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爱、事业与科学：王邦佐的精神遗产

2021年8月24日，著名政治学家、复旦大学教授、上海师范大学原校长、上海市社科联原党组书记、专职副主席王邦佐在上海逝世，享年87岁。以下内容为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孙关宏教授11月6日在王邦佐教授追思会上的发言：

我和王邦佐的关系是亲密战友的关系，他比我大一岁，所以我有时称他邦佐兄。我和他的友谊很深厚，我们是君子之交，志同道合。

我和他有60年的友谊。1960年初，我和王老师作为预备教师（当时共25人）被派到社会主义教研室参加建系的筹备工作，到秋季开学时，马列主义教育系正式成立。我们作为应届毕业生正式被分配到系里当青年教师。他历史系毕业，我中文系毕业。

我们第一次合作是1962年一起带1961级学生，他主要关心思想工作，我主要关心他们的学习。第二次合作是一起带1964级学生（即国际政治专业第一届），他当辅导员，管思想工作，我当班主任管学习。第三次合作是“文革”期间，我们一起带1973级学生，也是他当辅导员，我当班主任。我们还合作开设过不少课程。例如世界近代史、马列经典著作选读、科学社会主义原理、政治学原理、比较政治学等。当然，最主要的合作，是改革开放以后，在全国的影响下，我们一起创办了科学社会主义专业并成立科学社会主义教研室。一开始只有6个人，经过推选，他当教研室主任，我当副主任，我们招了两届科社专业研究生。大约过了两年，到了1980年，风云突变，全国掀起了政治学热。我们在王邦佐老师的带领下，紧跟形势，当机立断，决定建立政治学专业，把科社教研室改为政治学教研室，并决定在1981年招收本科生，这在全国本科生招生中可能是最早的。1982年，王老师又承接了举办全国政治学讲习班的任务，也是整个教研室甚至全系全力以赴的事情，最后也办得很成功，扩大了复旦政治学乃至上海政治学在全国的影响。我们合作发表了许多文章，共同编写了好几本教材。王老师前几年在回顾当年办学干劲的时候说，“我们那时搞政治学是拼命的。”他说得一点也不错。那时创办新学科，可以说是困难重重，主要是缺少专业教师，也没有老教授牵头（不像北大、吉大、苏大、华中师大）。王老师和我毕业后，当了18年助教，78年刚刚提升为小讲师，到1985年才提升为副教授。我们也是在王老师的带领下，不怕困难，勇往直前，千方百计招兵买马，特别是大力培养和提拔年轻人，使我们的学科建设一步步地顺利推进。王老师虽然1986年调到上海师范大学当校长，后来又调到社联当领导，但他的心始终没有离开复旦政治学。关注和支持政治学的学科发展，一直是我们的兼职教授，和我们一起培养硕士生和博士生。他和我的深厚友谊，是和复旦政治学的恢复和发展分不开的。

王老师虽然已驾鹤西去，但是他留给我们的精神遗产却永远留在我们心中。

我体会，王老师留给我们的精神遗产有三个方面内容。

第一是大爱精神。王老师对同事、朋友都很关心。作为教师，他最关心学生，年轻时他把学生当朋友，年老时把学生当子女，真心实意地从思想上、学习上到生活上关爱他们。在那时粮食紧张时，他还留学生在家里吃饭。王老师不幸去世后，很多他的学生非常悲痛，纷纷在微信上发表回忆文章表示哀悼和怀念。这可见他对人的真情大爱。我四五十岁时，经常胃出血住院，每次住院，他工作再忙，也要来看我。

第二，事业精神。韦伯说过，不但要把政治作为职业，而且要作为事业。作为政治学者也是一样，不但要把政治学作为一种职业，而且要把它作为一种事业。职业仅仅是谋生的手段，事业则有价值的追求，这在做人的层次上是有高低之分的。王老师在做校长和社联党组书记时，是做官，但不仅是职业，而是事业。这个事业就是党的事业，包括党在各个时期的奋斗目标和党的最终奋斗目标。王老师在做教师时，从事政治学活动时，同样不仅把政治学作为职业，而是把它看成事业，事业是有价值追求的，这个价值就是对文明的追求。这在根本上和党的事业的价值追求是一致的。

第三，科学精神。大家在怀念王老师和回忆80年代政治学的时候，经常提到王老师认为中国的政治学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这当然不错，我也是这样认为的。但需要说明的是，什么叫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不是完全一样的，或者说是有差别的。从80年代的社会背景看，从政治学学术上说，强调的是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的方法论。80年代，我们是讲科学社会主义。恩格斯晚年强调说，马克思主义是科学，而不是教条。而政治学也是政治科学，所以我们不认为，马克思主义与政治学有矛盾，认为两者可以在科学的视角（野）下统一起来。这种科学精神是当时改革开放后思想解放大背景下的产物。他常说的“实事求是，留有余地”，其实说的就是科学精神。他在遗嘱上写的“离世后不开追悼会，遗体捐献”等交待，那样彻底的唯物主义人生观，不也正是一种科学精神嘛！

所以，我认为，我们应当继承和发扬王邦佐老师这些丰富的精神遗产，这是对王老师最好的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