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规划的人口预测，到底要怎么做？

最近一段时间，上海公布了《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2016-2040)(草案)》(以下简称“上海2040”)，其中的人口预测，迅速引发了上海内外民众前所未有的关注和议论。这当中,不乏《上海人口那点事》、《关于大城市人口规划的思考: 与 <上海人口那点事>商榷》、《再过20年，上海会有多少人？》这样由一线城乡规划专业人士或法学专家撰写的好文章。

笔者在海外留学、从教多年，曾有幸向美国人口学家Dowell Myers[Myers的更多信息见：http://popdynamics.usc.edu/home.html]这样给加州政府做专题演讲的老师近距离学习，并参加过美国人口众多的大都市地区如芝加哥、洛杉矶的区域规划机构(Metropolitan planning organization)的人口预测相关工作坊、会议和项目，也作为高校教师，对美国、澳大利亚等高校学生教授过城市人口预测的知识和技能。在此，笔者希望从另外的角度，为城乡规划的人口预测提供一些背景知识和个人经验与思考，以期把人口预测和城乡规划的那点事说得更透。

同时，针对《上海人口那点事》、《关于大城市人口规划的思考：与 <上海人口那点事>商榷》等文中的一些见地或论据，笔者也给出一些点评，希望能起到相互切磋、抛砖引玉的作用。因文章篇幅、个人能力和相关数据有限，笔者不打算就2040年上海人口给出什么个人预测，若涉及有关内容，则更多侧重于预测方法、结果合理性的讨论。

一、城乡规划和人口预测

熟悉中国城乡规划工作的人都知道，人口预测几乎是城乡规划最重要、也最耗心力的前期任务之一。这个工作不完成好，城乡规划里的用地、设施和相关配套政策、资金安排就无法最有效地展开。如果是亲身参加过有关工作的人，会很容易感受到，无论当地具体情况如何，甲方——通常是城市、县政府，往往对本地人口持续增长普遍有着很高的期待。这种期待，和中国从上至下把城市总人口和当地用地指标挂钩、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很大一块来自于土地出让等安排，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但从国家一盘棋的角度，保住18亿亩耕地的红线，又是一个基本国策[ 2006年，第十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通过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第一次明确提出了18亿亩耕地是未来五年一个具有法律效力的约束性指标，是不可逾越的一道红线。2008年8月13日，国务院审议并原则通过了《全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纲要（2006-2020年）》，纲要重申，要坚守18亿亩耕地的“红线”，并提出，到2010年和2020年，全国耕地应分别保持在18.18亿亩和18.05亿亩]。在这个国策之下，国家设计了貌似简单粗暴逐层分解，实则切实有效、一以贯之的机制，把各地新增的非农用地进行了堪称半军事化的统一、集中管理。同时，包括地球遥感卫星、航空拍摄、突击检查、二次回访等在内的各种手段，都被国家用来监测监督各地耕地保护、非农用地增长的情况。甚至有人认为，国土资源部建立的一个最重要原因，就是要让耕地这样因为人多地少的国情而变得更加稀缺的自然资源，得到最严格的保护。

作为城乡规划人员，面对甲方的期待、国家保护耕地的国策，要预测人口，就变成了“夹心饼干”，想要纯从专业角度去完成工作，这个任务即便不能说是不可完成，也是很难让自己（专业人员）、甲方和国家都满意的。碰到上海这样的国家顶级城市，大领导们通常还在各种正式或非正式场合，对城市定位、产业发展、城乡规划等给出各种指示和要求，预测人口就变得更加困难和复杂，也完全不再是一个靠纯专业知识和技巧可以完成的工作。

