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宽先生的学术生涯和成就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直到80年代初，是复旦大学历史系鼎盛时期，名家济济，成果累累。这些学者之中，就有享誉中外学术界，被公认为一代史学大家的杨宽先生。从1953年开始在复旦担任兼职教授，到“文革”期间正式调入，最后在1984年前往美国，直至2005年9月在美国疗养胜地迈阿密平静地走完辉煌生涯，杨宽先生和复旦关系，亲密而疏离。他倾注心血完成的一系列论著，已经成为珍贵的史学遗产，随着时代的推移，愈发凸显出其在当代学术界的地位和价值。

早慧而多产的学术生涯

杨宽先生出生在青浦白鹤江镇一个医师家庭，五岁进入鹤溪小学读书，在接受新式教育的同时，也受到严格的旧学训练，打下非常扎实的古文基础。1926年考入苏州中学后，他开始迈进学术殿堂。当时这所江苏名校正处于黄金时期，校长汪懋祖是留美归来的著名教育家，担任过北平师范大学校长，具有先进的办学理念。校内许多任教老师都有很高的学术水平和教学能力，丝毫不逊于大学教授，其中后来成为学术界翘楚者就有历史学家钱穆、杨人鞭，词曲名家吴梅，语言学家吕叔湘等等。学校还经常聘请著名学者如章太炎、胡适、顾颉刚等人来校演讲。在这样浓厚的学术氛围、出色的师资条件和自由宽松的学习环境中，发奋用功的杨宽先生眼界大开，学业上得到了飞跃的进步。他已经不满足于一般知识的获取，课外开始大量阅读古书和学术著作，将“深、精、专”作为奋斗的目标。初中阶段，受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和梁启超的《先秦政治思想史》的影响，他对墨子产生浓厚兴趣。孙诒让的《墨子间诂》，成为他全部通读的第一部古书。他最早的学术探索的成果，便是在高中阶段用三年的时间对《墨子》和《墨经》进行重点攻读和系统钻研，并写成第一篇学术论文《墨经校勘研究》，投寄著名的学术刊物《燕京学报》，得到主编容庚先生的赞许。这时他年仅16岁，已经是一个学业初成的早慧学者了。多年以后，他回首早年这段苏州求学生涯，自认为这是他学术人生的一个黄金时期。他深情地说：“我探讨学问的基础是那时打好的，钻研学问的方向是那时决定的，探索学问的门径是那时开辟的，学术论文和学术著作是从那时开始写作的，可以说，都是出于教师们教导和栽培的结果。”（《历史激流——杨宽自传》第58页）

1932年，杨宽先生考入上海光华大学文学系，师从吕思勉、蒋维乔等著名学者，吕先生朴实严谨的治学态度和系统综合的研究方法给予他很大影响。凭借中学时打下的文史功底，加上刻苦求学，名师指点，他很快在学术界初露头角。他在大学求学期间所进行的学术研究，主要有三个方面成果：一是继续对墨家进行更加深入的探索，写成《墨经哲学》一书，后来交由正中书局出版（1942年）。二是完成高中阶段就开始起草的《中国历代尺度考》，1937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1955又重加修订再版，该书至今仍然是研究中国古代度量衡制度的一部重要参考书。三是在老师蒋维乔的指导下，和同窗沈延国等人一起合作进行《吕氏春秋》的校勘和注释工作，编成《吕氏春秋汇校》。后来在此书的基础上，杨先生和沈延国合作，完成了百余万言的《吕氏春秋集释》。这部书稿，由于时局变动一直不得出版，最后在1989年才交中华书局准备付印，这已经是半个多世纪以后的事情了，可惜这部重要的书稿又拖了近三十年，至今还未面世。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战乱频仍，内忧外患，同时又是新思潮激荡、不同学派迭兴、充满生机的一个学术转型时期。这期间学术界发生的三次古史大辩论：古史传说的真伪、井田制度有无、中国古代社会性质，深深吸引着杨宽先生，他的学术兴趣，也开始转入到中国上古史领域，并作为后起的青年翘楚，积极加入到古史传说的讨论。从1933年起，他开始分别以中国上古传说中的人物为中心，对其神话来源及其分合演变进行整理，陆陆续续写成系列论文，最后汇集成《中国上古史导论》一书，收入《古史辨》第七册。而中国社会史论战对杨先生带来的深刻启发，便是促使他认识到春秋战国之际的社会大变迁，是三代以前和秦汉以后的一大界限，是中国古史领域必须首先解决的关键问题。他和友人童书业相约，分别致力春秋和战国史的研究，通过这样的分工合作齐头并进，逐一解决相关的一系列问题。在1941年日寇铁蹄践踏上海的艰难时局中，杨先生举家隐居青浦家乡，开始了为时两年多的战国史料编年辑证工作。在这样非常扎实的史料整理的基础上，杨先生在50年代初期完成并出版了他的代表著作——《战国史》。

