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专稿|陈平原：小书背后的大时代

近日为会议准备主旨发言，翻阅北京大学出版社二〇〇四年版《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漫说文化》，真的感慨万千。这册小书，乃一九八八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版《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和一九九七年湖南教育出版社版《漫说文化》的合刊，扣除新写的“小引”，也就区区二百二十六页。

关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这个概念，引用的很多，批评也不少，但作为一种问题意识与论述框架，已被学院派广泛接纳——或课程，或教材，或著述，《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俨然已经深入人心。毫无疑问，这个概念的产生带有清晰的时代印记，如现代性如何阐释、改造国民性怎样落实、纯文学是否合理、世界文学的可能性、左翼文学思潮的功过得失，以及“悲凉”是否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整体特征等，所有重要话题，当初都是一笔带过，没有得到认真且充分的论述，也就难怪日后多有争议。

思前想后，决定撇开“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这个概念的功过得失，就说其前因后果，旁及与此相关的“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漫说文化”丛书等。当初离得很近，看不太清楚；如今感怀依旧，却增加了很多沧桑感。值得认真叙说的，不是我们的功绩，而是小书背后的大时代。

即便只剩下个外壳

最近十多年，不断有人邀我重谈“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我都谢绝了。钱理群在九十年代末写过《矛盾与困惑中的写作》，就像《一路走来——钱理群自述》（河南文艺出版社二〇一六年版）所说，此文“是对八十年代的学术，特别是所提出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这一概念作为一个当事人的反思，因此为学界所瞩目，这些年更经常被那段历史的研究者所引述”（80页）。黄子平也曾接受专访，对此概念的缺憾有过深入的辨析（参见丁雄飞：《黄子平再谈“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载《东方早报·上海书评》二〇一二年九月二十三日）。唯独我没有就此话题公开发言，显得有些矜持。

之所以没有与时俱进，不断地自我反省，那是因为，我认定此概念的得失成败，早已“盖棺论定”，日后的修修补补，其实无济于事。因为，所有理论预设都只是过河的舟楫，河已经过了，舟楫是否精美，不必过分计较。在某个特定历史时刻曾发挥作用，突破了原有的思维方式，让人耳目一新，这就行了。至于“苟日新，日日新”，借助不断的反省、批判与重构，达成另一种新视野，不一定由我们来完成。

在我看来：“那文、那书，早已进入历史，既没必要修订，也不可能完善。念及此，有点悲伤，可也仿佛卸下了千斤重担。”多年后回望，这个历史描述还是准确的。翻阅此类“开风气”的小书，在作者是追忆时光流逝，在读者则可以一窥学术的演进。借用我二〇〇三年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漫说文化》所撰“小引”中的一段话：“从一九八五年到一九九〇年，我和钱理群、黄子平三人，在区区燕园里，‘热火朝天’地切磋学问，先是纵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后又‘漫说文化’。而这两次合作（加上‘未完成’的《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多少都引起了学界的关注。学术上的创获到底有多大，不好说；倒是那种合力奋进的精神状态，很是感人。或许，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八十年代学术’的特征：虽则粗疏，但生气淋漓。”

今天看来，值得格外怀念的，不是具体论述的“开拓性”，而是提倡者那种初生牛犊的勇气，以及允许乃至鼓励年轻人“勇猛精进”的时代氛围。当初的我们，确实是想法多而学养薄，可如果接受长辈的善意提醒，沉潜十载后再发言，很可能处处陷阱，左支右绌，连那点突围的锐气与勇气也都丧失了。某种意义上，这个概念不完美、欠周全、有很多缺憾，可它与八十年代的时代风气相激荡，这就够了。正因此，我才会不无自嘲地说，即便“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只剩下个外壳，也都值得怀念。

说出来的学问

在专业内外谈论这册小书，着重点截然不同。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多提及初刊《文学评论》一九八五年第五期的《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而其他专业的研究者则更关心《读书》一九八五年第十期至一九八六年第三期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没有“三人谈”，那只是一个学科内部的自我调整；有了“三人谈”，才可能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

