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韩炳哲：智能手机是一种支配工具，就像一串“念珠”

纪录片《倦怠社会：韩炳哲在首尔和柏林》剧照。

根据韩国出生的瑞士籍德国哲学家韩炳哲（Byung-Chul Han） 的说法，我们这个由原子和分子，由可触碰可闻到的“物”（things）组成的物质世界，正在溶入一个“非物”（non-things）的世界。“我们继续渴望这些非物，甚至买卖它们，”韩炳哲说。它们继续影响着我们。他认为，尽管数字世界与我们仍然认为是“真实”（real）的世界边界越来越模糊，我们的存在却变得越来越抽象和短暂。这位畅销书思想家，有时被称为摇滚明星哲学家，仍在一丝不苟地剖析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带来的焦虑。

韩炳哲的新书《非物》（德文书名Undinge，英文书名Nonobjects，英文版即将出版）通过结合伟大哲学家的名言和大众文化的元素，分析了我们身处的“倦怠社会”（burnout society），在这个社会中，我们因不可避免的生存需求而精疲力竭和感到沮丧。他还思考了新的娱乐形式和“心理政治”（psychopolitics）——在其中公民顺从地屈服于体制的诱惑，以及情色的消失——韩炳哲将其归咎于当前的“自恋主义”和“展示主义”（narcissism and exhibitionism）潮流。

他认为，自恋在社交媒体上泛滥，这种对自己的痴迷使他人消失了，世界成为我们作为个体的纯粹倒影。这位哲学家努力恢复日常生活中的亲密接触——他以对园艺、手工制作和静坐的兴趣而闻名。他对“仪式的消失”感到绝望，因为这也会使整个社区随之消失。在病态和残酷的社会中，我们成了迷失的个体。

在一个痴迷于“超生产”和“超消费”（hyperproduction and hyperconsumption）的世界里，“物体”（objects）正在消失，我们正在走向一个“非物”的世界，这怎么可能呢？

韩炳哲：毫无疑问，物体存在着过度通货膨胀，这意味着它们无处不在。然而，这些都是一次性物体，我们无法真正与之结合。今天，我们迷恋的不是物，而是信息和数据，也就是说，“非物”（non-things）。今天我们都是信息狂人。我们甚至有“数据性恋者”（datasexual）（痴迷于收集和分享个人生活信息的人）的概念。

在你所描述的这个世界中，一个失去关系的超消费的世界，为什么拥有我们喜欢的东西并建立“仪式”（rituals）是很重要的？

韩炳哲：这些东西是一种支撑结构，在生活中提供心灵的平静。如今，这常常被信息所掩盖。智能手机不是一个事物。它生产和处理信息，而信息给我们的是与平静心态相反的东西。它依靠惊喜的刺激，让我们沉浸在新闻的旋风中。仪式给生活带来某种稳定性。疫情摧毁了这些时间结构。想想远程工作。当时间失去它的结构时，抑郁就会出现。

你的书里说，在数字世界里，我们会变成“游戏人”（homo ludens），专注于玩乐，而不是工作。但考虑到就业市场的不稳定性，我们都能过上这种生活方式吗？

韩炳哲：我谈过数字失业。数字化将导致大规模失业，这将是未来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人类的未来会由基本收入和电脑游戏组成吗？这是一个令人沮丧的前景。在《面包和马戏团》（Panem et circeness）中，罗马诗人尤维纳利（Juvenal）提到了一个不可能有政治行动的罗马社会。人们用免费的食物和娱乐来保持快乐。当社会只忙于玩乐时，全权统治（Total domination）就到来了。Netflix最近推出的韩剧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以什么方式？

韩炳哲：（在剧中）角色们都负债累累，他们同意玩这个可以给他们带来巨大收益的致命游戏。该剧以一种极端的形式表现了资本主义的核心方面。德国哲学家瓦尔特·本雅明说资本主义代表了第一个不是献祭而是让我们负债的邪教案例。在数字化的早期，人们梦想着工作将被娱乐所取代。在现实中，数字资本主义无情地利用了人类的玩乐欲望。想想社交媒体，它故意加入好玩的元素，让用户上瘾。

的确，智能手机给了我们一定的自由，但事实上我们不是被它们囚禁了吗？

韩炳哲：如今的智能手机要么是数字工作场所，要么是数字忏悔室。每一个设备和每一种统治技术都会产生被用于征服的图腾。这就是加强统治的方法。智能手机是数码统治的崇拜对象。作为一个征服装置，它的作用就像一串念珠和它的珠子;这就是我们如何让智能手机一直在手边。“点赞”就是一个数字“阿门”。我们坚持不懈地忏悔。我们自愿暴露。但我们不会请求宽恕：相反，我们会呼吁关注。

有些人担心，物联网有朝一日可能意味着物体会反抗人类。

韩炳哲：不完全是。由相互连接的物体组成的智能家居代表了一个数字监狱。带有传感器的智能床即使在睡眠期间也能展开监控。监视越来越多地悄悄地渗透到日常生活中，仿佛这只是一件方便的事情。数字物（Digital things）被证明是持续监视和控制我们的有效线人。

