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审判大法官梅汝璈之子梅小璈谈父亲

1973年4月23日，梅汝璈在北京去世。其子梅小璈接到家中的长途电话，从下乡地内蒙古土默特左旗返京，参加了4月28日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的追悼会。据梅小璈回忆，追悼会是外交部的例行公事，规模不大。让梅小璈略感意外的是《人民日报》于1973年4月29日第四版右下角刊登了梅汝璈的讣告。

讣告很简单，占据的版面也微不足道，但却有浓厚的政治意味，梅小璈说，梅汝璈名字前面的头衔相当于落实政策，确定了他是自己人而非阶级敌人。“当时是尼克松访华之后，中国逐渐向西方世界敞开大门，形势算是稳定下来了，外交部的工作在表面上也恢复正常。这个讣告在《人民日报》刊发，有点考虑国际影响的意思。”

那年，梅小璈21岁。1969年，梅小璈下乡插队。其间，他回过三次家。后两次是在1973年，因为父亲生病回家探望。这么算来，梅小璈与父亲共处的时间，不过18年。在这18年中，他对父亲知之甚少。这有客观原因。梅汝璈与妻子萧侃晚婚晚育。梅小璈1952年出生的时候，梅汝璈已经48岁了。用梅小璈的话来说：“中间隔了两代人”。

在和父亲有交集的短暂时光中，梅小璈对于父亲的记忆并不鲜明。小时候他甚至不知道父亲具体是干什么的，只知道他在外交部工作。他和父亲不怎么交流，也没什么冲突。梅小璈只讲过一个和父亲相处的小故事，他们当时住在顶银胡同的平房里，房子老旧，房管局就在屋子内中心部位加了一个立柱。梅小璈有一次看完小人书《西游记》，非说那根立柱是东海龙王的定海神针。第二天一醒他发现柱子上多了一排小字：如意金箍棒，重一万三千五百斤。是梅汝璈写的。梅小璈说这段逸闻其实是姐姐梅小侃提醒自己的，当时姐姐说完，梅小璈像是回忆起来了。

梅小璈记得父亲并不洋派，日常生活中他很普通。只有一次，梅小璈听见父亲在家里说英文，是父亲的朋友国际法专家陈体强到访。“陈叔叔来了，他俩就坐在藤椅上，开始用英文交流。”梅汝璈也不怎么管梅小璈的学习，家里虽然有读书的氛围，但在具体的学习事情上，梅汝璈从不过问。

1966年6月，因为受到“文革”的影响，梅小璈所在的北京五中停课。那时候梅小璈刚接受了一年的初中文化教育。1966年到1969年，梅小璈无事在家。当时他们已经从顶银胡同的平房搬到了现在永安里的外交部宿舍，是三居室的楼房。没事的时候，梅小璈就和同学到外面玩儿。在那个特殊时期，他和父母的交流并不多。1969年，17岁的梅小璈响应号召，下乡插队到内蒙古土左旗。 现在回想，梅小璈觉得自己当时太小，下乡也是随大流，觉得别人能去，自己也能去。他不像有些知青有着极强的使命感，觉得是伟大领袖让他们去改天换地做贡献。用他的话说，其实有点“浑浑噩噩”。

1973年，梅小璈因为父亲去世调回北京。回到北京，他进了朝阳区仪表螺钉厂，成为了一名钳工。1977年高考制度恢复，梅小璈经过突击学习，参加了高考，考上了当时的北京师范学院。26岁的他成为了一名“高龄”本科生。“我们那一届是所谓的77届，年龄最轻的只有十七八岁，年龄最大的有三十二三的。最小的和最大的能差15岁。”本科毕业之后，梅小璈回到工厂。1983年7月份他调到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开始在图书室做资料整理的工作。

梅小璈是从1985年开始重新认识父亲梅汝璈的。那一年是抗日战争胜利40周年。新华社的一个记者想写写东京审判中中国大法官梅汝璈的事迹，就去梅家采访。整理资料的时候众人发现一捆被旧报纸包裹得整整齐齐的东西，打开一看，是一沓四百个格子的稿纸，有十几厘米厚。上面是梅汝璈的笔迹，写得整整齐齐。稿纸上的内容，就是后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前四章。和稿纸一起被发现的，还有几本日记，记录的是1946年梅汝璈被委派为远东军事法庭中国法官之后，从上海到东京参与工作的日常。

在梅汝璈的日记中，梅小璈发现了一个自己未曾了解过的父亲。

在梅小璈的印象里，父母的日常生活很平淡，也看不出来特别恩爱。而在日记中，梅汝璈提到爱人萧侃，大部分时候笔调是炙热的。1946年4月15日，梅汝璈写道：“今天是我和婉如结婚一周年纪念日。我现在连她在什么地方都不知道；或许她已经离开了重庆，正在赴沪途中；或许她仍在重庆；或许她到了上海。中国交通这样困难，使我对她发生了无限的怀念，对去年今日的情景发生不断的回忆。我默祝她的健康，我默祝她在扬子江上的旅程清吉！”

日记里的梅汝璈也十分洋派，和梅小璈记忆中带着南昌口音的普通人不一样。他和国际友人谈笑风生，吃西餐，说英语，也时不时回忆起自己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美国留学时光。1946年4月20日，在梅汝璈到达日本一个月纪念这天，他在日记里写道：“自民国廿八年四月起，我从不吃冷水、冰茶，而且饭前不吃甜东西，现在这些禁忌都打破了。每天冷水、冰激凌随时随地都吃，而且饮食方面总是甜咸交错，冷热病陈，毫不顾忌，似乎完全恢复了我自二十岁至二十五岁时在国外的满不在乎的精神。”