在国外，人口预测的语境(context)则不大一样。以美国为例，尽管人口预测仍然是完成城乡规划诸多工作内容的前置工作，重要性毋庸置疑[ Smith等美国人口学家认为，人口预测在美国除了支持其它决策，例如评估和安排学校容量、供水、政府收支、消防设施、医院和人口分布(用地规划)等，还是地方政治、经济日程的重要部分，例如以往或者预测的人口增长，可以作为某地对外公关、吸引投资的材料。更多可见：Smith, S., Tayman, J, and Swanson, D.A. 2002. State and local population projections: methodology and analysis. New York: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但国家层面并没有类似“18亿亩耕地红线”这样的国策，地方上的总体规划也极少有具体人口控制目标，甚至经常是把人口预测和最终规划文本分开，作为另外的背景专题。同时，从制度和习惯上讲，即使总统、州长等头头脑脑，也轻易不能对地方规划、发展和项目给出意见和指示。哪怕他们给了意见和指示，地方不加搭理，也通常不会有什么后果。在美国的环境下，地方的行政首长， 一般由当地选民通过民主方式选出，而非由总统或州长任命，他们直接对选民负责。于是，从事人口预测的有关城乡规划人员、人口学家，有着相对宽松的外部环境，来完成自己的工作。

从学院派的角度，专业人员把人口预测和情境设计、规划方案和项目建议等一起，作为系统化的工具，去支持不同的利益相关者，对城乡尤其是其未来，进行深入系统、长时间的关注、思考和管控[ 见: Hopkins, L.D. and Zapata, M.A. Engaging the future. 2007. Cambridge, MA: Lincoln Institute of Land Policy.]。因此，人口预测不是一个纯粹的前置工作。换言之，专业人员预测人口，根据人口做出各种规划，给出各种项目建议，这些并不是终结，只是一个开始。这个开始意味着，人们通过专业人员的工作，已经有一些比较理性的目标、路径、数据和分析、行动框架等，可以针对自己所在城乡的现状和未来，进行更高水平、更系统的持续思考和辩论。在有关思考和辩论的基础上，大家可以奔着共同认可的目标，路径和认识、行动框架，一点一滴并与时俱进地，创造出更好的未来。

对于类似“上海2040”这样的远景规划，即使一时定案，也仍然需要很多因时制宜、动态调整的子规划辅助，并加以实施。以2007年纽约《更伟大，更绿色的纽约（A Greener, Greater New York）》规划为例，这个规划的文本，自2007年颁布起至今，不但原来的规划文本在2011年有所修订，各种配套的子规划也在持续不断地制定和完善。

在远景规划（含人口预测内容）及其子规划制定和完善的过程当中，老百姓只要愿意，可以参加当地规划机构组织的各种会议和讨论。笔者的一个好朋友，韩国裔的美国人Simon Choi，在洛杉矶的区域规划组织（Southern California Association of Governments: SCAG）做人口学家，负责组织SCAG内外的人马，来为本地预测人口。除了正常的本地人口研究，Choi大量时间用于准备各种会议和讨论，宣讲自己的工作，以及答复民众各种关于本地人口的问题。今年7月，SCAG召开了第27届的（本地）人口会议。和以往一样，会议免费对公众开放，日程也提前在网上公布；会后，能上传的各种资料，也都上传到网站和老百姓共享[ 有兴趣的读者，可以访问：https://www.scag.ca.gov/NewsAndMedia/Pages/PublicationsReports.aspx获取有关资料]。Choi多次和笔者说，他的工作虽然有技术含量，但其实在输入数据上，也没什么秘密可言。老百姓只要愿意，可以和他一样，从SCAG获取任何不涉密、SCAG拥有独立版权的数据，自己来预测人口，甚至质疑和挑战他和团队的工作。笔者几年前在参与SCAG辖区的货运模型校验的工作时，就免费获得了SCAG提供的大量数据（包括人口方面的数据）。利用这些数据和其它一些商业数据，笔者和指导老师一起，搭建了自己的模型，并和本地的模型进行了比较[ 该模型报告见：https://www.fhwa.dot.gov/planning/freight_planning/publications/analysis_planning_model/fhwabaahepp022007.pdf]。

