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龑｜漫谈《伦敦传》中的地名问题

近来读了《上海书评》的一篇文章，题为《1666年的那场伦敦大火》。文中屡屡提及阿克罗伊德的《伦敦传》，涉及伦敦地名颇多，本文就此谈一下自己的看法。

彼得·阿克罗伊德

《伦敦传》，译林出版社2016年5月版

书评作者写道，“大火向‘老天鹅剧院’方向烧去，越烧越远，很快波及‘钢铁厂’（Steel Yard）”。检视英文版《伦敦传》的索引，Steel Yard一词并未出现，故可以推测，阿克罗伊德并未提及这个地点。揆诸常理，十四至十六世纪的伦敦城，不会允许“钢铁厂”开设在城垣以内。十四世纪的时候，那些学法律的学生，总是夜间嬉戏吵闹，市民不堪其扰；又或者挑灯夜读，常常引发大火。市政机构将他们赶出了城，所以著名的四大律师会馆，均在城墙的西侧。

要想知道这座“钢铁厂”的来龙去脉，话还得从“汉萨同盟”说起。这是一个德意志北部城市之间形成的商业、政治联盟。“汉萨”（Hanse）一词，德文意为“会馆”。十四世纪中期，这个同盟形成，十五世纪时逐渐兴盛，加盟城市最多达到一百六十个。“汉萨同盟”的主要范围，在波罗的海、北海和俄罗斯，但是其商船却远及法国、西班牙和葡萄牙。中世纪，北欧和西欧国家的经济，大多建立在庄园制基础上，产品单一，生产效率低下。加盟城市或者国家与汉萨同盟建立商业关系后，获得了很大的商业、政治利益。汉萨商人的进、出口税，又为各国提供了稳定而可靠的收入来源。欧洲各国纷纷欢迎汉萨同盟在本国开设商站。“汉萨同盟”在英国的伦敦、佛兰德的布鲁日、挪威的卑尔根和俄罗斯的诺夫哥罗德，开设了四大商站。英国国王不止一次将王冠抵押给汉萨商人以换取贷款，或向其征借舰队和海员。“汉萨同盟”自十五世纪中后期开始转衰，在1669年解体。

这里所谓的“炼钢厂”，其实就是“汉萨同盟”在伦敦的商站。根据《牛津大词典》中的解释，这个英文词是对德语单词stālhof的误译, 就词根而言，德语 stāl 相当于英语的“样品”（sample），而德语hof，则是英语的“院子”（courtyard）。在英国，一篇1422年的文献，第一次提及Steel Yard这个名字。伦敦的这个商站，最终于1598年关闭。据记载，这个“炼钢厂”建在泰晤士河的北岸，有自己的码头。它的主要建筑为一座三层楼房，外有高墙围护。此外，还有存放文件的塔楼，甚至武器库。同盟的商业代表（连同家属）汇集于此，所以这个“炼钢厂”集住宅、市场、办公室、作坊、工场和库房等为一体。值得一提的是，这个伦敦商站享有治外法权，所以仲裁所也是不可缺少的。德意志的新教思想，最初就是从这座“炼钢厂”渗透到英国的。这里摆放的货物样品，有来自德国的钢锭和钢坯，毕竟，亨利八世对德意志地区生产的刀枪，颇感兴趣，还试图将外国工匠留在英国。

翻译地名易出现望文生义的错误。再举一个经典的例子，“舰队街”（Fleet Street）也是误译。古条顿语中有fleutan一词，意为“水湾”，演变到后来，就成了英语的fleet（“小溪”或者“小河”）。《伦敦传》的译者，将Fleet Street译为“弗利特大街”，这倒是稳妥一些。一起收入《牛津大词典》的词条，还有“弗利特牧师”（Fleet parson）和“弗利特婚姻”（Fleet marriage）。欠了债务的牧师，住在弗利特大街附近，他们为了糊口，经常为不够条件的青年男女办理结婚手续，《伦敦传》也有所提及（220页，本文所列页码，均指中译本《伦敦传》）。阿克罗伊德讲了许多类似的地名历史，很有用。再举一个容易出错的例子。“索霍广场”（Soho Square），一般读者会首先想到Small Office与Home Office，而阿克罗伊德告诉我们，Soho是打猎时的吹哨声，这是拟声而成的地名。

