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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逆行现场的调查记者,是新闻行业的荣光
这是第二十二个记者节。
这是我度过的,第五个属于记者的节日。
这几年,关于“新闻已死”、“调查记者消失”的论调不绝于耳。
但每次到新闻现场,我都能看到和我一样充满热情和理想,不顾一切突破采访,拼命写稿的同行。
他们用职业态度、“拼命精神”和一篇篇调查报道,为这个行业留下最后的荣光。
关于郑州暴雨的记忆:那些在新闻现场的逆行者
红星新闻记者 | 潘俊文
编辑 | 张寻
新闻现场的逆行者。图为红星新闻记者在采访河南暴雨时涉水前行
紧张、兴奋、期待,是我遇到重大突发新闻事件的心绪。紧接着,订票、看材料、收拾出差用品,有时一夜不睡,第二天直接出发。
入行5年,我跑过很多新闻现场——地震、洪水、疫情,还有大大小小的凶案,这种热情似乎从未减退。紧张、兴奋、期待,是我遇到重大突发新闻事件的心绪。紧接着,订票、看材料、收拾出差用品,有时一夜不睡,第二天直接出发。
入行5年,我跑过很多新闻现场——地震、洪水、疫情,还有大大小小的凶案,这种热情似乎从未减退。
你能照亮自己的人生,却害怕别人为你点一盏灯。你比想象中的更强,你只是害怕别人为你失望。
今年7月河南多地发生暴雨,20日晚9点多,领导派我去现场,我次日凌晨4点到机场,遇到飞机取消,高铁停运,只能乘坐最早一趟航班到西安,然后从西安开车进入郑州。
去年夏天江西多地遭遇洪灾,红星新闻记者潘俊文在江西采访
这两年,媒体转型,众多媒体机构开始进军国内新闻,遇到重大灾难事件,相互之间拼抢十分激烈。最快到现场,最早联系采访对象,最先建立报道逻辑,就意味着掌握主动权,在同题竞争中胜出。
为了第一时间抵达现场,红星新闻记者辗转搭乘各类“交通工具”
灾难报道往往有四个方向:救援宣传,逝者报道,追责调查和灾难下的众生相书写。河南暴雨中心在郑州,新闻的核心是地铁5号线事故,所以我们很快确定了逝者报道和追责调查两个方向。
西安到郑州的车上,我开始联系采访对象,10多个电话翻来覆去打,寻找可能深入采访的人。车开了7个小时,在7月21日晚上8点多,进入郑州城区。
下雨、停电、断网。我最先感受到的是导航停转,失去坐标,车战战兢兢地往里开,随处可见积水、淤泥和横七竖八的汽车,高架桥不再是快速通道,成了停车场和安全地,很多市民携全家来此过夜。
但是,来不及感叹和喘息,也没时间想住哪里,吃什么,同行的视频记者开始直播,而我必须得想办法赶到医院,与采访对象见面。
7月22日的郑州地铁5号线沙口路站
晚上11点到医院,采访结束是22日凌晨1点多,步行回酒店是凌晨2点,吃一桶泡面,睡3个小时,早晨5点起床写稿,中午12点多提交了第一篇报道。
原以为第一篇报道的辛苦程度已经到达极限,没想到之后的每篇报道都在刷新这种极限。
7月22日中午,郑州周边多个城市告急,三位同事去了前线,我一个人留守郑州。
重大突发新闻事件随时都会出现新动态,我们的要求是不仅要追每天的热点新闻,还要推出深度调查报道,所以在现场根本没有停歇的机会。白天,我通常要辗转多个新闻现场采访,晚上熬夜听录音,写稿,几乎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最多时候,我一天同时采访5个不同方向的新闻。
7月23日凌晨,郑州5号线沙口路地铁站外正在卸载设备,准备进行抽水作业