二、城乡规划人常用的人口预测方法和输入数据

没有参加过城乡规划工作的人，可能会奇怪：一个地方未来若干年的总人口，乃至各种分类、分片区的人口，究竟是用什么数据，怎么预测出来的；对于预测出的人口，又怎么确保其有效性？挂一漏万，笔者根据自己在中国、美国、澳大利亚三地的学习、教书经验，对有关方法、输入数据进行了以下简要小结[ 表格对美国、澳洲私人咨询公司里使用的人口预测模型，尤其是项目水平的人口预测模型没有涉及。这些往往是各公司的商业机密]。

以上已罗列了多达14种人口预测方法，尽管如此，以上小结可能并不完备。但读者已经可以看到，人口预测有非常多的方法，还可以使用各种方法的混合，出现新的方法。无论怎样，这些方法从输入数据、假设到适用环境，经常很不一样。对大多数城乡规划人员而言，不可能精通所有方法，更不可能凭一己之力就能把方法应用好。因此，在实际工作当中，他们经常需要和人口学家、经济学家、计算机专家等合作，来使用某一种、某几种方法来预测城市的未来人口。

笔者参与过洛杉矶货运交通模型的工作。这个模型的一个子模块，就是预测该地未来的人口。经过比较之后，团队采用的是乘数效应（投入产出）的方法。当时，为了执行好这个方法，团队里除了经济学家、城乡规划人员，还有计算机专家，来帮助搜集、校验和处理数据。

三、人口预测的有效性

对于以上方法（包括几种方法混合或联合使用）预测出的人口，要考察其有效性，除了方法本身的特征，还可以至少从输入数据、假设和适用环境几方面去看。

方法本身的特征，对预测人口有效性的影响毋庸多言。例如，比例恒定这个方法，是对人口这一复杂的问题，进行非常简单化的处理，其有效性因而也有很大范围的变化。

对后几个方面的影响，首先我们看输入数据。假定方法合理，那么不同输入数据的完整性、有效性和可相互验证程度，则是预测有效性的前提。在包括人口预测模型在内的城乡规划模型界，人们常说这样一句话：就算是完美的模型，如果数据不好，那么就是垃圾进垃圾出(Garbage in, garbage out)。假定方法一样，美国、澳洲的城乡规划人，在输入数据的可获取性、完备性方面，多数时候比中国同行更加幸福。理论上说，前者的人口预测也会更准确。

对此，美国人口统计局（US Census），澳洲国家数据局（Australia Bureau of Statistics）均搜集了很长时间，具有细致到人口分析街区(Census Block)、统计小区1(Statistical Area 1)这样小尺度的各种人口和相关分类数据。而且，这些数据在网上就能下载。但在中国，关于街道水平的人口数据，目前公众最容易获取的是2002年的数据。国家统计局把这个数据放在了网上。其他年份的数据，要通过其他渠道获取。当然，被城市委托做各种人口预测的城乡规划师，通常也会得到本地乃至整个国家能提供的最好最全的数据。但街道人口一般就是最小尺度了。

同时，有的数据需要城乡规划师进行二次处理和验证。历年来，笔者在参与江苏、浙江、湖北的项目时，就面临要处理大量纸质的人口数据的问题。另外，这些数据的可靠性，也不得而知。

比起美国的人口分析街区、澳洲的统计小区，通常而言，我国街道单元的尺度是非常大的。凡是熟悉一点人口预测的人都知道，人口预测也会受到分析单元可变（modifiable areal unit problem）的影响。越小的尺度，就意味着在预测人口时，可以有更多可能，去测试分析单元可变对预测结果的影响，从而适度调整预测。举个例子。预测一个省的人口，如果只有省级数据，那么省以下的影响因素是没法考虑到的。但如果有县、市的数据，那么就可以更好地考虑省内因素对省未来人口的影响。

其次让我们看不同方法的假设对预测人口有效性的影响。模型假设是预测人员对本地人口、社会、经济等要素特点的判断。这个判断是否合理，需要一事一议，因人而异。通常而言，判断越合理，人口预测的有效性就越好。