记得当初《读书》杂志连载“三人谈”，有高人批评“鸡零狗碎”。确实如此，可若能再添上一句“逸兴遄飞”，那就更准确了。“把学术聊天的内容录下来，整理成文字发表，这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但也可能隐伏着某种‘危险’。”这一点，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写在前面》（一九八七）中已经坦承，且做了自我辩解，之所以选择“对话文体”，“并不单是由于这种方式的亲切、平易近人、随意、自然、放松”。“显然，更重要的是，对话揭示了一种思考的‘过程’，一种由不成熟通向成熟又通向新的不成熟的过程。”愿意提供半成品，这既是自信，也包含诚意。这其实与八十年代的风气有关，思想解放大潮中，一切都在探索中，尚未形成共识与规范。

在《十年一觉》（一九九三）中，我提及：“开始是两人两人聊，后来发展到三人一起聊，且越聊越专业化，居然聊出个‘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命题来。”而一九九〇年黄子平离开后，我和钱理群常聊天，就没了当年一聊就聊出个学术课题的豪兴，是不是“二人转”不如“三人谈”能激发灵感？后来想想，没那么简单，关键在于，那种“侃大山”式的学术聊天，只能属于八十年代。

不仅思想潮流，也与生活方式及居住条件有关。六年前，我组织北大中文系教师撰写《筒子楼的故事》（北京大学出版社二〇一〇年版），序言中提及：“随着校园改造工程的推进，这些饱经沧桑的旧楼，说不定哪一天就会被拆掉。乘着大家记忆犹新，在筒子楼隐入历史之前，为我们的左邻右舍，为那个时代的喜怒哀乐，留一侧影，我以为是值得的。”书出版后，在答记者问时，我称：“居住方式本身，又在某种意义上影响了一代人的知识、情感与趣味。”今天大学里的同事，不管你住豪宅还是蜗居，相互间很少生活上的联系，更不要说学术及精神上无时不在的交流。我和钱理群、黄子平商谈“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主要是在老钱那间“筒子楼”的宿舍中完成的。那时住得很近，就在隔壁楼，端起饭碗就过去，一聊就聊大半天。像今天住得这么分散，见面聊天，要事先打电话约定，再也不可能那样无拘无束了。当然，不全是住宿的问题，还有整个时代的精神氛围。如果说上一代学人因“政治运动”等，相互间走得太近，缺乏个人隐私与独立的生活空间，闹了不少矛盾；那么，今天的问题是倒过来，离得太远，同事间相互不了解，连在一起聊天说闲话的机会都很少。

除了居住环境，还有过度的“知识产权保护”，导致今天即便在学术会议上，大家也都不太愿意“抛玉”引“砖”了。真正有深度的对话，本该是相互激荡而产生的奇思妙想。这个时候，很难分清每句话的所有权，以及哪个概念是谁最早提出的。非写成正式论文不上讲台，害怕自家独有的想法或关键史料被剽窃，于是说话时小心翼翼，这可不是好现象。再加上评职称、报项目、获奖励时，只认可专业杂志刊发的高头讲章，随感、评论、对话、书评全都不算数，使得今天中国学界，规矩多而灵气少，从一个极端走到了另一个极端。正是有感于此，今年我在北大出版社主持的“文学史研究丛书”，准备推出三本对话体的学术著作，希望让“说出来的学问”重见天日。

年轻人的机遇

上海的王晓明教授曾将一九八五年五月六日至十一日在北京万寿寺中国现代文学馆召开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创新座谈会”和在会上提出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视为“重写文学史”的“序幕”，理由是：“正是在那次会议上，我们第一次看清了打破文学史研究的既成格局的重要意义”（王晓明《主持人的话》，载《上海文论》一九八八年第六期）。关于此次“创新座谈会”的诸多故事，可参见王晓明的《从万寿寺到镜泊湖》（《文艺研究》一九八九年第三期）。这里不涉及“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概念的产生、影响及缺陷，我想说的是当初我们登台的方式。

就从那册小书的署名方式开始。很多人惊讶，对比文章初刊及入集后的署名方式，简直让人眼花缭乱。《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一文署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撰，“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署陈平原、钱理群、黄子平撰；一九八八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刊行《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署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著；一九九七年湖南教育出版社推出的《漫说文化》，署钱理群、陈平原、黄子平著。到了二〇〇四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将二书合刊，这回我做主，统一改署“钱理群、黄子平、陈平原著”。并非故作谦虚，而是还历史本来面目。

