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航种族歧视风波：只有种族歧视和“政治正确”这两条路吗

前不久，国航随舱杂志《中国之翼》上的一则安全提示在国外社交网站上引起了轩然大波。这则安全提示因为直接将伦敦的治安状况和种族分布状况相挂钩而招致国外舆论的激烈声讨，同时也引发了国内网友的热议。许多中国网友在评论中为国航辩护，认为这则安全提示不过是道出了实情，而国外的抗议不过是一种虚伪的“政治正确”。亦有一些国外网友持类似态度。随后，一名来自拥有众多印度裔选民的伊灵绍索尔区（Ealing Southall）的工党议员表示：“我非常震惊，现在居然还有人认为公然写这种既不真实又种族歧视的言论是正常的。我已经邀请了中国国航的代表们来我们选区，让他们看看一个有着多元文化的地区是安全的，也是非常值得一玩的。” 除了这名议员外，还有多位政界人士都以“多元文化”这一概念描述伦敦的种族状况。

毫无疑问，国航杂志的措辞是一种典型的种族话语，也的确与事实不符。“‘印巴人聚居区’和‘黑人聚居区’不是两片地方，而是用种族话语虚构出来的两片地方，”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赵益民在《飞往伦敦的国航班机和旅英中国人的族群歧视》一文中写道，“首先，伦敦大多数地方都有移民聚居，只是比例高低不同而已；其次，移民比例较高的地方犯罪率并不高，犯罪率最高的地方在市中心（威斯敏斯特），是移民比例最低的地方。” 不过，部分中国网友关于“政治正确”的说法里还隐含有另一层意思：尽管伦敦是一个多种族、多文化共存的大都市，然而并非每个种族、每种文化都获得了平等发展的机会。因此，当议员们用“多元文化”来为伦敦正名的时候，事实上并没有真正回应分歧的关键部分。

作为一枚硬币两面的多元文化主义和种族主义

这或许只是再一次印证了多元文化主义的失败。尽管如此，批评多元文化主义跟谈论“政治正确”一样，始终是一件略带风险的事。因为这会很容易滑落到种族主义的圈套，抑或被误读为某种对于种族主义的呼应，迅速地转化为一种尴尬的“政治不正确”。对于国航事件，国外主流舆论的反应体现出多元文化主义的深远影响，而国内舆论的“反击”既一方面揭示了多元文化主义失败的事实，又一方面再次印证了此前提到的种族主义的危险。多元文化主义看起来似乎是对于种族主义最恰当的反击和抵抗，又流露出跟种族主义一种奇特的亲密关系。在西方世界，作为主流意识形态主导了数十载的多元文化主义，却提供给种族主义以重新滋生的温床。无论是最近的英国脱欧与反移民潮流的紧密关系，还是在美国以仇视穆斯林群体、墨西哥移民为根本动力的川普现象的兴起，都在提示着我们，必须重新审视多元文化主义与种族主义原有的对立关系，而将它们视为一枚硬币的两面。

我们不妨先以英国为例简单探寻一下多元文化主义的意涵及其在西方世界的兴起与衰落。我仅举一个小例子。在英国，想要获得永久居留权的外籍人士必须通过一项叫做“Live in UK”的考试。这个考试既需要你清楚地了解“威尔士王国的代表花是什么”、“1588年英国打败了哪一国的舰队”这类看起来非常符合传统民族国家共同体想象的知识，也有不少关于如何与其他外来文化交往及处理矛盾的题目，可谓清楚说明了官方意识形态对于国民的要求：对英国性（Britishness）与多元文化主义的追求并行不悖，更准确地说，多元文化主义的立场必须从属并加强民族国家的整体意识。事实上从1980年代伊始，大部分西方国家都逐渐将多元文化主义定为国策。然而从2000年左右，许多欧洲国家领导人又纷纷公开宣布多元文化主义在本国实践的破产，这其中就包括英国前任首相卡梅伦。主导者自身都不得不承认，多元文化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已经无力应对当下的状况。

多元文化主义的后现代性

从定义看，多元文化主义首先强调了文化的多样性和特殊性，继而诉求各文化间的平等关系，即意味着没有任何一种文化从价值上优越于其他文化，因而在不同文化之间应该保持一种对话的共存关系。这里我们不应忽视多元文化主义兴起的历史语境以及它与后现代主义的亲缘关系。后现代主义思潮的代表人物法国理论家利奥塔的核心命题就是反对元叙事（meta-narrative）。而多元文化主义正是解构元叙事的必然产物：原来单一的、霸权性的民族主义神话破灭，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异质性的、述行性（performative）的文化认同。然而我们更不应忘了，后现代主义同时也宣告了左翼思想内部对阶级革命理论的消解。于是可以看到，多元文化主义的另一面其实是政治的文化化，也即去政治化。种族、宗教、性别、性乃至阶级都消解为文化的不同范畴，随之，一部分左翼政治开始朝向以群体为单元的认同政治（identity politics）发展。