笔者曾带领一群美国大学生参与美国中部大学城艾米思(Ames)的人口预测。当时，我们有这个城市1890年一直到2010年的若干个历史数据。有学生提出，要尽量把所有数据点都用上；也有学生说，艾米思的人口增长明显受到整个美国、美国中西部社会、经济发展周期性的影响，应该首先考虑把不同年份的数据划分为不同周期，研究不同周期的人口增长特点，给出假设。后来，我提了一个建议。我让学生们忘记掉艾米思的2000年以后历年的人口，然后请他们用2000年之前的数据来预测前者。结果，考虑周期的那组学生给出的预测，比不考虑周期的那组的“预测”要准确得多。在这个经历之后，我们也决定，预测艾米思的2020年以后的人口，需要适当考虑有关周期。我们感觉到，这样的考虑，会让我们的人口预测更加可靠。

最后，就是看不同方法的使用，是否有很好的适用环境。这个环境，可能和地方数据积累程度、整理方式等有关，也与地方和区域关系特点等有关。

笔者记得，在听美国人口学家Dowell Myers的一个讲座时，他用一个笑话，实质指出了模型适用环境对人口预测方法和预测有效性的重大影响。这个笑话说的是，加州有美国最好的一批人口学家，也有很完备的官方历年人口数据，他们开发了自认为超好的加州人口预测模型。但这个模型的问题是，没有考虑到加州和美国境内，来自中南美洲、却未被政府记录在案的移民。例如，墨西哥突发灾荒，很多人就可能采取各种合法、非法的办法，去往加州投奔在那里的亲属。若经由合法的办法，人口学家就有可能根据官方数据知道这可能带来的人口上限是多少——例如，美国每年最多给中南美洲地区发放多少非移民探亲签证。若经由非法的办法，那么，能带来多少人口，就和非法移民组织的活跃程度、美墨边境执法力度等有关。这些，官方的数据里是没有的。要考虑好这些，研究者就需要拓宽自己的视野和知识面。换言之，即使预测人员的技术和技能一点问题都没有，但他们放松对预测方法适用环境的考虑，其方法最后也许也就是看起来很美而已，对准确人口预测并无大用。

四、“上海2040”人口的若干讨论

1. 增量还是增幅的再思辨

《关于大城市人口规划的思考：与 <上海人口那点事>商榷》一文，质疑了《上海人口那点事》使用增量人口预测上海人口的情况。笔者认为，两个文章都有道理，但它们的主要分歧，其实在于方法背后的假设。在上表中，“平均增幅”方法对应增量预测额；而“平均增长率”方法则对应增幅预测。上海未来人口的增长，可以采用的是以往的平均增幅预测，还是平均增长率预测呢？笔者没有上海完备的历史数据和背景资料，也无法一下给出答案。但根据自己的经验，这个问题可以这样考虑。

一、上海历年的人口增长，有不同的周期，这些需要首先明确；

二、不同周期里的机械增长，自然增长的人口和相关不同的内部、外部机制，需要区分；

三、从以上内部外部机制的梳理，看看影响上海人口变化的限制条件或机会机遇究竟是什么；

四、无论上海，还是伦敦、东京、纽约等大城市，其吸纳新增人口，都受到边际吸纳能力先增加、后平缓乃至递减的客观规律影响。这一规律结束一轮之后，有可能从头再来。以伦敦为例，1801年一直到1939年，它的人口是增加的，但1939年到1991年，伦敦的人口就开始下降。1991年之后，伦敦的人口又开始增长，一直持续至今。但应该注意的是，伦敦人口至今未能恢复到1939年的水平[ 更多信息，可访问：https://files.datapress.com/london/dataset/population-change-1939-2015/historical%20population%201939-2015.pdf]；

五、上海未来的人口预测，可以考虑不同政策情境。例如，上海历史上吸纳人口最多的10年，历年平均数是多少，如果今后10年的历年人口增长，按照这个平均数，上海人口是多少？上海历史上吸纳人口最少的10年，历年平均数是多少，如果今后10年的历年人口增长按照这个平均数，上海人口又是多少？如果再把周期性因素、专家打分等融入政策情境里，那么我们对上海未来人口的把握，应该会更加合理一些。