早在大学期间，杨先生就开始参加上海博物馆的筹办工作（1937年）。以后除了在广西勷勤大学和上海光华大学担任过短期的副教授职务之外，他一直任职于上海博物馆，1948年开始担任馆长，直到1960年离任担任上海历史所副所长。前后长达二十来年的文博界生涯，对杨先生学术的一个重要影响，便是注重历史文献和文物考古相结合，这成为他治学的一大特色。

杨宽先生与复旦大学的结缘始于上个世纪50年代初。1953年到1958年，他受聘担任复旦大学兼职教授，讲授春秋战国史和先秦史料学。“文革”期间（1970年），他借调到复旦大学担任编绘《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一册先秦历史地图的工作，此后他一直在复旦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上世纪80年代他在复旦工作的主要学术成果，是主编《战国会要》，撰写中国古代陵寝制度和都城制度两部著作，修改《战国史》。1984年应邀远赴美国讲学，从此和夫人卜居迈阿密海滨，谢绝外界邀请应酬，潜心整理旧作，完成最后重要著作《西周史》一书和《历史激流——杨宽自传》。晚年他皈依罗马天主教，在平和的心境中，走完人生最后的一站。

重要的学术著作简介

杨宽先生在70多年的学术生涯中，为后人留下了300多篇论文和10多部学术著作，研究范围包括中国上古史、中国古代科技史、度量衡史、古史分期、古代农民战争、重要历史人物、历史地理、文物考古、学术文化、陵寝都城制度等方面。其中最重要的著作有如下几种：

一、古史辨派最后的辉煌——《中国上古史导论》

这是杨先生24岁时发表的成名作，由此他被顾颉刚、童书业等人看作是古史辨派最后阶段的生力军和“集‘疑古’古史学大成的人”（《古史辨》第七册童序）。该书的主要观点，是认为夏以前的古史传说全部出自殷商时代的神话，这些神话按其来源可以分为东（殷人－东夷）西（周人－西戎）两大系统，这两系民族神话经过各自长期的分化演变，最后逐渐混合重组，在商周时代形成了上自黄帝下至夏代的古史传说系统。许多上古的圣帝贤王人臣，其原型不过是上天下土的鸟兽神物，因此推断三皇五帝时期和夏代的历史是不存在的。杨宽先生曾期望在将古史传说还原为神话之后，能够进一步由原始神话而深考其历史背景，“以恢复其史料上原有之价值”。可惜这部拟作中的《中国古神话研究》续书，最后并没有完成。在杨宽先生晚年的论著中，他仍旧坚持早期的基本观点，就是反对古史界把神话传说看作是夏商以前的史料，不赞同利用这些传说来重建原始社会历史和族群分布及其相互斗争、融合的过程。但另一方面，他又非常注意从神话传说中捕捉其中蕴含的原始社会的历史讯息。在《西周史》有关后稷传说的章节中，他就认为后稷该是商代周族人的祖先，有关后稷的种种神话传说，反映了周族经由母系社会转变到父系社会、重视农业生产的真实社会状况。类似的观点方法，还见于晚年所写的神话学论文中，从中可以看出先生学术思想的嬗变轨迹。

