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唐诗中最长叙事诗的藏身地，它传抄变化、离散千年又重见天日 | 此刻夜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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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今天读到的“唐诗”，往往并非唐代诗人写下的原初面貌。它们的原貌是什么，又是怎样演变而来的？汉学家倪健的著作《有诗自唐来：唐代诗歌及其有形世界》为我们展现了一个与今日印刷文化乃至数字文化迥然不同的文本世界。作者以唐代诗歌写本为例，讲述它们背后不同的、可能的故事。在这里，每一首诗都因其抄写者和吟诵者的差异而变得“独一无二”，而唐诗正是从这样纷繁复杂的抄写文化中一步步向我们走来。本书于2012年荣获列文森图书奖，近期首次由世纪文景推出中文版。

汉学家宇文所安阅读此书之后感慨，“这些诗是如何来到这里的? 我们可以从一个版本追溯到另一个版本, 有时可以上溯到宋代, 但它们刚离开家时的路程是怎样的? 在唐代, 一个诗人的诗集也许会在其身后得到孝子或挚友的编辑整理, 但如果没有人对之有足够的关怀而进行反复不断的抄写, 则根本无法被保存下来。”

以唐末五代诗人韦庄创作的长篇叙事诗《秦妇吟》为例，韦庄借这首诗批评了唐末的社会和朝廷风气，其中名句如“内库烧为锦绣灰，天街踏尽公卿骨。”刺痛现实，然而之后或是出于忌讳等原因，此诗没有被收入诗集《浣花集》中，从宋代以来，除了零星的记载，《秦妇吟》的完整文本逐渐消失于世，直到1900年敦煌藏经洞的意外发现，《秦妇吟》才连同数万件珍贵文献一起重见天日，经过王国维、陈寅恪等学者的校勘和考释，《秦妇吟》重新回到文学史中，以1666字成为现存最长的一首唐诗叙事诗。

在本书的开篇中，作者即以《秦妇吟》的抄写本变化为研究对象，展现了一个多样化的阅读世界，“它们很好地代表了印刷时代来临前，甚至来临后，唐代诗歌被生产、复制和欣赏的情况。”

《秦妇吟》写本（节选）

如果说我们要就唐代诗歌的传播提出一些更重要的论点,那么以《秦妇吟》为基础,似乎是个奇怪的选择。它是现存篇幅最长的唐诗,仅仅是这一点,就已经足够独特。它也是一首诞生时间非常晚的唐诗,陈寅恪认为它成文于886年;也正因如此,它不一定能代表诗歌是如何在安史之乱以前的京城地区流传的。虽然这些异议是成立的,但它们无法削弱《秦妇吟》作为这类文本研究对象的首要优势。这个优势在于,它拥有数量众多以手抄本形式存在的复本。在敦煌文书中,很少有其他诗歌能在唐代写本复本的数量上超越《秦妇吟》。同样,在其他诗歌的不同复本之间,文本变化程度较低,这通常只能提供很有限的证据。

敦煌藏经洞旧照

因此,具备大量不同版本的《秦妇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通过许多不同版本观察同一文本变体的绝佳机会。另外,这首诗歌充裕的长度让它在这类检验中特别有用,因为它可以有效地消除每个单独变体的统计影响。在一首典型的五言律诗中,任何一个字的变化都代表了整首诗2.5%的变化率。但在像《秦妇吟》这样长度的作品中,也就是约238行的七言诗(共1666字;取决于讨论的版本)中,大部分基于单个错误的统计“噪音”都可以被清除。因此,我们可以就变体的真实类型和程度勾勒出一个更准确的图景。

除了这些实际的考虑之外,《秦妇吟》也是一个特别有趣的例子,它体现了当个人作品开始在家人朋友的小圈子以外传播时,一个晚唐诗人对自己作品的控制能力。这首极其流行的诗曾给韦庄带来盛名。在《北梦琐言》中,十世纪的作者孙光宪(968年去世)说到,这首诗非常有名,以至于韦庄被人们称为“秦妇吟秀才”。在敦煌发现的多份复制本证明,在韦庄生活的时代该诗也曾在唐朝正式的疆域以外流传。但后来韦庄在晚年对这首诗的成功感到懊悔。孙光宪称,韦庄的“内库烧为锦灰堆,天街踏尽公卿骨”冒犯了当时的官员,因此他把自己的这首诗当成了禁忌。孙提到,后来韦庄在撰写《家戒》时称“不许垂秦妇吟障子”。另外,这首诗没有收入其弟韦蔼编纂的韦庄诗集《浣花集》。最近,学者们推测,实际上这首诗的部分内容被认为是营造了韦庄赞助人王建的负面形象,这导致了诗人亲口否定了自己的著名作品。

韦庄《浣花集》明末刻本

《秦妇吟》的流行也让我们思考它是否可以被看作是一个例外。这是唐代留存下来的篇幅最长的诗歌,但我们没理由相信,在唐代不存在其他类似长度的作品。像这样的长篇叙事诗并不特别受宋代文集、别集编者的偏爱,故在初兴的印刷文化中,它们很少被复制。当然,《秦妇吟》作品本身完美地代表了一首曾十分流行的诗是如何消失在公认的唐诗集中的,但与其他任何长度的同期诗歌作品相比,它又存在于数量繁多的敦煌写本中。这首诗与盛唐律诗的区别是显而易见的,但我们依旧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秦妇吟》也许可以代表一大批这样的唐代作品,它们只是单纯地与后世编者的审美趣味不相符。