2. 2010年之后上海人口增速下滑

《上海人口那点事》与其商榷文章都提到2010年之后上海人口增速下滑的问题。《关于大城市人口规划的思考：与 <上海人口那点事>商榷》提出，上海人口增速下滑，与上海不断加紧的人口限制政策密切相关。

笔者认为，行政干预、人口限制政策对上海人口增速的影响，虽然有，但估计还需让位于上海整体经济增长的原因；因此，“密切相关”有待商榷。

略微关注上海经济的人都知道，自2008年开始，上海的经济增长已经开始放缓，甚者多次跌入全国省级行政单元的平均数以下。放缓的经济增长，说明上海吸纳新增劳动力（人口）的能力在下降。新到上海的人，从经济理性的先后顺序上讲，首先是谋生，挣比之前更多的钱，然后再考虑把本地户口、自购房、小孩上学等安排好。因此，这几年上海经济放缓，新就业数量减少，首先是那些想到上海谋生、挣更多钱的人减少了。笔者认为，人口限制政策，对这些人的影响虽然有，但应该是在这之后的。

回到预测方法上讲，如果我们可以有结构方程来预测上海2010年之后的人口增长，那么上海经济增长率和人口政策这两个因素可能都有解释力，但前者的解释能力从上述原因出发应该更强，更可以说“密切相关”。可惜的是，笔者没有完备数据，如果有，这个猜测性的说法倒是可从上海2008年至今历年的（常住）人口增长、经济增长率和人口政策-落户人口、就学政策-就学数量等数据来进一步验证。

3. 更高密度和5000万人口的上海

《关于大城市人口规划的思考：与 <上海人口那点事>商榷》赞成进一步提高上海的密度（1840万人集中在664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认为5000万人或更多人口集聚在上海，于全国来讲是有利的。同时，文章指出，高密度的香港、新加坡可做参考，还引用了格雷泽的《城市的胜利》说明，密集的城市、浓缩的空间，可成就城市的繁荣并促进可持续发展。

实际上，香港、新加坡土地面积分别是1104平方公里和720平方公里，只是总人口数百万级别的城市(香港700万左右，新加坡500万左右)。而且，这两个地方都属于独立的行政区域，外来人口进入需要签注或签证，人口流动难度比中国公民进出乃至留在上海大多了。因此，上海如果将1840万人口集中于664平方公里的土地，将与香港或新加坡有显著不同。

有几个情况需要考虑。一是上海和长三角周边的城市乃至更远的城市之间的推、拉力失效了。这个数字意味着，人们无论什么代价，拼了命，都要留在上海。实际情况是什么呢？上海周边的昆山、太仓、嘉兴等地，这些年“抢走”了上海不少的产业和人口。最近国家选定杭州召开G20，杭州本来就有优势的网络经济，加上G20助力，与上海在吸引相关人口、产业的竞争上，又将有一番新的气象。

二是要在664平方公里上容纳1840万人口（即2.77万人/平方公里），上海、中国乃至世界准备好了吗？如果要准备好，需要多少时间？实际上，东京算是亚洲国家里首位度数一数二的城市，到2015年为止，东京都只能在2191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容纳1349万人(6157人/平方公里)[ 数据来源于东京都政府。见：http://www.metro.tokyo.jp/ENGLISH/ABOUT/HISTORY/history03.htm]。因此，没有技术上的突破，以及城市综合规划、建设和管理水平的提高，上海要在664平方公里上容纳1840万人口，仍然是不现实的。

