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思想周报丨苏丹政变背后的深层军队国家；美国女性的失业与儿童看护困境

苏丹政变背后：双头过渡政府与深层军队国家

10月25日，苏丹发生了军事政变，总理阿卜杜拉·哈姆多克（Abdalla Hamdok）遭到逮捕，过渡政府和由军队与民主力量共同组成的“主权委员会”被解散。政变当天，成千上万苏丹人走上街头抗议军方。武装部队试图压制任何反对政变的人，对政治人物、活动人士和示威者实施逮捕。尽管过渡军事委员会（TMC）的领导人布尔汗将军（al-Burhan）试图努力传达“这不是政变，而是对苏丹民主转型的修复”，但军事政变还是引发了国际社会的一致谴责，美国和欧洲主要大国要求军方释放总理和恢复过渡政府，华盛顿甚至以暂停援助来威胁苏丹军方。

2021年11月4日，苏丹喀土穆，民众举行示威，抗议军事政变。

在2019年推翻巴希尔政府、让整个阿拉伯世界重燃民主希望的苏丹革命遗产似乎在今天轻易地被抹除了。在2019年，苏丹的革命不仅仅反对一个政权，而是反对多个政权。巴希尔背后是一个深层政府，他正是被其背后庞大的网络赋予了权力。《卫报》的评论《苏丹的政变粉碎了其 2019 年革命的希望》指出，2018年以来的每一个起义阶段，苏丹人民都在暴君的背后发现了另一个暴君。在巴希尔身后站着一群将军，将军的背后是雇佣军，雇佣兵的背后是苏丹在中东地区的反革命盟友——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和埃及，他们希望确保苏丹的民主政府永远不会成为现实。

这个庞大的网络和深层国家也为2019年革命留下了巨大隐患。事实上，在革命成功后，过渡政府一直是巴希尔政权的军队、民主力量的代表与各种武装异议团体的领导人之间“妥协”的尝试。苏丹革命虽然赶走了巴希尔，但是巴希尔背后的“军队国家”，不仅有着深厚的根基，也掌握着复杂经济利益。民主过渡由一个过渡机构监督，该机构是一个由巴希尔政权遗留的军方力量与民主政治力量组成的“主权委员会”，双方达成了一个共同分享权力的协议。政变发生之前的几个月，随着哈姆多克政府设定的将“主权委员会”的领导权从布尔汉将军移交给民主力量的最后期限临近，民主力量和军队之间的紧张局势持续加剧——九月就曾发生过一次未遂的政变。未遂政变到政变真正发生的一个月间，民主力量和军方力量剑拔弩张，苏丹陷入内战一触即发的状态。

叙利亚裔学者Joseph Daher在《暴风雨》杂志（Tempest）的分析文章《在苏丹政变之后》中指出，对于军队来说，过渡进程的结束将威胁到他们对苏丹的政治和经济统治。军事和安全部门的将军们控制着该国的关键经济部门，经营着一个拥有数十亿美元资产的公司网络。这些军工企业从事黄金和其他矿产、大理石、皮革、牛和阿拉伯树胶的生产和销售。他们还参与进口贸易（包括但不限于控制了60%的小麦市场）、电信、银行、供水、承包、建筑、房地产开发、航空、交通、旅游以及家用电器、药品的制造、纺织品等产业。政府与军队于 2021 年 3 月达成协议，军队将逐步从经济领域撤出，并将军事资产转移到文职政府，但在军队拒绝后，双方没有再采取任何措施。此外，许多文职领导人毫不犹豫地公开呼吁调查巴希尔时代的侵犯人权行为和大规模腐败行为，在这些行动中布尔汉将军和其他军队、安全部队和民兵部队成员发挥了核心作用。

除此之外，过渡委员会内的民主力量——“自由与变革力量” (FFC) 联盟持续减弱，这让大众阶层及其他民间组织感到失望。自 2019 年以来，“自由与变革”联盟的分歧越来越大，一些领导人甚至在政变后立即加入了亲军阵营。“自由与变革力量”联盟领导层在革命后逐渐边缘化了反对与军队对话的其他势力。民众运动的许多部门批评联盟寻求与军队达成和解，而不是加快真正的民主过渡，以及将军队从政治权力中清除。他们还反对联邦选举委员会将“过渡时期立法委员会的建立推迟两年多”的决定。与此同时，“自由与变革力量”联盟并没能够改善底层民众的困境，线上平台《左翼之声》（Leftvoice）表示，由于灾难性的经济形势和哈姆多可总理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达成协议实施的紧缩措施，国家补贴被取消，燃料和基本消费品价格持续走高，很多人陷入贫困，通货膨胀率高达400%，区域间的不平等也仍然在持续，对过渡政府的抗议时有发生。经济问题也成为了军方发动政变的借口。

