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酷想家｜清醒认识人口空间大变局：基于六普七普数据分析

城市是流动的，是变化的，是被一些规律支配的。大数据能够帮我们观察城市街区之细微，也能俯视城市体系之宏大。上海交通大学中国发展研究院“城市酷想家”团队与澎湃研究所联合发起此专栏，旨在推进基于大数据的城市研究。

我们的目标不是描述有关城市的现象，而是将大数据与一些分析方法相结合，总结出与城市发展有关的社会科学规律及政策含义。这个专栏既发表原创的短文，也欢迎基于学术论文改写的文章。投稿信箱为citycoolcamp@163.com。

严格来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并不是大数据，但因为这个研究太重要了，我们破一次例。

2019年冬，上海潮流展会。大城市总是让人趋之若鹜。澎湃新闻记者 周平浪 图

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和“十四五”规划强调，要“促进各类要素合理流动和高效集聚”、“增强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等经济发展优势区域的经济和人口承载能力”、“在发展中营造平衡”。但仍有很多人存在疑虑，城市化是否会逆转？大批进入大城市的人，最终是否还要回到小城市甚至返乡？规划符合客观规律吗？

通过数据描述“人往何处走”的现状，可以对大家的疑虑、对当前规划的效果直接回应。2020年，我国进行了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以下简称’七普’），并公布了绝大部分地级市及其区县的人口数据，同时对部分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以下简称‘六普’）的数据做了微调。我们收集整理了“七普”和“六普”地级市及区县的人口数据，并进行核对、调整，使口径统一。

由此，可以计算2010-2020年间各城市和区县的人口增减情况，从而直观反映这十年人口分布的变动趋势。结果发现，在城市层面，人口主要往沿海和中心城市集中；在区县层面，人口主要向中心城区集中；总体上，人口分布的集中趋势仍在加强。

人口进一步集中的趋势明显

如果将2020年人口数量高于2010年的城市定义为人口流入地，相对应地，将2020年人口数量低于2010年的城市定义为人口流出地，则如图1所示，在全部357个城市中（包括州、盟、地区、直管市县等），有201个城市人口流入（约56%），156个城市人口流出（约44%）。在图2中，我们将城市按流动规模划分，发现有76个城市人口流入在10%以上，其中东部31个，中部6个，西部37个（主要因西部城市人口基数较小），东北2个；有46个城市人口流出在10%以上，其中东部0个，中部6个，西部15个，东北25个。

经济学的逻辑告诉我们，人们会权衡目的地的收益、家乡的收益、迁移成本等因素，从而决定向哪流动。结合图1至图4的人口分布变动趋势，我们发现：

第一，人口主要往沿海和中心城市集中。传统的人口流入地，如南部沿海地区、各城市群的中心城市和区域中心城市、省会城市，也是这十年人口增长最快的地区（见图1和图2中红色和橙色的城市）。人口流入超过100万的32个城市中，除了佛山、金华、廊坊等几个属于三大城市群中辐射力较强的城市外，其余全部是城市群的中心城市或省会、副省级城市；而且，在这32个城市中，除了中山市（441.8万人）之外，其余都是人口规模超过500万的城市。

此外，东北和中西部的非中心城市，人口流出趋势明显，并出现一条连绵的人口流出带（见图1和图2蓝色和绿色的城市）。人口流出超过10%的46个城市，全部是东北和中西部的城市；在人口流出超过40万的26个城市中，除了1个省会城市外，其余都是东北和中西部的非中心城市。这些都说明，城市与区域经济学强调的“到沿海大港口城市的距离”和“到中心城市的距离”依然是影响人口流动的重要因素。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长三角和珠三角是这十年人口流入最多的地区，但粤东北地区的一些城市、长三角城市群西部的一些城市，人口依然是流出的，这进一步凸显了接近中心城市的重要性。

图1  2010-2020年各城市人口变化量。注：图1至图4都是基于2019年底的地级市和各区县行政区划底图，并利用“七普”（2020）和“六普”（2010）的数据进行口径调整后所绘制。

图2  2010-2020年各城市人口变化率

第二，人口向中心城区集中。从图3和图4可见，人口流入地的中心城区，人口增长量和增长率都高于外围地区。将图3和图4放大，我们甚至可以看到，很多人口流出城市的中心城区，人口也是明显增长的；而一些人口流入城市的外围区县，人口反而是负增长的，典型的如华北地区和粤北地区。

最近30年左右的时间里，世界一些主要大城市，如纽约、伦敦、东京等，都出现了人口向中心城区集中的“向心城市”现象。以美国为例，经历了数十年的郊区化趋势后，2000年以来，年轻人和大学生群体开始向市中心集聚，并推动了美国几乎所有大城市中心城区的复兴。