可能有读者认为，管他音译还是意译，不就是一个地名？未必。再从中文版《伦敦传》中选一个例子，略加说明。第五十一章的标题是：“克拉肯维尔的井哪儿去了？”仅从汉语的标题，不容易理解这个标题的意味。英文标题是：Where is the well of Clerkenwell?“克拉肯维尔”是伦敦北郊的一个地名，字面的意思，是“教士之井”或者“教士井”（Clerks’ well）。十二世纪的时候，这里有干净的水源，圣约翰修道院就坐落于此处。教士们在附近开掘了一口水井，克拉肯维尔这个地名，就是如此得来的。当然，不要说二十一世纪，早在十六世纪，这口井就不见踪影了。如上所说，若将标题译为“教士井，如今，井安在？”，更可以体现作者的匠心。同样，也就可以更好地理解第五十一章的另一句话，“克拉肯维尔的秘密生活，如同它的水井一般深”（393页）。《伦敦传》的译者，并非总是采用音译，比如Shadwell就译作“沙德井”（464页）。这里的策略，显然是音译加意译，或者前一半音译，后一半加上性质词。仿此，“克拉肯维尔”似乎可以翻译成“克拉肯井”，而上面的那句话，就变成了“克拉肯井的秘密生活，如同它的水井一般深”，更接近原文的意趣。

同一本书中，使用不同的翻译原则处理地名，不无可取，但读者还希望有一点头绪，以便推测其英文原名。比如《伦敦传》中的这些地名，“林肯客栈场”（Lincoln’s Inn Fields, 599页）、冷浴原野（Coldbath Fields, 333页）与斯皮塔菲尔兹（Spitalfields, 204页）。请注意，此处的“场”，“原野”和“菲尔兹”都是英文的fields；书评文章，将Moore Fields译作“摩尔广场”。最理想的方法，除了音译、意译或者两者结合使用，最好能在首次出现的时候，列出原文，方便读者。比如，下面这句书评中的话，是从《伦敦传》第186页直接引用的：“那一夜，大火从切普赛德（Cheapside）街蔓延到泰晤士河，沿着康希尔山、伦敦塔街、芬尔奇街、慈恩堂街一直烧到贝纳德堡。”但中文译本没有给出第一个地名的英文原文（Cheapside），可能是书评作者自己加入的。一看这地名，奥斯丁粉（或曰“简迷”）定然会心一笑，对这条大街，他们是不会陌生的。下面是《傲慢与偏见》中的一段对白：

“我好像听你说过，她们有个姨父在梅里顿当律师。”

“是的。她们还有个舅舅，住在奇普赛德一带。”

“那真妙极了，”做妹妹的补充了一句，于是姐妹俩都纵情大笑。（孙致礼译）

第一个“她们”指本纳特家的女儿们，而“姐妹俩”，自然指宾利的姐妹。宾利姐妹和凯瑟琳夫人，蔑视本奈特娘家的两个舅舅，原因之一，就是加德纳先生在奇普赛德经商。加德纳先生虽为商人，但举止深得邻里的赞美。奥斯丁特意告诉读者，加德纳先生每天同买卖人打交道，却“知书达理”、颇有“绅士风度”，“无论在天性还是教养方面，都不可和姐姐相比并论”。 在小说中，加德纳先生处理事务有头脑、讲原则、求实效，堪称模范商人。奥斯丁小说的地点设定，都是有言外之意的。