古史辨派的学术倾向，前期是顾颉刚先生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后期是杨宽先生为代表的“神话分化演变说”。他们这种将历史传说还原于神话的探索，和徐旭生等人将神话传说历史化的努力，正好是两种不同的学术视角，在三四十年代都拥有相当的学术影响。解放以后，由于政治等原因，古史辨派一蹶不振，他们的研究成果，长期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反而在海外汉学界拥有众多知音。矫枉过正的一个后果，便是近年来国内古史界信古过头的倾向，开始有蔓延的趋势。然而近年来地下出土文献研究表明，在古史传说的研究中，必须很好地继承古史辨派的成果（裘锡圭《中国出土古文献十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38页）。这其中就包括作为该学派代表人物杨先生的研究成果。

二、当代断代史权威之作《战国史》与《战国史料编年辑证》

从上世纪40年代起，杨宽先生开始进行战国史的研究。当时他遇到的最大困难，便是现存的战国史料，残缺分散紊乱，《史记》与《资治通鉴》中的战国部分记载，既有不少错乱和失误，又有夹杂虚构伪托的作品，因此研究的第一步工作，便是对所有战国史料，包括战国秦汉著作，重要地理文献和新出简牍帛书、铜器铭文与石刻等等资料，全方位加以收集和考订，做出系统的编年。这是一项难度极高的基础工作，从40年代初开始整理、完成战国180多年的编年初稿，到90年代末最后杀青，编写这部《战国史料编年辑证》前后经历了半个世纪，这是他所有著述中历时最久、最费功夫的一部，也是迄今为止第一部上接《春秋》《左传》（公元前468年），下迄秦王政统一中国（公元前221年），共248年的战国史料编年，首次在战国年代学方面，将原来分散混乱，年代讹误，真伪混杂的史料，梳理得有条不紊，真伪分明。每段史料之后还附有作者疏证，考辩前人考订之得失，明辨史实之真相，阐明史料之价值。其中很多考证，都解决了战国年代学中很重要的问题。可以这么说，当代中国断代史，迄今还没有一部专著，在史料的鉴别和史实的考证方面下这么大的工夫，这也足以说明，建立在如此厚实材料基础上的《战国史》，为什么会驰誉史林的真正原因了。

杨宽先生的《战国史》一书，总共有过三个版本：1955年初版，1980年再版，1997年又随着考古工作的巨大进展，新资料层出不穷而重加修订、补充和改写。每次再版，都增加很多内容，篇幅从初版的20多万字，扩到二版的近43万字，三版更增加到56万字，经过近半个世纪的不断充实和提高，内容大为翔实和丰富，观点愈见显豁精审。作者以如椽的史笔，展现出战国时期这一“古今一大变革之会”，社会激荡，政体革新，群雄并起，百家争鸣的纷异多彩的历史长卷，以全新的面貌，成为国内外学术界极为注目的断代史权威著作。有学者这样评价：“这部断代史研究的经典，不仅可以看作上一世纪古史研究高水准成果的一个纪念，又为学界新人提供了具有标范意义的学术样板。”（王子今《评新版杨宽<战国史>》，中国秦汉史研究会信息网，2003年12月）。

三、驰誉史坛的《古史新探》

在初版《战国史》问世之后，杨宽先生开始了《西周史稿》的前期准备工作。当时的古史领域正围绕着历史分期问题展开热烈的讨论，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杨宽先生将西周春秋的社会结构和周代各种政治制度，如井田、乡遂、宗法、学校以及各种礼制作为研究重点，同时还着重探讨了周代农业生产工具、生产技术状况，试图通过这样的具体讨论，进而深入解剖周代社会结构，辨明重要制度的作用，以便更准确地认识古代社会性质。围绕这一中心，杨先生先后撰写了14篇论文，汇成《古史新探》一书，这成为他后来《西周史》的基本骨架。此书出版于1965年，当时正处于“文革”前夕，学术界风雨欲来，一片萧飒景象。该书虽然印数只有3000册，但问世后很快受到学术界的重视，40多年来一直成为上古史研究必备的参考书，堪称学术经典，被日本史学泰斗贝冢茂树誉为“二战后第一流作品”。此书也是杨宽先生的得意之作，他对《新探》的研究方法和成果十分自信。这本书最具特色，也是最受学术界推崇的部分，便是跳出传统礼学，从历史学等角度，对中国上古礼制做了令人耳目一新的研究。