在《十年一觉》中，我谈及：“这命题最早是老钱提出来的，就专业知识而言，他远比子平和我丰富。一九八五年春天在万寿寺召开的现代文学创新座谈会上，是我代表三人就此设想做了专题发言。”那时我还是个博士生，老钱已经是副教授，之所以推举我做代表，那是因为，这个机会对年轻人来说太重要了。老钱说，既然是创新座谈会，那就应该让年轻人上阵。这是八十年代特有的气象与风度——相信未来，相信年轻人，关键时刻，尽可能把年轻人往前推。其实，不仅中国现代文学专业如此，同一时代，经济学、法学、电影、绘画、小说等，都是若干志同道合的年轻人聚集在一起，酝酿一场场日后影响深远的变革。进入九十年代以后，如此激动人心的故事越来越少。最近十年，因利益纠葛，高校里“老板”越来越威严，而“青椒”脱颖而出的机遇则越来越少。

我坚信“江山代有才人出”，任何一次年轻人间成功的聚会，都可能隐含着某种学术交锋或思想突破。问题在于，如何为“七〇后”乃至“八〇后”学者搭建较为理想的“舞台”？北大允许在读博士生组织国际学术会议，我们当老师的，只在后台当参谋，希望能借此重现八十年代的思想氛围。几年前，我在“众声喧哗的中国文学——首届两岸三地博士生中文论坛”上致辞，称：“什么是好大学（这里不说那让人头痛的‘世界一流’），在我看来，不仅得有学贯东西的‘好老师’，还得有随时可以切磋辩难的‘好同学’；而好老师的责任之一，就是为好学生搭建‘好舞台’，让其酣畅淋漓地施展才华。”（陈平原：《同代人的学问与心情》，载《南方都市报》二〇一〇年一月三日）基于此信念，北大甚至鼓励博士生自己设计论题，申请经费，召开同龄人为主体的国际会议，老师们只是在幕后默默支持。去年十一月十五日至十六日，北京大学中文系主办的“时代重构与经典再造（一八七二至一九七六）——博士生与青年学者国际学术研讨会”，就是这么开的（参见李浴洋：《一群学生娃撑起国际学术研讨会》，载《北京青年报》二〇一六年二月十六日）。我在这个研讨会上做主旨演说，开篇谈及“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结尾处回忆三十年前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创新座谈会”，并称：“我们这一辈学者，好多人借助这次会议登上学术舞台，因此很珍惜此记忆。三十年后，又一次营盘交接，尽可能为年轻人提供更好的学术环境与精神氛围，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一个多月前，北大出版社为了推介我的“大学五书”，让我在上海的复旦大学做一次演讲。我没讲自家的书，而是谈论《八十年代的我们》。事后，《文汇报》发表《“一个时代的希望是年轻人的感觉”》，为了表示善意，专门加了个副题“北大教授陈平原推介‘大学五书’收官之作《大学新语》时回忆上世纪八十年代”。演讲中，我再次提及一九八五年的中国现代文学创新座谈会，称那次会议鲜明地映照出八十年代的风景——“长辈尊重年轻人，愿意让年轻人上阵”。最后是“现在重新讲述八十年代的故事，我故意说些清风明月和浪漫无边，淡化了寒窗苦读和许许多多乏味的日常。其实八十年代也有风有雨。……八十年代年轻人的状况，就像两首流行歌曲，‘一无所有’，却依然走‘在希望的田野上’。一个时代的希望是年轻人的感觉，这种感觉很重要”（参见李思文：《“一个时代的希望是年轻人的感觉”》，载《文汇报》二〇一六年四月二十七日）。

我在演讲中谈到，理解上世纪八十年代的精神文化氛围，不妨从以下两首老歌入手——一九八〇年创作的《在希望的田野上》（陈晓光词，施光南曲），一九八一年元旦首次在中央电视台播出；一九八六年在北京工人体育馆的舞台上，崔健的摇滚乐横空出世，尤其这首《一无所有》，震撼了无数年轻人的心。我的看法是，八十年代的中国，并非全都春光明媚，但那时的年轻人，即便埋怨“一无所有”，也都是唱着“美妙的春光属于谁？属于我，属于你，属于我们八十年代的新一辈”，且自我感觉是奔跑“在希望的田野上”。