除了经济命脉在巴希尔下台后持续掌握在军方手中，巴希尔时代遗留的快速支援部队（RSF）也继续占据主导地位，这是过渡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达加洛（Mohamed Hamdan Dagalo）领导的准军事民兵组织，他对发生在达尔富尔臭名昭著的众多战争罪行和对抗议者的屠杀负有责任。依靠他在达尔富尔强大的部落基础以及与阿联酋和沙特的紧密联盟，他在外交政策方面占据了重要位置，并被一些人视为该国事实上的政治强人和总统。尽管二者都在不遗余力地镇压革命，但快速支援部队与布尔汗领导的正规军队之间的分歧也愈发明显。快速支援部队与军方一样，也经营着自己的商业公司，同样利用过渡期扩大经济活动。这两个实体拥有超过450家私营公司，二者在向也门和利比亚输送军事力量，以及阿联酋和沙特阿拉伯支持的部队作战过程中获得巨大利益。《苏丹的政变粉碎了其 2019 年革命的希望》一文进一步指出，尽管将面对西方严酷的制裁，但是苏丹新的统治俱乐部将有自己的游戏。他们无需面对透明度或问责制的检查，能够掌握国家资源并将其出售给地区盟友。通过与海湾盟友进行肮脏、有利可图的交易，他们将能够疏远任意西方国家。快速支援部队（RSF） 已经将苏丹士兵——其中一些是儿童——出售给阿联酋和沙特，为他们在也门的战争提供支持。将苏丹的资源和人民卖给出价最高的人是一项利润丰厚的生意，不能为了西方的几亿美元援助而放弃。

抗争还在继续，全国网络被切断，在军队的镇压下死伤人数持续上升。一位抗议者告诉《华盛顿邮报》，“全国多个城市都成立了抵抗委员会。苏丹人民经历了多次革命，已经学会了如何设置路障，如何清空道路，然后成群结队地出来。”使这种抵抗更有力量的是“苏丹职业人员协会” (SPA) 号召进行的政治总罢工，这个组织在 2018-2019 年的苏丹革命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发出号召后的几个小时内，各个重要的部门已经宣布他们将加入罢工，包括石油工人、医生、教师、律师、银行雇员和铁路工人。10月30日，在军方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一周后，数十万苏丹人走上街头，抗争军政府统治，喀土穆的抗议者举着苏丹国旗，高呼“我们是自由革命者，我们将继续走民主转型之路”。过渡军事委员会的政变得到了埃及、沙特、阿联酋和以色列的支持；美国和其他西方大国、非洲联盟和国际组织都呼吁进行对话，并希望看到能够恢复临时政府民主代表与军方之间的权力分享协议。但是苏丹的民众运动、民间组织和工会对这两种选择——军事政变或恢复到临时政府难以令人忍受的现状——都不能接受，他们决心继续革命进程，在苏丹整个社会建立起真正的大众民主。

引用文章：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21/oct/25/seeds-of-sudan-coup-attempt-sown-after-fall-of-omar-al-bashir

https://www.tempestmag.org/2021/11/after-the-coup-in-sudan/?fbclid=IwAR0ats3_Ip-xnefil8CYcCwpLcQ6XNBZ2ybTBT5nJgJOj1U93Hl8O1T7iS0

https://www.leftvoice.org/general-strike-and-demonstrations-in-sudan-point-to-how-the-working-class-can-bring-down-the-military/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21/oct/25/seeds-of-sudan-coup-attempt-sown-after-fall-of-omar-al-bashir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world/2021/10/26/sudan-coup-military-takeover-khartoum-protesters/

托儿系统崩溃与难以重返岗位的美国女性

早在疫情爆发之前，美国的托儿系统就已经面临着巨大的问题：其中包括托儿服务的高额费用、员工的低工资，许多家庭甚至无法接触到此类服务，而新冠疫情则进一步加剧了这些问题，许多托儿中心被迫永久关闭，而另一些则迟迟不开放。高昂的托儿系统费用、竞争激烈的托儿服务名额让许多家庭望而却步，大量的母亲也被迫选择放弃工作，在家照顾孩子；女性劳动力的大量流失造成了不同性别之间的就业不平等，从长远来看，这将成为针对女性劳动者的恶性循环。

