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痕迹︱货币选票，你投给谁？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同年11月，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驾临伦敦经济学院，提问学者：为什么经济学家没有预见到危机？（Why did economists not foresee the crisis?)年来，世界对于危机的反思日复一日，甚至深入到一些最基本的范畴，比如货币。

本文就来谈谈钱。对使用者而言，钱/货币是购买力，是资产，而且是流动性最好的资产——它有别于其他资产之处，正在于用以换取其他资产的难度最小。我们可以用货币购买商品和服务，以满足“衣食住行”等消费需求，也可以用货币购买存款、房产、股票等等来进行理财投资。说白了，我们的经济生活不外乎两件事：挣钱和花钱。微观个体的经济选择——钱要怎么挣，又该怎样花，互相交织，最终形成宏观经济的基本面。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手里的货币可视作一种选票。

对于创造者（亦即中央银行）而言，钱/货币则非资产，相反，是负债。在很大程度上，发行货币是个“无中生有”（17世纪英国银行家威廉•帕特森语）的过程，之所以可以这样做，则是基于一种我们称之为“信用”（credit）的东西。中央银行通过调控其自身的负债规模（数量手段）和负债价格（价格手段），来影响个体手中货币选票的流向。

货币是资产，也是负债；它的这种双重属性，带来了流通领域的湍流。多年来，尤其是“大萧条”之后，经济学家们一直尝试为此提供解释，由此带来不同流派之争（如“凯恩斯学派vs货币学派”），至今没有定论。

2008年以来，危机蔓延。就在经济学家还在为“女王之问”感到难堪的时候，中央银行的银行家们已经大踏步地将世界带入一个未知的货币时代——超级量宽、负利率，甚至“直升机撒钱”也成为政策选择。

央行的“奔放”，带来了小市民的困惑——钱越来越多，怎么花就成了问题。正常情况下，人们或“血拼”消费，或购买价格涨幅预期好的资产（如房产），又或直接兑换成另一种更安全的货币。不管哪种情况，一旦出现“羊群效应”，接下来的剧本就都差不多了——恶性通胀、资产泡沫、货币贬值，这三种情况或单一突显或叠加发生。近来，我们身边高涨的换汇热情、离婚买房狂潮、海淘疯，似乎都可以放在这一剧本框架下观察。

笔者选取两个指标：M2/GDP和外汇储备/M2（折算美元后计算所得），来勾勒上述变化，或者说隐忧。

2008年之后，这两个指标都出现了明显变化——

（1）M2/GDP结束连续5年的下降趋势，转而快速上升，到2015年底已升至203%，7年上升了54%；

（2）外汇储备/M2相反，在2008年达到峰值（29%）后持续下降，截至2016年7月底，已降至14%。

而变化透露出两个基本事实：一是经济增长明显慢于货币供给的增长。前面说过，央行的货币负债基于信用，而信用最终是要靠经济增长来背书的。

二是外汇储备作为央行资产，其覆盖货币负债的能力快速下降。也就是说，如果民众一窝蜂地换汇的话，央行的家底就不够了。危机前，2003年-2008年，央行货币负债的增速也不慢，M2由18.5万亿一路增至47.5万亿，涨幅156%。但那时，宏观经济处于上行轨道，央行外汇储备一度超过4万亿，腰杆硬得很。可惜今时不比往日，截止8月底，我国外汇储备已降至3.185万亿。

经济好的时候，中央银行容易获得民众的信任，对于货币流向的引导也更为简单有效。如今经济下行，而微观个体用手里的货币投出“不信任”票的渠道又越来越多，货币当局如何有效调控经济就成了问题，搞不好的话，越调控越失控。而调控可以做减法（如去杠杆），也可以做加法（如拉GDP），笔者更倾向于后者，起码就提振信心而言，副作用要小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