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东亚（二五）︱白的银，黑的人

“中国一向是世界上最富的国家……然而，许久以来，它似乎就停滞于静止状态了”，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如是说。他还特别提到中国完全不重视对外贸易：“除了对日本，中国人很少或完全没有由自己或用自己船只经营国外贸易。允许外国船只出入的渔港，亦不过一两个。所以，在中国，国外贸易就被局限在狭窄的范围。”

历史从来不只是过去发生的事情，而是对过去的一种主观描述。兴起于现代的“锁国”论述，以欧洲条约体系的到来作为分水岭，把东亚历史按照“从封闭到开放”的逻辑拦腰切断。这套话语是殖民主义“文明”论述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有两大支柱：一个是精神和信仰的“自由”——其本质是信仰基督教的自由；另一个是贸易和市场的“自由”。

在西班牙和葡萄牙称霸欧洲的时代，这两个支柱高度重合。到了荷兰和英国争雄的时代，宗教因素隐藏到后台，开放贸易则走上前台，成了衡量一个地区“文明”的重要标准。这也是为什么，在很多历史叙述中，鸦片战争往往和清朝“拒绝自由贸易”紧密联系，构成因果链条。于是，和“锁国”并列，近代东亚又被贴上另外一个暗示文明等级的标签，叫作“闭关”。就像不提早期基督教在日本的恩怨、只用“锁国”来指责日本拒绝西洋文化一样，“闭关”也无视历史的长期性和变化性，用一个极简的概念来塑造中国和世界的对立。

在英美史学界，东亚“闭关锁国论”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日益受到质疑和批判，严肃学者早已拒绝前近代东亚孤立、保守、停滞的说法。尽管如此，在社会舆论中，封闭、守旧的前近代东亚形象，仍有很大市场。按照这种逻辑，中国、日本和朝鲜半岛长期自外于大航海时代以来的全球化浪潮。囿于东亚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和“亚细亚生产方式”，资本主义无法从内部生成，必须要等到欧洲文明的到来，东亚才被“纳入”世界，“历史”才会在这里开始。

就算我们把“全球化”的起始，定在（欧洲人主导的）大航海时代，把（欧洲）资本主义的铺垫和展开，看作是近代世界体系形成的主要动力，也无法回避一个问题：如果没有东亚（以及非洲、美洲）世界的参与，新的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怎么可能在短时间内，在全球开疆拓土、所向披靡？实际上，这片后来被称为“东亚”的区域不但从未自外于世界，而且是贸易全球化重要推手之一。16世纪以来全球贸易体系的快速扩展，恰和东亚区域政治格局的重组（包括日本统一和满洲崛起）同步。两者相互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全球化在本地区的面貌。

大航海时代的到来，受诸多因素影响：气候、环境、地缘政治、资源、技术等等。而人类社会对不同商品的需求，则是促成海外探险的主观动力。跨区域的商品交换和人员流动并不是什么现代现象：在欧亚大陆内部及印度洋地区，中国、日本、中亚、南亚、阿拉伯地区的商人早就开辟并主导了庞大的跨区域贸易网络。随着对美洲和非洲的拓殖，欧洲人建立起从大西洋到太平洋的贸易通途，使得人货往来在范围、途径和量级上大大提高。而欧洲殖民者来到东方海域贸易，在很大程度上不过是借助了早已存在的跨印度洋-太平洋贸易网。

早期全球化中最受欢迎的商品，包括枪支、酒类、丝绸、贵金属、皮毛、糖、香料、茶叶、陶瓷等等。其中对东亚现代历史产生特殊的影响的“商品”是白银。学界对白银流动史的研究已经颇为深入，随之而来，东亚世界在早期全球化中的重要作用也被重新认知。

白银和上述其他商品都不同：它既是一种商品，又是一种货币，在16世纪前后逐渐成为东亚经济圈内部，以及欧洲与东亚之间的最主要的贸易结算手段。它的生产、传播、消费，连接起美洲、欧洲、中亚、东亚等地，成为流淌在全球贸易机体中的血液。

按照日本学者滨下武志的说法，白银供给在16世纪以来突然提高，结合了几个方面的历史演化，比如美洲、日本和欧洲银矿产地的增加，水银提纯法带来的产量扩大等等。白银供给还受到与黄金、铜和水银等其他金属比价的影响。而在需求一侧，宋元以来中原地区对银的消耗，随着白银从域外不断流入而持续增加。明代财政和赋税改革，更加速了其在中原的货币化。白银不但在商品经济相对发达的沿海和江南地区大量使用，甚至流入到边疆地带，在西南少数族群社会中成为重要的礼仪性物品。尽管对中国到底吸纳了多大份额的美洲白银，学界有着不同的估计，但中国是当时世界白银最大的流入地，应没有疑问。