在大量的美国家庭中，女性承担着远高于男性的育儿的责任。据《彭博社》报道，2017年，皮尤研究中心的一份报告发现，在美国，母亲们所做的育儿工作是父亲们的两倍多，而疫情则进一步加大了母亲的育儿压力。[1]因此，托儿系统崩溃带来的压力直接反映在了女性退出劳动力市场这一数据上。据《卫报》的数据显示，2021年9月，美国有30多万女性离开职场；同月，女性失业人数超过2.6万人，男性新增就业人数22万人。目前，美国的劳动参与率仍比2020年2月疫情爆发前低1.7%，有近160万名17岁以下子女的母亲在退出劳动力市场后没有回去工作。[2]

相较于其他发达国家而言，美国对幼儿护理的财政支持水平很低。在丹麦，2岁儿童在白天上托儿所，他们的父母支付不超过25%的费用，这个受保障的位置将一直保留到孩子10岁开始接受课后托管。如果父母选择留在家里或聘请保姆，政府也会帮助支付费用。而在美国，如果父母选择将2岁的孩子送去正规的托儿所，他们将支付全价（平均每月1100 美元），并需要挤破头去寻找一个位置。如果他们的父母呆在家里照顾孩子，他们也需要自行负担费用，直到孩子上幼儿园为止。

2020年11月12日，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帕萨迪纳，美国老师Karen Carter和她的女儿在家中直播教网课，幼儿园的小朋友们可通过线上的方式参与到她们的教学中来。受疫情影响，全美各地一些学校已经停课。

高昂的托儿费用与别无选择的母亲

对于许多家庭而言，当下的托儿费用过于昂贵，甚至已经成为了家庭的负担。据《纽约时报》报道，在诸如北卡罗来纳州格林斯博尔（Greensboro）这样的南方小镇，许多父母花费在托儿上的费用甚至超过了他们的按揭贷款。一对当地的父母表示，在他们的大儿子上幼儿园之前，他们每个月要为两个孩子支付近2000美元的托儿费用。[3]根据NPR的调查数据显示，在过去几个月中，44%的“有18岁以下孩子的家庭”面临严重的财务问题；在黑人家庭中这一比例跃升至 63%，而在拉丁裔家庭这一比例则为59%。[4]事实上，对托儿服务的需求跨越了社会经济界限。《华盛顿邮报》的数据显示，超过三分之二的美国6 岁以下儿童的父母都在工作，因此孩子需要来自非父母的照顾。此外，三分之一的父母在非传统时间（即晚上或周末）工作，而这些家庭绝大多数都来自低收入背景。[5]

由于无力承担高昂的托儿费用，许多母亲不得不选择放弃工作，留在家中照顾孩子。在全国公共广播电台（NPR）的民意调查中，36%的“有孩子的家庭”中的父母表示，在过去几个月里，他们在履行工作和家庭责任方面遇到了严重的问题，这对于女性的工作更是造成了严重影响。《洛杉矶时报》报道称，“育儿问题远未解决，”富国银行高级经济学家莎拉豪斯说，“父母，尤其是女性，重返职场的速度很慢。”Glassdoor Inc.的高级经济学家Daniel Zhao更是指出：“无论是出于照顾孩子的需要还是其他原因，女性（尤其是年长女性）的失业的时间越长，就越难重新回到工作岗位。”[6]城市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吉娜·亚当斯（Gina Adams）表示：“大流行提醒人们，托儿服务是我们经济的关键。没有它，父母就无法工作。”

低收入的育儿员工，缺失的育儿补助

此外，虽然托儿机构的收费居高不下，但其员工的收入却远远低于其他行业。这导致了许多机构员工纷纷退出刚行业。自疫情爆发以来，托儿行业已经失去了100000多个工作岗位。员工数量的骤减也使得中心的运行难以维持，使得许多父母无法获得儿童护理服务，被迫留在家中。在北卡罗莱纳州，许多育儿教师表示，育儿中心的收入过低（每小时10美元），导致她们不得不去寻求兼职，并最终放弃了育儿中心的工作以维持生活开支。“这是所有职业中工资最低的职业之一，”儿童护理就业研究中心的Lea J. E. Austin说：“人们很难意识到这是一项复杂、具有专业性的工作。”尽管许多机构计划提高工资，但显然将成本转嫁给已经捉襟见肘的父母将会是难上加难。

由于工资过低引发的人才的流失、机构数量骤减，以及机构本身的高收费，导致目前美国的托儿系统出现了严重的差异化。一名来自西雅图的黑人母亲表示，“托儿机构中的孩子中有90%来自白人中产阶级家庭，所有这些地方都挤满了人，让其他有色人种获得优质教育的机会在哪里？”相较于白人家庭，有色人种家庭能接触到的托儿服务数量大大降低，父母不得不离开工作岗位照顾孩子。目前，许多机构和家长都期望政府能出台相应的补贴，在提高员工工资的情况下，提供补贴以减轻家庭托儿费用。