四、中国最早的冶铁科技史专著－－《中国古代冶铁技术发展史》等书

1954年春，为了答复博物馆观众对于中国古代钢铁兵器如何制造的疑问，他开始了冶铁技术史这个学术处女地的开垦，在短短两年的时间中，完成了一系列论文和《中国古代冶铁技术的发明和发展》（1956年）这本冶铁史领域第一部专著。该书的出版，比1958年大跃进大炼钢铁运动早了一年多。后来有人批评这部书是配合时局的跟风之作，并不确切。由于杨宽先生在古史研究中，十分重视古代科学技术对提高社会生产力，促使生产关系变革的重要作用，他对古代冶铁技术的系统考察一直没有中断。1982年，他在两部旧著（上书和《中国土法冶铁炼钢技术发展简史》）基础上，重新改写为25万字的《中国古代冶铁技术发展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出版）。他这几部冶铁史的著作，广泛收集农书、方志等文献资料和生产实物资料，注重中外技术的比较和生产工具对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影响，在研究途径和方法上别开生面。对杨先生这方面所做的工作和贡献，国内科技史学界和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都给予了高度评价。

五、研究领域的新开辟——《中国古代陵寝制度史研究》与《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

这两部分别发表于1983、84年的著作，可以说是关系密切的姊妹篇。因为历代君王实行“事死如事生”的礼制，陵园中陵寝的布局和规格，常常是按照生前所居都城格局来设计的，因此两者必须联系起来加以探讨。二书的共同特点，是根据丰富的文献和考古资料，对两千年来陵寝和都城制度的起源和演变，时代划分与特点分别进行了深入的系统研究，其中很多见解都是发前人所未发，例如商周别都制度，周代都城的布局和特点等等。书中最精彩的地方，是密切联系古代礼制，对考古现象做了合理的解释。例如，为什么都城会有大小城制度，为什么大城在东宫城在西，这就与古代都城的功能和“以西为贵”的礼俗有关。类似的见解，实际反映了一个历史学者严肃的治学原则，就是对考古遗迹做出的分析判断，必须密切结合古文献特别是《三礼》资料，必须充分汲取汉唐经学家和清代考据学的成果，必须注意古今民族社会礼俗的比较，否则就容易“以古律今”，主观臆断。因此，杨先生这两部专著，不仅仅是有可观的研究成果，它的治学方法和途径，也很值得考古文物界同仁借鉴。

六、晚年封笔之作——《西周史》

上世纪80年代初期，杨先生在数十年研究的基础上，开始了《西周史》的撰著。由于年代久远，史籍佚缺，导致西周年代错乱，人物事件制度湮灭不详。这部专著综贯西周可靠文献，结合数百篇金文和考古发现，参考儒家传世礼书，重新构建西周近300年失落的历史。由于史料的限制，该书选择西周史的若干历史侧面进行重点叙述，如西周开国、武王克商、东都营建等章节，都有十分细致、精彩的分析考证。这部专著，和《战国史》一样，对制度史方面给予特别的关注，这也是二书最有学术价值的部分。它的问世，无疑是西周史研究最重要的学术成果。

《西周史》是在杨先生移居美国以后，八十几岁高龄时完成的。由于他深居简出，国内学术讯息不畅，加之精力渐衰，研究条件有限，这部专著，尚不及一再修订的《战国史》那么成熟。如果不是由于先生遽归道山，相信以他认真严谨的治学态度，书中不足之处是会在重版时得到订正的。

以上只是简略介绍杨宽先生学术成就的主要方面。他还是《中国历史地图集》先秦分册、《辞海》历史分册、《中国简明历史词典》、《战国会要》和《宋史》标点的主编。他多产的学术生涯，一直延续到生命的终点。