三是，格雷泽在《城市的胜利》中说明，密集的城市、浓缩的空间，成就城市的繁荣和促进可持续发展。当然，城市密集、浓缩到一定程度是成立的。但同为经济学家的Anas等早在1998年就指出，城市（中心）即使是在技术上、管理上能实现越来越高的密度，但经济活动集聚到一定程度，会有显著的负面效益（如交通拥挤、自然光照不足等），一些人、企业因此往往另起炉灶[ 见: Anas, A. Arnott, R. and Small, K.A. 1998. Urban spatial structure.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36(3), 1426-1464,]。

格雷泽在《城市的胜利》的第九章中，最为推崇因较高密度而成功的东京、新加坡和香港。姑且不说这密度、空间浓缩对三座城市的成功究竟是扮演举足轻重的作用，还是仅起到一般的促进作用，单比较香港和临近的深圳，我们也可以看到，深圳的密度和空间浓缩并没有香港厉害，在有限的将来，深圳恐怕在密度和空间浓缩方面，也成为不了香港，但过去若干年，以及在可预见的将来，深圳的成功，恐怕将不亚于香港。如果我们把视野放宽一点，看看以低密度蔓延出名的洛杉矶、休斯顿，我们可能更加容易认识到，密度和空间压缩可能只是城市成功的充分而不必要条件。洛杉矶、休斯顿后来居上，从开始远远落后于纽约、芝加哥这些美国老牌城市，到现在分别是美国电影、能源工业的中心，也算成功了吧？

对更高密度的城市，中国其实也不乏理想加现实的追求者。例如，冯仑和他的团队，过去若干年就一直在研究和实践“立体城市”。但至今，中国大地上还是没有建成的“立体城市”。上海或其他城市，最后能否到达那种人口密集、空间浓缩的程度，恐怕不像《关于大城市人口规划的思考：与 <上海人口那点事>商榷》所言，是个单纯的科技发展和城市管理的问题。就像“立体城市”那样，我们的老百姓，我们的市长们，他们会有多认可和接受更高的密度？换言之，从供需的角度而言，即使更高密度的供给一点问题都不存在，但需求方的偏好和接受度，才是更高密度能否变成现实的关键。

对于5000万人口的上海，笔者认为《关于大城市人口规划的思考：与 <上海人口那点事>商榷》也是侧重于“供给”，而忽略实现这样供给的现实可能（行）性和民众真实的需求及其空间可转移性。按照Demographia的多年跟踪和测算，东京-横滨连绵成片的城市地区，过去60年一直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地区，但到2015年，该地区总人口也才3775万，占地8547平方公里[ 详细信息见：http://www.demographia.com/db-worldua.pdf]。上海市域目前7037平方公里(含水域面积)，如果真的容纳到5000万人口，那不但要比今天的东京-横滨连绵成片还要多上1000多万人，也许还要把市域内人口的密度做得比前者还要高60%（即7105人/平方公里对4417人/平方公里）。如果是那样，我们就要期待上海（中国）老百姓对密度的敏感度和东京-横滨（日本）老百姓的显著不同了。但笔者更愿意相信，老百姓会在到达一定的高密度之前，就开始用脚投票，转往其他密度适合的地方居住、工作和生活。

对上海而言，它和周边星罗棋布的浙江、江苏的城市(镇)聚合起来，逐渐超越东京-横滨，连绵成片成为亿万级的最大Demographia所定义的城市地区，笔者倒是坚信不疑的。

4. 跨国比较和人口预测

《再过20年，上海会有多少人？》用了跨国GDP和人口关系比较的方法，预测了上海未来的人口，并认为，上海即使有5000万人口，但和孟买、东京和纽约比起来，密度也不算高。文章没有给出有关城市的密度、人口数据，因此笔者无法校核。但可以进一步讨论的是，通过跨国比较来预测上海或哪个城市的人口，从严谨学术的角度，需要注意一些什么？

笔者根据自己多年经验，觉得有以下几点。

第一，确保比较对象有相当的共性，这些共性可以让人建立起一个(些)关于比较对象的理论(框架)。对此，两位学者Kantor和Savitch就指出: 如果没有关于城市共性的理论架构，比较分析毫无意义[ 见：Kantor, P. and Savitch, H.V. 2005. How to study comparative urban development politics: a research not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29(1), 135-51. ]。具体到通过跨国比较GDP和人口关系，则至少需要考虑这些情况：