中国自身并非产银国，整个东亚除日本外，产银能力也不强，而美洲白银却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不可或缺。可见，16世纪以来中国及东亚社会的繁荣稳定，早就和域外产品的输入，特别是白银的输入密不可分，对外贸易的重要性毋庸讳言。仅从这一点出发，恐怕就不能简单断言，近代早期中国的对外贸易是被动和单向的。

斯密和他之后的黑格尔一样，是欧洲现代思想的缔造者。他们的历史解释突出欧洲在人类发展过程中的核心作用，让欧洲和非欧世界互为镜像，彼此隔绝。他们强调局部“文明”的主导性，忽视在形成“现代”的历史进程中，全球各个地区是一个互动的整体网络。在这样的叙事中，不但“亚洲”在文明谱系中是边缘性的，非洲和美洲也是如此。

除了美洲白银，早期全球化还有另一个远渡重洋的特殊商品：奴隶，特别是来自西非的黑奴。资本、商品和劳动力的全面流动，才构成近代意义上的全球化，而奴隶不但是劳力，还是商品，某种意义上也是资本。在跨大西洋的三角贸易网络中，欧洲商船将酒类、枪支等运到非洲，交换当地人俘获的黑奴。贩奴船从非洲起航，先后将数以千万计的人口输送美洲的种植园，再将种植园中出产的棉、蔗糖、烟草等运回欧洲。这种三角关系从15世纪开始维持了数百年，直至19世纪奴隶交易才终止。

把“人”与“奴隶”根本区隔，是自由主义经济逻辑和政治逻辑的重要基础。自由主义强调，自由市场条件下的劳动力，必须是对自己有充分支配能力的“自由人”。所以谈到各地的劳动力，首先要讨论的，就是他们算自由人还是奴隶。奴隶不享受为人的权利，没有对财产、土地甚至自身的支配权。在这套逻辑主导下，18、19世纪欧洲的文明论述里，不但非洲奴隶、美洲及澳洲土著不算人，整个东方世界（包括中国）也多处于奴隶或半奴隶状态，因为那里的人不懂“自由”——这套话语打着种族主义烙印，以文明的外衣将掠夺、屠杀和压迫合理化，同时也深刻影响了近代东方知识分子对自身历史的认知。

白银和黑奴，来自于欧洲人对美洲和非洲的拓殖，是早期全球化的重要催化剂。东亚世界和白银的联系更为紧密，但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奴隶贸易的影响。当葡萄牙、西班牙的商船开进澳门、长崎等地，不但带来了非洲黑奴，也掳掠当地人为奴。当年丰臣秀吉突然驱逐天主教士，其中一条理由，就是葡萄牙人大肆贩卖日本人口至海外。但因为中国和日本奴隶在规模上无法和黑奴相比，对他们的关注相对不多。直至19世纪后半，中日大量苦力以契约劳工名义东渡美洲，仍引发他们是人还是奴的争论，成为日后排华风潮之滥觞。

对来到东亚的非洲黑奴，中日史料中都有记载。日本17世纪的绘画中，有黑人奴隶随“南蛮贸易”而来的图像，为我们提供了难得的视觉资料。而最传奇的故事，恐怕当属织田信长（1534-1582）的一位黑人家臣，弥助（Yasuke，约1556年—？）。

关于弥助到达日本前的经历，记载并不清晰。有人猜测他是来自莫桑比克的穆斯林，也有说法认为他可能是受雇欧洲某王公的非洲雇佣兵。可以确知的是他身高马大，1579年作为耶稣会士范礼安（Alessandro Valignano）的侍从抵达日本。前面的专栏曾提到过，范礼安是耶稣会负责远东事务的最高神职人员，也是沙勿略（Francis Xavier）之后对天主教在日本传播起重要作用的人物。范礼安确定耶稣会在日本应以上层路线博得政治地位，并和当时最有势力的大名织田信长颇有私交。1581年3月，范礼安拜见信长，京都民众争睹他的黑人侍从，竟有踩踏致死者。织田信长听闻喧闹，便要求一见。日本史料记述，这位黑人二十六、七岁，身高在1米88左右，“拥有十人之刚力，体黑如牛”。信长十分惊讶，当场命他脱衣洗身，以确信其肤色是天生的。范礼安将他转让给信长，信长随即给他赐名弥助。

此时的弥助很可能已通晓日语，深获大名的信任。很快，他成为信长的贴身侍卫，并被赐予武士身份，这是历史记载中第一位非日本人武士。1582年，织田家臣明智光秀反叛，发动本能寺之变。弥助当时也在寺中，他在领主陨命之后，转投信长长子织田信忠，但最终不敌就缚。明智光秀说他如动物般无知、又非日本人，将他发落在京都的南蛮寺，后不知所终。

有学者认为，16世纪日本人对黑人并不歧视，因为当时还有其他受雇于大名的非洲人，地位高者甚至可拥有日本人为家奴。弥助的故事亦可视为早期全球化中，亚非交往的一段插曲。当然，随着日本禁教，这类交往也就逐渐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