早上,专访英勇救人的司机,然后到京广隧道探访抽水救援进展;中午,赶到沙口路地铁站与事故家属见面,陪同他们去地铁集团会见相关领导;下午,又到地铁5号线停车场进行“进水口”调查。
其实,做新闻没多少技巧,一个人在新闻现场与同行们短兵相接,虽然需要时间安排、战术布置和前后方配合等,但最重要的还是那种不吃不睡,敢于“拼命”的精神。
郑州京广北路隧道救援现场
说实话,有时候我也想睡觉,想着少写一篇也没啥,但一看到那些在新闻现场“拼命”的记者,这种念头就打消了。
正是这样,我一边做深度调查,一边完成了《雨衣爸爸》系列报道。后者是独家首发,让大家了解了这位失去女儿的父亲的故事你能照亮自己的人生,却害怕别人为你点一盏灯。你比想象中的更强,你只是害怕别人为你失望。
雨衣爸爸的故事,感动了很多读者
除了热点新闻,记者和媒体想在重大突发新闻事件中被记住,深度调查是一种可能。灾难报道中质疑和追问的深度调查,不仅是一个新闻单位的态度,也体现了媒体的社会责任。作为记者,我知道这是郑州之行最重要的任务。
郑州暴雨,洪水冲垮地铁5号线停车场挡水墙进入隧道,造成14人死亡。作为国内最大的地铁安全事故,我们肯定应该追问和质疑。洪水为什么会冲垮挡水墙?洪水如何从地铁停车场到事故地点?地铁停车场的选址和建筑是否存在问题?
7月23日和24日,带着这些疑问,我绕过安保人员看守,翻越工地围墙,全方位对地铁停车场进行探访和调查,期间,我甚至被人追赶,因为担心素材丢失,我一边跑一边将照片和视频传回后方保存。
郑州五龙口停车场西南角,可以看到被洪水冲刷过的豁口。潘俊文 摄
通过探访调查,我发现除了通报中写的一处防水墙被冲垮外,在停车场的西边和南边分别还有两处围墙被冲垮,露出7八米长的豁口,另外在停车场的西边根本没有挡水围墙,只是一排临时搭建的蓝色铁皮围栏。通过测量和采访周围居民,我确认地铁停车场是该区域最低点,甚至比周围房地产楼盘低好几米。
此外,我通过朋友还拿到一份政府材料,10年之前,该区域还未建停车场时,就曾因积水问题上过郑州市“黑榜”。材料中提到的停车场东面的一条河不仅十年没有变化,甚至在暴雨之前被盖上水泥板,明渠变成暗渠是当地居民认为此次排水不畅,造成事故的原因之一。
很快,结合对地铁轨道相关专家的采访,独家披露通报之外的两个进水点,也提出了地铁停车场区域位置低洼,容易积水的现实情况。稿子发出后,多家媒体纷纷跟进,大家也将视线从关注地铁遇难者故事,转移到追问进水原因。
10月初,郑州7·20调查组专家找到我,称我们的调查报道对他们的调查和判断帮助很大,他们调查组去地铁停车场较晚,现场已经不在了,所以很多时候需要依托我们记者当时在现场拍摄的照片和视频。
停车场旁边的一条河上加上了水泥盖板。潘俊文摄
虽然到现在,郑州暴雨已经过去三个多月,但关于郑州的记忆依然历历在目。对于我来说,关于郑州的记忆现在已经不仅仅是那首歌唱的那样,它是由一处处新闻现场和一个个新闻人物构成。
这几年,关于“新闻已死”、“调查记者消失”的论调不绝于耳,但每次到新闻现场,我都能看到和我一样充满热情和理想,不顾一切突破采访,拼命写稿的同行。
我们都曾羡慕那个逝去的“黄金时代”,也偶尔对这份职业日渐失去荣光而彷徨无措,但我们知道,在这样一个新媒体时代,作为一位职业记者,我们并不比任何一个时代的记者差。
↑7月21日凌晨4点多,红星新闻记者在机场候机厅打盹。
原标题:《那些逆行现场的调查记者,是新闻行业最后荣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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