你已经描述了工作如何变得更像一场游戏，而矛盾的是，社交媒体让我们感到更加自由。资本主义诱惑我们。这个系统是否以一种让我们感到愉悦的方式控制了我们？

韩炳哲：只有压迫性的制度才会激起反抗。相反，新自由主义政权并不压迫自由，而是剥削自由，它不会面临任何抵抗。它不是压制，而是诱惑。统治在它表现为自由的那一刻就变得完全。

尽管不稳定和不平等日益加剧，为什么西方国家的日常世界看起来如此美丽、精心设计和乐观？为什么它看起来不像一部反乌托邦或赛博朋克电影？

韩炳哲：乔治·奥威尔的小说《1984》最近成为全球畅销书。人们感觉到我们的数字舒适区出了问题。但我们的社会更像是奥尔德斯·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在《1984》中，人们被伤害的威胁所控制。在《美丽新世界》中，它们是通过管理快乐来控制的。国家分发一种叫做“索玛”（soma）的药物，使每个人都感到快乐。这就是我们的未来。

你认为人工智能或大数据并不是它们所宣传的不可思议的知识形式，而是“初级的或退化的”的知识形式。这是为什么呢？

韩炳哲：大数据只是一种非常原始的知识形式，即相关性：如果A发生，那么B就发生。没有任何理解。人工智能不会思考。人工智能不会起鸡皮疙瘩。

法国作家、数学家布莱斯·帕斯卡说过：“人类所有的问题都源于人无法独自安静地坐在房间里。”我们生活在对生产力的崇拜中，甚至在我们所谓的“空闲”时间也是如此。你成功地将它命名为倦怠社会。是否应该把恢复我们自己的时间设定为一个政治目标？

韩炳哲：今天人类的存在完全被活动所吸收。这使得它完全可以被利用。在资本主义的统治体系中，“不活动”（Inactivity）作为一种外部事物的结合而重新出现。它被称为休闲时间，因为它是用来从工作中恢复过来的，所以它仍然与工作联系在一起。我们需要一个不活动的政策。这有助于将时间从生产义务中解放出来，并使真正的休闲时间成为可能。

你如何协调一个试图将我们同质化的社会和人们日益增长的与他人不同、以某种方式变得独特的渴望？

韩炳哲：今天每个人都想做真正的自己，也就是说，与众不同。我们总是把自己和别人比较。恰恰是这种比较使我们都变得相同。换句话说：做一个真正的人的义务导致了相同性的地狱。

我们需要更多的沉默，更多倾听他人的意愿吗？

韩炳哲：我们需要让信息保持沉默。否则，我们的大脑会爆炸。今天，我们通过信息来感知世界。这就是我们失去当下体验的原因。我们与世界越来越脱节。我们正在失去这个世界。世界不仅仅是信息，而屏幕是世界的糟糕表现形式。我们绕着自己旋转。智能手机对这种对世界的不良认知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抑郁症的一个基本症状就是“世界的缺失”（the absence of the world）。

抑郁症是我们今天面临的最令人担忧的健康问题之一。这种“世界的缺失”是如何运作的？

韩炳哲：当我们抑郁的时候，我们就失去了与世界、与他人的关系。我们陷入了分散的自我。我认为数字化和智能手机让我们感到沮丧。有很多牙医讲过这样的故事，当治疗很痛苦时，他们的病人会紧紧抓住手机不放。他们为什么这么做？多亏了智能手机，我意识到了自己。它帮助我确信我还活着，我是存在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牙科治疗等情况下会紧抓着手机不放。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记得在牙医诊所握着妈妈的手。今天，母亲不再伸手给孩子，而是给孩子一部手机。支持不是来自别人，而是来自自己。这让我们生病。我们必须重新获得另外那个人。

根据哲学家弗雷德里克·杰姆逊的观点，世界末日比资本主义末日更容易想象。你能想象某种形式的后资本主义吗，现在它似乎正在衰落？

韩炳哲：资本主义确实是对人的本能结构作出反应的。但是人类不仅仅是一种本能的存在。我们必须驯服、教化和使资本主义人性化。这也是可能的。社会市场经济就是一个例证。但我们的经济正在进入一个新时代，一个可持续发展的时代。

你获得博士学位的论文是关于德国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的，他探索了最抽象的思想形式，其著作对于外行说非常晦涩难懂。然而你却能把这种抽象的思维运用到任何人都能遇到的问题上。哲学应该更关注大多数人生活的世界吗？

韩炳哲：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把哲学定义为一种激进的新闻工作，他认为自己是一名记者。哲学家应该关注今天，关注时事。在这一点上，我遵循福柯的领导。我试图用我的思想来解释今天。正是这些想法让我们获得了自由。

(本文原载EL PAÍS10月15日刊，译文略有删改。原文链接：https：//english.elpais.com/usa/2021-10-15/byung-chul-han-the-smartphone-is-a-tool-of-domination-it-acts-like-a-rosary.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