《傲慢与偏见》中的“奇普赛德”，就是《伦敦传》中的切普赛德。就词根而论，Cheap的意思是“市场”（Market）。Cheapside Street可是一条横贯整个“伦敦城”的商业大街，径直翻译为“市场大街”，也未尝不可。《傲慢与偏见》的注释说，这是伦敦的街名，“此地以销售珠宝、绸缎著名”。其实，附近远不止这些商铺。若干南北向的小路和这条“市场大街”纵横交错，观其街道名，就可以看出昔日商业之繁盛，比如“牛奶街”“木材街”“面包街”等，不一而足。这些街道的名字，在十二世纪就已经定下，至今依旧保留原来的名字。从这条“市场大街”，还能衍生出两个街道名，即“市场东大街”和“市场西大街”。《伦敦传》的译者，将其翻译成“东切普”，“西切普”。读者的记忆力要足够好，否则根本意识不到，这里的“切普”就是《傲慢与偏见》中的“奇普赛德”，也是《伦敦传》中的“切普赛德”。

上面那段引文涉及的地名，大多可以一望而知，但那条“慈恩堂街”，我真猜不出来。检视原著，原来是Grace Church Street，孙致礼在《傲慢与偏见》中将其译为“格雷斯丘奇街”。熟悉奥斯丁作品的读者，恐怕又要喊出来了，“谁不知道这个地方”。这是加德纳先生家所属的教区，莉迪亚和威克姆的结婚仪式，就在这里举行。达西瞒着心上人伊丽莎白，竟然跑到这个“污浊之地”，事后想起来，伊丽莎白唏嘘不已。“污浊之地”这个说法，并非我杜撰，而是出自伊丽莎白之口。更有意思的是，这个叫做“慈恩堂街”的街道，其前身，并不那么美妙，竟然叫做“草堂街”（Grass Church Street），这是《伦敦传》的译名。看来，当初的伦敦人觉得Grass太土、太俗，不如“Grace”来得“优雅”。这倒让人想起中国某地的胡同，本来叫做“狗尾巴胡同”，后来，因谐音，干脆改为“高义德胡同”。另外，北京的“雅宝胡同”原名“哑巴胡同”。

中译本《伦敦传》的附录，稍有问题。索引中的地名，大大删节了，不及原著的五分之一。对某些读者，极为不便。说到这里，我突然想到，《伦敦传》的原著，竟然也不配上一幅大比例尺的伦敦地图！但转念一想，这是写给英语国家读者的，或者主要是英国读者的，何必多此一举。不过，这可苦了中国读者，有时，恐怕分不清《伦敦传》中到底有几个“伦敦”或者“伦敦城”。

书评中有一段引文，“在东印度公司大厦周围，矗立起了英格兰银行、皇家证券交易所，以及其他商行和会计师事务所等，一个新的商业化城市即将崛起了”。读者想当然地以为，这个新的商业化城市，就是整个的伦敦。其实，这里说的仅仅是“伦敦城”，或者，“金融城”，也就是那个城墙之内的伦敦，不过，城墙早在1746年就拆掉了。再来看一下阿克罗伊德的说法，大火之后，“到处可见人们的恢复精神劲，思考着修理老城，重建新城”（189页）。“老城”也是“金融城”或者“伦敦城”。它的面积极为有限。大致而言，西起前面提到的弗利特河（不必说，这条河早就干涸了）；南面临着泰晤士河的北岸，“炼钢厂”就是临河而建的，这是为了商栈卸货的方便。东面大致从伦敦塔向西北延伸出去，北面就是今天地图上的“伦敦墙”（London Wall）的那条大道。当然，这只是个大致的说法，实际上，在这个正方形的西北，有一个较大的缺口。泰晤士河的南岸，完全是另一个行政区，也就是“南瓦克”（Southwark）。十八世纪以前，这里几乎是个三不管的地带，所以酒馆，驿站，窑子等均开设在此处。不必说，莎士比亚的“寰球”剧院，也在这里。

1666年的那场大火，就是发生在“伦敦城”。大火之后，雷恩爵士设计了一个新伦敦，他的图纸还在，一切规划得井井有条，但根本无法实施。因为要统一规划，就要将部分地产收归“国有”。没有人会同意，就算同意，国王或者政府根本就无法支付这个天价账单。英国人的产权意识很坚定，地主和佃户们纷纷展开争论，确定原有房子的地基边界，临街长度、高度等，以及赔偿款项和各自责任等等。争来争去，在旧地基上重建，是唯一可行的解决办法。即便这样，也要成立专门的法庭，对数百起地产纠纷，迅速做出产权的界定。伦敦人更有商业意识，讲究实际，不尚空谈。况且，伦敦的商业，关乎全国的命运。当时的立法，要求三年之内修建完毕，否则，就要另行征税。1670年，大部分重建工作，均已结束，生活恢复了正常。要想知道更多的细节，读者不妨阅读拉斯穆森（Steen Eiler Rasmussen）《伦敦：独一无二的城市》（London, The Unique City），相关信息在附录的阅读书目（669页）。阿克罗伊德说，外国人撰写的伦敦历史中，这本是最出色的。