同时，梅小璈也发现父亲是个很有意思的人，“他日记写得很详细，有的地方甚至带有文学色彩，这么写日记的人好像并不多。”梅汝璈写：“但是，说也奇怪，一夜转来，不但雨停了，而且四周的水也都退光了。推窗一看，碧蓝天色日东升，大有仲春气象，和昨日隐雾重重的情景，大不相同。事岁出于偶然，它却是我内心中觉着十分愉快，格外兴奋。”这样的环境描写在他仅存的位数不多的日记里，不在少数。环境的变化很容易对他的心情造成影响。

渐渐的，梅小璈发现，原来日记中的父亲，并非他儿时记忆里那么散淡，那么无欲无求。“你会发现其实他脑子里在考虑很多事情，有很多想法。他的内心是汹涌澎湃的一种状态。”

梅小璈后来听母亲说，梅汝璈一直有记日记的习惯。可惜的是如今只剩下东京审判期间残缺的几本。在梅汝璈1946年5月13日的日记结尾，有“14起见另册”的字样。遗憾的是，“另册”和梅汝璈之前的大量日记一起，在梅家从重庆到香港再到北京的辗转路途中，以及后来的“文革”抄家中都遗失了。

梅小璈觉得可惜。如果父亲的所有日记都保留完整，那么不仅对于公众了解东京审判大有裨益。对于作为儿子的他了解父亲，应该也会有很多帮助。

从1985年开始，整理父亲的手稿、和别人不厌其烦的谈论父亲，成为了梅小璈生活中的一部分。梅小璈利用工作的闲暇时间，开始认真地看父亲的书稿，边看边学习，逐渐从一个国际法的门外汉到略知一二。1997年7月，梅小璈离开了供职十三年的中国社科院杂志社，调到《中国青年报》报社工作。那一年，梅小璈45岁。由于报社一般不需要年龄太大的人，所以去的话如果身体可以接受，就得上夜班，排版。但梅小璈没觉得苦，他觉得满意。换了工作后，他晚上上班，白天帮其他杂志社看版，同时也和一些出版社保持联系，整理和出版父亲的遗稿。

梅小璈和父亲梅汝璈似乎一直在错过。梅小璈小的时候，因为父子二人年龄和差距太大，他们交流很少。而当梅小璈具备和父亲的交流能力，也开始通过父亲的日记和书稿慢慢走近父亲的内心世界时，梅汝璈已经不在了。

随着梅汝璈书稿、日记的出版，越来越多的人找到梅小璈，想把梅汝璈的故事拍成电视剧、电影或者是传记片。有的编剧拿着他们写好的本子给梅小璈看，增加了很多莫须有的内容：“比如他小时候怎么上学，怎么参加集体活动。还有编剧设计的桥段：梅汝璈一手撕掉蒋介石送来的司法部部长委任书，一转身双手接过周恩来颁布的新中国外交部顾问的聘书等等。”

这些都被梅小璈和姐姐梅小侃否定了。一来他们觉得父亲的影响其实没那么大，他政治上不太活跃，一生最大的事情其实就是参与了东京审判，那是历史的契机，无法躲避，但也不该过分美化。二来是母亲萧侃生前经常教导他们，说如果把父亲当成一个严肃的历史人物看待，那么不管他影响是大是小，都应该保持真实性，不要编造。

太多的人看梅汝璈，只看到他“中国大法官”的头衔，只看到他不辱使命、捍卫祖国。仿佛他人生中的这段经历，足以代表他的一生。同样的，太多的人看梅小璈，只看到他是中国大法官梅汝璈的儿子，是“名人之后”，好像他只应该、也只能和别人谈论他的父亲。

当被问及是否觉得一直活在父亲的光环下时，梅小璈说：“应该是有的。但是也看自己怎么掌握。作为有一定知名度的人物的后人，如果你个人的业绩不能超过前人的话，那你将永远生活在前辈的光环之下，你是逃不脱的。但影响也不都是负面的，也可以随遇而安。”

梅小璈觉得父亲和自己这两代人的不同际遇，很大程度上是时代不同所致。梅汝璈12岁考取清华学校，从南昌赴京读书。毕业后在庚子赔款的资助下，于1924年到斯坦福大学攻读文学。之后在芝加哥大学获得法学博士学位。1929年在欧洲游历之后回国。1946年，在二战结束之后，被委派为中国大法官，赴日本东京参加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于日本战犯的审判。而梅小璈12岁时，正是“文革”前夜。14岁时，学校停课，17岁时，下乡插队，远离了文字，第一次开始做农活，也第一次尝到了饥饿的滋味。“父亲那代人是时代造就的一代人。我们也一样。像我们这一代，从知识结构来说，永远是畸形的、不均衡的。时代的烙印永远是无法摆脱的。”

如今的梅小璈，仍然致力于父亲书稿的整理和出版。在刚过去的7月，他去包头参加了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东京审判亲历记》的新书发布。在8月份，又出席了北京国际书展的《东京审判亲历记》的英文版版权输出仪式。但这只是他生活的一小部分，更多时候，他和朋友聚会、旅游，在家照看小孙女，安享天伦之乐。

偶尔，他会回儿时居住的顶银胡同2号平房看看。如今，门口的门牌变成了顶银胡同1号。院子里的格局不似从前，变成了大杂院。以前梅小璈和伙伴们种葵花的地方，都变成了水泥墙。院子被改造得像迷宫，梅小璈已经不知道该如何从院子门口，走到自己小时候住的屋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