为更精确地分析中国近10年来人口在城市内的分布，我们选取同时有区和县（县级市）的276个城市，并根据区县层面数据展开对比分析。

结果发现，从2010年到2020年，在人口的绝对量上，中心城区（市辖区）人口增加的城市数量超过了总数的80%，其中成都、重庆、西安、杭州、郑州、长沙的中心城区人口增加量在200万以上；外围县市人口数量减少的城市占总数的74%；从人口份额（人口占所有地级市城市总人口）看，中心城区人口份额增加的城市有204个，占总数的74%，其中东部地区78个，中部地区62个，西部地区53个，东北地区11个，而且份额增加值排名前十的全为省会城市。

进一步按人口流入流出情况分组，人口净流出的136个城市中，有69个城市中心城区的人口份额增加，有67个城市中心城区的人口份额减少；在人口净流入的140个城市中，中心城区人口份额减少的城市仅5个，其余135个城市的中心城区人口份额都在提高。

综上，可以看出，中国同样遵循世界城市人口空间分布演变的普遍规律。而从中国的人口分布演变趋势看，人口向中心城区集中的“向心特征”主要体现在大城市、东部沿海地区和人口流入地。这一点从图3和图4中可以清楚看到。

此外，中西部省会城市（如合肥、武汉、西安）和各省会周边地区，人口向中心城区集中的趋势也十分明显。

我们团队在相关研究中发现，这种集中趋势与后工业化社会下的产业结构调整、就业岗位的空间分布以及消费便利性密切相关。也即，第一，产业结构从以工业为主逐渐向服务业，尤其向以知识和信息为核心竞争力的生产性服务业转型；第二，就业岗位尤其是高技能岗位，因面对面交流的需要，日益集中在市中心；第三，中心城区由于规模效应，集聚了更多、更好和更多样化的服务消费。这三个趋势构成了人口“向心”集中的主要驱动力。

图3  2010-2020年各区县人口变化量

图4  2010-2020年各区县人口变化率

人口空间分布的预测与现实

结合2010年和2020年两次人口普查数据，我们可以直观对人口流动方向和趋势进行分析。但如何确定当前趋势是否符合客观规律，仍需进一步讨论。我们团队曾经根据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并基于人口自由流动和地区差距缩小的前提假设，预测了未来中国的城市人口分布情况。通过对比2020年实际人口分布和之前预测的人口分布，我们可以讨论，当前的人口分布变动是否正在向人口自由流动和地区差距缩小的方向迈进。

首先，我们将各城市2020年实际人口规模和预测人口规模分别与该市2010年的人口规模相减，得到十年间实际发生的人口变动情况和预测的人口变动情况，并画散点图：

图5  258个城市实际人口变化与预测人口变化的相关性图。注：因数据限制，这里只包括258个地级市和直辖市；横轴与纵轴分别是各城市2020年预测人口规模、2020年实际人口规模与2010年实际人口规模的差；图中方程为二者的相关程度回归，R2代表拟合优度，即回归方程在多大程度上符合展示数据，范围是[0,1]，数值越大代表拟合优度越高；图中黑线代表方程的拟合线。

根据图5，我们发现，预测的城市人口规模变化能解释实际人口变动的28%，其中上海、北京、天津明显低于预测值，而成都、深圳的实际值明显高于预测值。这与近年来这些城市的相关人口政策有直接联系。

图6中，我们将上述5个城市样本删除，则预测值的解释力度会提高到46.8%。

此外，我们在图中增加了一条45度线作为参照，即预测人口与实际人口完全相等的情况。我们发现，很多二线城市，尤其是省会城市人口变化超过预期。这与近年来这些城市放松人口流动限制的改革分不开，更与一线城市的户籍制度改革进度有关。

图6 253个城市实际人口变化与预测人口变化的相关性。注：图中黑线代表方程的拟合线，红线代表2020年人口规模的预测值与实际值相等，其余的与图5相同。

人口空间分布调整是一个长期的、关乎全局的动态变化过程，其核心驱动力是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体现为人口向收入更高、公共服务更好、制度成本更低的地方流动。从前面的统计分析看，“在集聚中走向平衡”是符合现实趋势和客观规律的，大家要做好人口在未来进一步集中的心理准备。

不过，我们也发现，部分城市的人口数据明显低于预测值。这意味着人口流动的障碍仍然存在。在老龄化和少子化问题日益凸显的当代，把满足人民需要作为各地推动改革的核心方向，才能真正实现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中提出的“在发展中营造平衡”的目标。

注：“七普”和“六普”数据整理、校对和统一口径的规则，请参考工作论文《第六和第七次人口普查期间人口空间分布变化》。城市人口预测的方法，请参考论文 Pengfei Li, Ming Lu, 2021. Urban Systems: Understanding and Predicting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China’s Population, China & World Economy, 29(4): 35-62.

本文也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大数据视野下城市群内市场分割研究：现状、影响因素与整合机制”、江苏省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大数据视角下交通可达性驱动江苏消费潜力提升的机制研究”（20EYA00）、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大数据视野下的城市空间结构与有效治理”（72073094）的研究成果。

（作者李杰伟为上海海事大学副教授，彭冲为南京审计大学副教授，李鹏飞为上海交通大学博士后，赵文悦和梁芊芊为上海海事大学硕士生。本文作者感谢陆铭、钱骏杰等人的宝贵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