《伦敦：独一无二的城市》

其实，这场大火之后的几十年里，“伦敦城”中依旧留着大量的木制建筑，而且人满为患，不堪其忧。有钱有势的人家，为了躲避瘟疫和火灾，纷纷搬出“老城”，向西迁移，由此兴起了著名的“西区”（West End）。“西区”是“伦敦城”西向的大片区域，阿克罗伊德所说的“新城”，自然包括它。“西区”的边界，一直在变化，依据1682年的伦敦地图，大致可以辨识出它的“建成区”范围：东部是四大律师会馆，南部则是英国主教、贵族和王室聚集的泰晤士河畔大道（the Strand），其中最为重要的是白厅宫。西部自圣詹姆斯广场起，向东北经过索霍广场，然后沿着大罗素街（the Great Russell Street），直至红狮广场。你瞧，本来一幅地图，就可以一目了然。

在这个区域内，有几处极具代表性的街区，最著名的自然是罗素家族的两处“广场”，它们的中央广场和标准尺寸的宅邸，成为十八世纪伦敦建筑的典范，也是今天伦敦最具特色的社会文化景观之一。“西区”的房地产开发，不仅建设成本低，而且实际效益高，是贵族和商人自发合作的产物。十七世纪到二十世纪早期，伦敦的中心区域，大部分是在租赁制度下发展起来的。租赁制度的主要特色，是“建筑租约”。土地贵族本人没有资金，或者不愿意亲自投资、开发，又不想失去伦敦地产的所有权，还希望从中得到一笔高于普通农业地租的收入。为此，他们和投资者签署一个长期的租赁合同，初始租金非常低廉，就是所谓的“地基租金”（ground rent）。附带条款中规定，一旦租期结束，投资者或者承租人在地产上建造的房屋，将完全归土地主人所有。这以后，再和租客签约时，这些土地贵族就可以索要高额的租金。“建筑租约”的通常期限，最初为三十一年或者四十一年。租期太短，会导致劣质的建筑，如马厩略加改造，摇身一变成了“高档住宅”，更不必说偷工减料的现象。到1700年，“建筑租约”的租期为六十一年，在整个十八世纪，平均租期为九十九年。

这样的租赁制度引得无数商人前来伦敦进行房地产投机。这些商人与土地主人签订“建筑租约”，获得一个或多个地段的建筑许可证，马上将借来的资金投入各种开支。样板房刚刚搭建好，他们就尽快在报纸上打广告，以求尽早找到买家，从而转移到别处的开发。这些投机者是从各行各业被吸引而来的，当然，一般都得具备建筑行业的知识。在当时，不少资金雄厚的砖瓦匠和木匠，引领着伦敦的建筑行当。若砖瓦匠本人是承建商或者包工头，自然要雇佣其他建筑工种的工匠，比如石瓦工，水管工，玻璃工等，随时听从其调遣。“以工换工”是十八世纪伦敦建筑行业的一大特点。这种用工契约的绝对优势就在于，承建商或者包工头相互以劳动量来支付薪金，这样就免去了现金支付的需求，他们能够以最少的资金进行房地产开发。要想了解相关细节，读者不妨参见《乔治时代的伦敦》（Georgian London），这是一本极有价值的书，不知道什么原因，阿克罗伊德忘记推荐它了。此书作者（John Summerson）是建筑方面的专家，这本书首次出版于1945年，后被重印过多次，2013年的耶鲁版，装订极为考究，配有大量精美图片，读者仿佛置身于十八世纪的伦敦。

《乔治时代的伦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