟珍一样，他举了同村那些优秀出嫁的例子，只是语气多了几分无奈——好也过一世，差也过一世，现在人都老了，“还有什么值不值得？”

“他那时候还记得我，这就足够了。”谌孟珍说，用药第一天，赵文龙因副作用忘了她长什么样。撑杖不稳的他，满屋喊着她的名字，她想去扶，被肘开了，“他说自己可是有老婆的！”谌孟珍觉得自己理应承受这一切，毕竟赵文龙心里只剩她了。

“他现在就是个一两岁的小孩子。”谌孟珍训他几句，转眼就忘。看病则是又哄又骗，有时都叫好车了，死活不上，两人就是干瞪眼，慢慢他把头低下了，她看得心疼，只能开三轮车载他去医院。

在赵文龙病情稳定后，谌孟珍把之前辞掉的零工“捡”了回来，两人每月退休金加起来大概四千，要支付一些进口药，还有些勉强。她在家装了智能监控，工作间隙盯下手机，督促赵文龙记得喝水，要是他卧电视前太久了，也得让他起身走走。隔着屏幕，谌孟珍多少能有点“抽离”后的放松。

此前，谌孟珍也曾和毛毛商量过，把赵文龙送医院去，但怕他在里边受欺负，谌孟珍最终放弃了。其实，赵文龙患病，她最先告诉的就是毛毛，她觉得女儿理应分摊这份崩溃，大哭了一场，可当毛毛提出回国，她一口回绝了。“我不可能把女儿的下辈子也给他。”

谌孟珍扶赵文龙上楼梯。澎湃新闻记者 陈灿杰 图

赵文龙的药，其中的巧克力，是为了哄骗他听话吃药。澎湃新闻记者 陈灿杰 图

赵文龙吃完饭在小区散步时，谌孟珍给他拉好拉链。澎湃新闻记者 陈灿杰 图

谌孟珍说，哪天赵文龙走在她前面，她要回老家去。提到这个希望，她很快又补了句——“当然，谁走在前面还不知道呢”，因为照顾赵文龙，她的身体也垮了不少。

采访中，得知谌孟珍的近况，王文黎沉默了好几次，最终叹了口气，“我知道她这辈子会受穷，但没想到会这么苦。”

但谌孟珍似乎不是这么看的，“我觉得我还是挺能干的一个人。至少我把这个家一手撑起来，而且也算过得红红火火的，不算富有，至少也是没有负债，这家也不是三分四裂的，我们过得还是挺不错的，对吧？”

如今重看两人关系，自己把一个“流氓一样”的残疾人拉回家的正轨，也照顾得不错，谌孟珍有种成就感，“难道不伟大吗？”她反问道。

过去，赵文龙未患病前，谌孟珍总和他开玩笑，她就是上辈子欠他的，这辈子开开心心还了，下辈子就不欠了，“我就可以自由了。”

在赵文龙患病期间，大段的空闲时间，两人有了新的相处方式：打牌，他们至今已打烂了12副牌。赵文龙不爱守规则，坏牌一下全扔了。但总赢也没意思，让他先赢3、4盘，谌孟珍就要按规则扳回一局了。

“我现在就把苦日子当成好日子过着。”赵文龙患病后，谌孟珍开始在网上买花，她说种点草，浇点水，好像心里还有点事情惦记着。她也记不得那些花叫啥，就是挑便宜的买。出乎意料的，花都非常好养活，满满当当排在窗台上，静谧而葱郁地生长着。

谌孟珍种在阳台上的花。澎湃新闻记者陈灿杰 图

临采访结束，她离开家，去另一个小区做看护。路程十分钟不到，沿途的服装店扬着歌，几家网红奶茶店有人正排着队，再远一些，金虹桥国际中心144米高的“门”型办公楼已矗立商圈中心。

我问谌孟珍：“在你的记忆中，这儿和你刚来上海时，发生了什么变化？”

她顿了下，好像在确认着答案，笃定说道：“没有，和我刚来上海时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