多元文化主义的自我悖谬因而也与后现代主义的自我悖谬如出一辙。多元文化主义不愿将自身呈现为一种意识形态，正如后现代主义也不愿承认自身也是一种元叙事。然而，当多元文化主义面对来自非自由主义文化的挑战时，它就立刻显露出自身的底色。例如穆斯林女性着装近年来在欧洲的遭遇就充分体现出，其一，所谓文化平等的前提是文化的自由选择；其二，这种经由个人自由选择的文化不可以试图在公共领域内宣扬自身。违反其中任何一项都将沦为原教旨主义或极端主义。可以看出，多元文化主义和后现代主义都预设了一种理性主体，同时该主体与任何一种构成他的特殊条件都保持着一种自反性（self-reflective）的关系，也就是利奥塔所说的“后现代主义根本上是一种对于元叙事的不信任”。因此，如若给多元文化主义的危机开出“不够自反性”的诊断，便不啻于雪上加霜。多元文化主义者的问题就在于将自身与文化的关系视为“建构性”的，而将他者与其文化的关系界定为本质化的和天然的——而这也正是文明冲突论的理论依据。

多元文化主义与自由主义传统的内部不协调

同时，多元文化主义遭遇到的还有来自自由主义传统内部的批评甚至诅咒，而国航事件中国网友所使用的“政治正确”便来源于此。“政治正确”一词在1990年代初开始通过大众媒体的影响而变得流行，而1990年代也正是多元文化主义第一次陷入危机的年代。美国的保守主义政客使用这一带有轻蔑意味的术语对自由派所奉承的理念进行抨击，其中最好的例子莫过于老布什总统，他曾在一次公开演讲中直接指责自由派的“政治正确”是用新偏见替换旧偏见，导致在公共领域内涉及到某些议题时人们被迫噤声或避而不谈。甚至还有一些保守主义政治家将“政治正确”视为极权主义的一种倾向（这倒与左翼理论家齐泽克不谋而合）。“政治正确”一词一度成为民主政治大前提下左右内部辩论的利器。例如在涉及堕胎、同性恋婚姻合法化这些棘手问题时，保守派政治家通常会利用“政治正确”这一概念来暗示自由派的社会理想中潜藏着挑战民主制度根基的风险。

齐泽克早在1990年代就明确将多元文化主义定义为“跨国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这一论调显然是在呼应詹明信关于后现代主义的著名评价。的确，多元文化主义跟新自由主义的同时兴起绝非是个巧合。资本主义内在诉求不断地解域化（deterritorialization），这一解域化不仅发生在国界线上，更发生在文化上，准确说是文化与个体之间的隶属关系上。因为资本逻辑所欲求的只是抽象化的均质个体。换句话说，只有在跨国资本主义那里，所有的文化才是真正平等的，个体也才是真正普遍的。从这个角度看，在自由主义政治内部以“政治正确”为引子的争论不过是资本主义新的生产关系和旧有的民族国家和现代主权制度之间不协调性的体现。此处，另一种典型的对于多元文化主义的内部意见莫过于责怪它带来了文化的相互隔离，并缺乏一种将社会整体联系起来的纽带。事实上，多元文化主义的意识形态幻象恰恰给这种意见建立自身的幻象提供了基础：对于前者，幻象中所呈现的是以文化差异为框架的、无冲突的社会整体；对于后者，尽管社会不是无冲突的，但冲突的原因却被归结于诸文化间的彼此分离——于是，这种意见顺理成章地通过引入一个强有力的主导文化的幻象，来重新建立想象中无冲突的社会整体。

我目前在伦敦据说是治安最差之一的Lewisham区生活。在BBC中文网上我看到了一个相对于国航安全提示来说符合“政治正确”的描述：“从Elephant & Castle开始往南，伦敦东北边，以及伦敦东南边都是犯罪率比较高的地方。其实当你走在这些区域的时候，看到满大街的游手好闲的人们聚集在路边，向你吹口哨的时候，心里难免会告诉自己，再也不来这些地方了。”在我个人的体验里，这些区域因其生机勃勃、充满活力而令人兴奋。但或许对于很多人来说，BBC中文网的体验却是非常真实的，并且是可公开的，因为在语言中冒犯穷人、失业者、无家可归者很少会引起公众的敏感。的确，“政治正确”招致批评的原因并不是它所期许的理想，而是它作为一条禁令强迫人违逆内心的真实感受，尽管这种感受也一定是意识形态性的。那么或许在“政治正确”（掩饰冲突）和“政治不正确”（种族主义）之间还存在着第三种选择，那就是“不政治正确”：承认我们所处社会中存在的根本冲突，并抵抗任何一种意识形态对这个冲突幻象式的解决方式；尽管，这个冲突总是以种族、宗教、性别等形式作为表象。我们直面冲突，因为它既意味着风险，也意味着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