(1)GDP和人口是(互为)因果关系，还仅仅是相关关系，或者没有关系。《再过20年，上海会有多少人？》似乎把它当作一种相关关系。但4个数据点（东京、纽约、釜山和悉尼）建立起来的相关关系，能有多可靠呢？再把这个相关关系移植到上海，估计（预测）上海的合理人口，是值得商榷的。

(2)GDP和人口关系，在不同发展阶段（如以城市所在国的城市化率衡量）、外部环境（如100公里范围内中小城市数量和人口）的城市，或处于同一发展阶段但经济、社会构成(如产业构成、外来人口和本地人口比值)不一样的城市，是否存在很大的变数？这么考虑，以上4个数据点和上海的可比性将下降很多。例如，4个数据点所在国的城市化率都远超我国的56%[ http://www.ce.cn/xwzx/gnsz/gdxw/201601/19/t20160119_8371558.shtml]；釜山、悉尼周边没有上海周边那样星罗棋布的城市(镇)。

其实，《再过20年，上海会有多少人？》里也提到，上海GDP和人口在全国所占比例的变化情况。那些变化正反映出，在城市的不同发展阶段，一个城市GDP和人口在全国所占比例是可以变动的。以上海为例，1980年到2010年，其人口占全国比例上升，但GDP比例下降。有关数据说明，上海的经济发展程度曾远超全国平均水平，但近年来上海之外的地方一路赶上。因此，即使就像《再过20年，上海会有多少人？》所说的，人们会因经济原因迁徙，那么，与其它地方的经济发展水平此消彼长，上海的吸引力虽然仍然巨大，但已不比从前。事实上，上海边上的苏州，远一点的深圳，这些年吸引外来务工人口的数量或速率，一点也不亚于上海。

第二，一定需要思考反例对比较有效性可能的破坏作用。在上面提到的GDP和人口关系中，其实对此已有提及。通常，为了系统深入比较，人们会选取较小的样本，但随之而来的风险就是，这些小样本只在非常有限的方面可比。如果不注意到这一点，有可能夸大了通过比较而得出的结论。

第三，比较得出的关系，需要用最多的常识，甚至需要请一些专家，来判断其可靠性。因为比较通常不同于严谨设计的统计模型，因此很难判断，它得出是真实的相关关系。因此，需要比较者利用最多的常识去进行二次判断。在需要的时候，甚至可以请专家介入。例如上文4个数据点比较得出的关系，就无法很好地通过二次判断。

结语

“上海2040”引发人们对上海未来人口数量及其保障设施等热烈讨论，是令人开心的事。这充分反映了上海的城乡规划，不再是以往那种“纸上画画，墙上挂挂”的东西。

同时，如上文所说，“上海2040”不是一个结束，是一个全新的开始。上海内外的部分顶级专家学者，已经拿出了一些关于上海未来的理性思考和阶段性成果，其他的专家、学者和广大公众，正可以基于有关成果，更好地思辨自己期待的上海未来，以及怎么实现之。笔者相信，上海有关方面一直在倾听各种民间发声，也愿意继续倾听他们继续发声。此文其实也是一些抛砖引玉的发声，一些力图把人口预测和城乡规划从“黑箱”变成“白箱”的发声。

归根结底，上海的未来，不仅是有关方面的，更是千千万万个上海人、中国人乃至世界人的。广开言路，群策群力，上海的明天才能更美好。

（作者致谢：感谢清华同衡李昊、上海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石崧、武汉市武汉市规划编制研究和展示中心胡忆东、上海财经大学冯苏苇、澳大利亚黄金海岸城市政府许丰功、中国人民大学朱巍这几位老师。他们仔细阅读了我的初稿并提出了诸多修改意见，唯文责我自负。另外还有若干我之前的同学、老师和学生，为我的想法提供了灵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