现在的年轻人，实际生存状态比我们当年好多了，但缺少那种“充满希望”的自我感觉。如何让今天中国的年轻人，面临各种艰难险阻时，也仍然对“再过二十年，我们重相会”充满期待，这里需要青年心态的自我调整，需要政府制订相关政策，也需要长辈努力为其提供表演舞台。

领军人物与独行侠

在我看来，人文领域的创新与突破，大都属于那些壁立千仞、特立独行的学者，故不主张人文学也都走“智库”的道路。而与当下中国“智库热”相映成趣的，便是对于“领军人物”的极力表彰。工程技术或某些社会科学，需要大兵团作战，运筹帷幄，指挥若定，那确实是大本事。可文史哲及宗教、艺术等领域，情况不是这样的，那里的第一流学者往往是“独行侠”，埋头做自己的研究（参见陈平原：《关于“人才养育”的十句话》，载《光明日报》二〇一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如此立论，很大程度是对当下潮流的抵制。可在纠偏的同时，我也在反省北大中文系过于崇尚个人自由，很难进行学术合作的缺失。而入手处，正是那功亏一篑的《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

二十多年前，我在《十年一觉》中已谈及此事：“就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这一命题走红时，不少出版社前来约稿，希望就此设想撰专著。不是完全不动心，也曾有过大致的规划，可很快发现自身根基不稳，不想仓促上阵。于是急流勇退，写我们各自的专著去了。不想一年后，老钱又‘卷土重来’。这回说是缩小战线，就弄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而且人多势众，开会时一本正经，还得准备发言提纲，不像以前聊天那么洒脱了。忙了两年，我负责的部分终于完成了，还颇获好评。只是第二卷以下千呼万唤至今未出台，大有虎头蛇尾之嫌。除有客观环境的制约，更重要的是，诸君都有较强的学术个性，在一起交谈很愉快，合作起来却不容易，尤其是希望写成一部‘有整体感’的著作时更是如此。”此后呢？努力了好几回，但留下来的依然只是一九九七年北大出版社推出的五卷本《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

想当初，严家炎、钱理群主持编写六卷本《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分别由陈平原、严家炎、吴福辉、钱理群、洪子诚、黄子平担纲，可以说都是一时之选。一九八九年《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陈平原与夏晓虹合编）及《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第一卷出版时，很多人寄予厚望（参见钱理群、解志熙、刘纳、李庆西、吴方等人书评），日本大阪经济大学教授樽本照雄对本书更是关爱有加，专门为其制作了《〈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第一卷索引》，刊于一九九一年三月出版的《大阪经大论集》第二百号（385—430页）。尽管也有若干批评与建议，但学界大都认定，这套书若能完成，将具有里程碑意义。可惜“开篇”个性太强，第二卷不太好续。偏偏主编又很认真，追求尽善尽美，不愿仓促成书，最后没办法，只好让第一卷在问世十六年后改名换姓“单飞”了。

回头想想，学术史上，突破期更多依赖个人的奇思妙想，建设期则需要同心协力，做大做强。这个时候，集团作战比单枪匹马更能见成效。而大套书的撰写，需要强势而又善于沟通的主编，且不能选择个性太强的合作者，因后者不太愿意妥协，很难“步调一致得胜利”。学者的知识类型及精神气质不同，不是每个人都能主持大项目的。像我就做不到——好几次被委以重任，最后都落荒而逃，辜负了有关方面的信任与期待。另外，八十年代的大项目接近有特定标记的箩筐，而现在的大项目则更强调整体感。如此一来，主编的责任与权力更大，做得好的话，收益也更明显。运作大项目，时间管理与协调能力是个大问题。学者都有自己的生活方式与工作节奏，主编若不擅长运筹帷幄，再好的计划也会被拖黄的。因此，我关于“文史哲及宗教、艺术等领域”更需要“独行侠”的判断，必须略为修正——大套书的写作除外。

本文发表于2016年9月《读书》杂志，原题为《小书背后的大时代——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漫说文化〉说起》，澎湃新闻经授权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