NPR的数据显示，尽管73%的“有孩子的受访者”表示，他们从政府那里获得了财政援助，但儿童护理的困难仍然存在。对于在疫情中失去工作或选择留在家中照顾孩子的母亲们而言，她们唯一可以依靠的收入就是联邦政府提供的、扩大后的儿童税收抵免，但是她们表示，考虑到生活的其他开支，这笔钱往往不足以支付孩子们的日托中心费用。[7]

对于上述的情况，美国总统拜登在10月15日的讲话中表示，“如果数以百万计的美国父母，特别是母亲，因为负担不起儿童护理或老人护理的费用而不能成为劳动力的一部分，我们怎么能在（世界）上竞争？”目前，拜登正在推动的巨大社会政策法案将把家庭的托儿费用限制在家庭收入的7%，为托儿机构提供大量补贴，并要求托儿所提高员工工资，以提高教师质量。拜登的儿童保育提案是其3.5万亿美元一揽子开支计划中的一部分，该计划还着手应对气候变化问题、资助一系列社会项目，包括学前班和带薪休假并提高对公司的税收。

不稳定的托儿系统对女性劳动者和下一代的未来意味着什么？

《纽约时报》指出，据研究发现，对托儿系统和学前班的补贴将会让女性从被迫长时间呆在家中照顾孩子的情况下解放出来，增加母亲（尤其是低收入妇女）继续工作的机会。而补贴的另一个目的，则是确保所有背景、不同收入的家庭的儿童都能为接受早期教育做好同等准备。相较于托儿中心的护理，母亲在家里对孩子的照顾往往集中在生活上，而对于孩子的智力开发、融入同龄人的能力帮助有限。研究显示，优质的儿童护理会帮助孩子开发早期的识字和算术技能，建立社会情感发展。

此外，缺少正规的托儿服务和学前教育，将会进一步造成孩子的成就差异。与中产白人父母相比，有色人种父母很难为孩子提供昂贵托儿服务。正如民主党人所描述的那样，儿童保育不仅是家庭财务问题，也是宏观经济问题（父母需要它来加入劳动力队伍）；大脑发育（大部分发生在孩子上学之前）；和种族平等（大部分的低薪劳动力由少数族裔组成）问题，这些问题的集中爆发将对下一代的未来带来巨大的不确定性。

托儿系统的不稳定和衰败所影响的不仅仅是这一代的女性工作者。由于女性无法外出工作，将会导致家庭收入的降低，加重男性作为家庭单一收入的负担，削弱家庭的抗风险能力。另外，大量女性工作者的流失也会为推动职场性别平等，同工同酬等方面的努力蒙上阴影，对未来的女性工作者造成影响。

支持这项措施的研究机构法律与社会政策中心（Center for Law and Social Policy）的儿童保育专家斯蒂芬妮·施密特（Stephanie Schmit）指出：“这将是儿童保育史上最大的一笔投资。很长一段时间以来，父母们不得不与高昂的护理费用作斗争，而儿童护理人员的价值被严重低估，工资也过低。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可以为每个人做正确的事情。”然而，一些民主党人拒绝拜登提出的在10年内提供3.5万亿美元的要求；而共和党则强烈反对扩大安全网，称其负担不起并称该计划带有社会主义色彩，导致计划陷入停滞。因此，关于美国的托儿系统能否在短期内迎来改革，大量的美国女性能否尽快重返工作岗位等问题的未来仍然扑朔迷离。

引用文章：

[1] https://www.bloomberg.com/news/articles/2021-06-25/women-did-three-times-as-much-unpaid-child-care-as-men-during-covid-pandemic

[2] https://www.theguardian.com/us-news/2021/nov/05/childcare-us-women-workforce

[3] https://www.nytimes.com/2021/10/09/us/politics/child-care-costs-wages-legislation.html

[4] https://www.npr.org/2021/10/19/1047019536/families-are-struggling-to-find-the-child-care-they-desperately-need

[5]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outlook/five-myths/five-myths-child-care/2021/11/05/3266114e-3d9b-11ec-8ee9-4f14a26749d1_story.html

[6] https://www.latimes.com/business/story/2021-10-10/covid-child-care-crisis-women-in-the-workforce

[7] https://www.npr.org/2021/10/19/1047019536/families-are-struggling-to-find-the-child-care-they-desperately-ne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