韦庄究竟何时创作了《秦妇吟》,学者们在这一问题上并未达成一致。尽管如此,依据这些写本的序跋,我们可以相对准确地推算现存八份敦煌写本当中五份作品的日期。在许多例子中,这些序跋还提供了少量有关抄写者的信息。

《秦妇吟》敦煌写本，编号S692

一个跋文把这份写本的日期定在919年(“贞明伍己卯岁四月十一日”)，其抄写者和P3381一样,是金光明寺的学士郎安友盛。这份文本的开头已缺失,看上去是被撕掉的。剩下的文本从第40行开始,直到结尾。

《秦妇吟》敦煌写本，编号S5476

一本独立的小册子,开头和结尾处的文本缺失,故无法确定日期和抄写者身份。

《秦妇吟》敦煌写本，编号S5477

这份写本也是一本独立的小册子,开头部分缺失。它从第19行开始,一直延续到诗歌的结尾。紧随第135行,“阴奴儿”的名字用很淡的墨色写出。看上去这份写本由多人完成,但这个问题相当复杂,因为实际上某些部分用毛笔写成,而有些用吐蕃木笔写成。这些不同的书写工具也许产生了明显不同的书法风格,即使它们都来自同一个人。那些有日期的写本,其时间范围大约在唐代末年(905年)到宋代早期(979年)。

在《秦妇吟》文本中,这些形式上的差异是不应被忽视的,因为它们创造了非常不一样的阅读经验。手卷和书册形式的差异,其效果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手卷会更加限制读者:他通常要从头开始阅读。虽然文本的开头是一个不错的开始位置,但它并不是诗歌中最有戏剧性的部分,也不是在阅读中被反复揣摩体会的部分。读者可以往下读,但这或许需要快速浏览文本。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卷子强制人们与文本亲近,并主宰了阅读经验的秩序。如果要打开手卷,人们需要更多的空间或一个可以收紧卷轴的装置,用来处理那些伴随阅读需要被收放的部分。因此这种样式不仅限制了阅读行为本身,还限制了阅读可能发生的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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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书册可以给读者提供更多的自由。首先,无论是纸页尺寸还是形状体积,书册都更加紧凑。《秦妇吟》各个卷子的纸页高度差不多一样,接近《汉语大词典》这样大型现代辞书。但很有趣的是,我们讨论的两部小册子在高度宽度上都接近当下在美国售卖的大众市场简装书或“口袋尺寸”的简装书。书册也让读者省略前文,更简易地标记和读取一首诗的特定部分。最后,书册不仅便携,还可以在没有平面支撑的情况下随意翻开阅读。我注意到,现存《秦妇吟》写本的数量太少,以至于无法就不同形式的相对流行程度做出确切结论。敦煌是一个被众多旅客频繁光顾的前哨,但这也许能解释为什么有数量众多的书册形式文本在此地被发现。书册可以让诗歌旅行,或许与卷子相比,能让它们传播得更广。这些文本中汉字的尺寸、风格差异也带来了不同的阅读体验。

最后,这些文本的形式特征显示了它们被不断复制的原因。早期讨论这批写本的作者们得出的一个结论是,书法的质量和字体形式的多变显示出,至少一部分文本只是新晋僧人的书法练习。但是,一旦检查这些文本的形式和视觉特征,我们会得出相反的结论。这些文本看上去显然不是为了抄写而抄写,而是为了阅读而抄写的。毕竟它们全都被装裱起来。如果说这些只是书法习作,那人们没必要花精力把它们装帧成手卷或书册。另外,我们讨论的卷子,除了一些有关复制日期的字迹外,其背面基本都是空白的。在唐代中国,纸张也许比欧洲的羊皮纸更便宜,更易于生产,但它依旧是珍贵物品,纸张的空白背面基本都会被再利用。实际上,帮助我们了解户籍制和税制的很多最重要的敦煌文献来自写在其他文本背面的注册记录。人们可以想象,单纯的文本复制不会使用一张干净的新纸,如果仅作为抄写练习,那么纸的两面都会被使用。

我们已经看到,很多文本都标注了明确的日期和抄写者及他所在的寺院。最写实的是在S692中发现的一份跋,显示了抄写者对自己劳动所得的期待。他写了这样一段类似打油诗的跋:“今日写书了,合有五升米。高代(贷)不可得,环(还)是自身灾。”在对口语的运用方面,这首短诗与特定的欧洲中世纪写本中的抄写者评论非常相似。徐俊指出,这种类似的短诗可以在很多不同体裁的敦煌写本的跋文中看到。我们对敦煌书市的经济情况了解甚少,但看上去,像S692抄写者一样的人不是在单纯地练习书法。他们复制文本,从而让其他人阅读,同时他们也会(或最起码他们想要)根据自己的劳动付出而有所得。在讨论这些诗歌本身之前,通过这些文本,我们对中国中古文学的体验已经更接近当时的实践者。虽然关键文本和印刷排定的版本在很多方面都非常有用,但其掩盖了一千年前文学生产的真实情况。

《秦妇吟》写本揭示了一个多样化的阅读世界,而文本远不是标准化的。部分文本的笔迹相当潦草,其抄写者的技术也更拙劣,但它们很好地代表了印刷时代来临前,甚至来临后,唐代诗歌被生产、复制和欣赏的情况。

新媒体编辑：郑周明

配图：法国国家图书馆资料、出版书影

原标题：《回到唐诗中最长叙事诗的藏身地，它传抄变化、离散千年又重见天日 | 此刻夜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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