治学的方法与特点

一、重视各种相关门类史料的充分占有和严格甄别

杨宽先生治学，素以严谨扎实而闻名。他每研究一个课题，务必广搜材料，博及群书，不发空泛之言。他在撰写《战国史》时，曾编辑数十万字的《战国史料编年》。为了完成《西周史》一书，他对有关文献、文物考古和古文字材料进行了全面的爬梳、归类与考证，作了大量带有研究性质的笔记和表格。杨宽先生对史料真伪的甄别特别严格，他对《尚书》《逸周书》各篇的成书年代和性质，还有《周礼》等先秦文献资料的取舍，都用现代辨伪学眼光和手段加以审视，去伪存真，绝不随意引用，在他《西周史》等书中，完全没有将伪古文尚书这样材料当做研究素材的，而对于曾被人怀疑的所谓伪书晚书，他深思熟虑后认为可信的，也毫不犹豫加以使用。早在青年时代，他虽然为古史辨派的后起之秀，就发表文章为刘歆辩护，认定《左传》不伪；在对待《逸周书》问题上，他对各篇章的年代和价值做了仔细评估，不是笼统的肯定或否定。杨宽先生重视并擅长考据，但都是为了解决其系统研究中的某些疑难问题，亳无饾饤琐屑、支离破碎之弊。

二、致力历史规律的总体把握，重视史学理论的指导作用

杨先生虽是考据名家，但学术研究远没有停留在材料整理阶段，而是着重在理论指导下的综合研究和融会贯通。他在青年时代进行的上古神话传说的研究，已经借鉴了西方神话学的理论和方法，建国后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教育，与当时社会文化精英一样，异常热烈地拥抱马列新学说，并试图根据自身的理解，运用唯物史观来指导和从事古史分期的研究与讨论。他对马列经典的重视和探究，使得他拥有那个时代宏观的学术视野和良好的理论素养，以及在理论指导下结合古典文献与出土资料来探讨古代社会发展规律的出色能力。以《古史新探》为例，我们可以看到杨宽先生深受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和恩格斯《家庭国家和私有制起源》乃至当时苏联史学理论影响，例如他关于中国古代宗族组织和宗法制度的特征的论述，就明显带有恩格斯《起源》和摩尔根《古代社会》的印痕；在讨论中国古代农村公社问题时，也可以看到他对所谓“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的重视。上世纪80年代他招收上古史研究生，给我们所开的一门讨论课就是马列经典作品，重点讨论的问题便是纷纷扰扰争论不休的“亚细亚生产方式”，说明在他出国定居之前，仍旧重视在马克思史观指导下从事中国史学习与研究。

杨宽先生对古史分期的看法有数次变化。1957年之后，杨宽先生所持观点从“西周封建领主制说”，转变为“战国封建论”，并一直坚持到八十年代。他认为西周是奴隶制时代，春秋开始社会变革，到了战国进入封建时代。持这种观点的还有郭沫若等一大批史学家，后来成为古史分期的主流。杨宽先生之所以成为其中的代表性人物，不仅是他比较娴熟、相对准确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充分借鉴人类学民族学的理论方法和成果，运用丰富扎实的史料，更重要的是，他对古史分期所涉及到的许多方面，如周代生产工具和土地制度、社会结构、政经制度、文化礼俗等，都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专题研究，在这样具体而细致的研究基础上所得出的对中国古代社会性质和特点的认识，在深度广度上走在当时史学最前沿。

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就有学者对五种社会形态说提出了质疑，80年代后，史学界主流开始对过去古史分期研究的理论方法进行反思，并提出了新的分期法。思想的解放和视野的开阔，无疑也促使已经出国定居的杨宽先生重新思索中国古代社会的性质问题。晚年他的看法有了根本的变化，不再承认中国古代有过所谓奴隶制社会阶段，最终放弃了“五种社会形态说”。他认为，西周春秋社会的主要生产者是农村公社农民（庶人），他们根本不是君主占有的私有财产；战国以后社会的主要生产者，是国家控制下的个体小农。他们也都不是奴隶。结论是，中国历史发展的规律，根本不同于欧洲历史，既没有经历希腊罗马那样的典型奴隶制，也没有经历欧洲中世纪那样领主的封建制（《历史的激流——杨宽自传》第384页）。杨先生并不否认西周春秋乃至战国奴隶阶层的存在，只不过奴隶制不占据整个社会支配地位。他在《西周史》和新版《战国史》中，删除了诸如“奴隶制”、“封建”种种带有社会分期色彩的字样。不过，杨先生并没有对周代社会性质定以某种名称，有时候，他使用了“贵族社会”的术语。这种观点的变化，反映了杨先生晚年已经摆脱了马列经典作家的理论束缚，试图以更加实事求是的态度看待中国独特的历史发展道路，这也是他总结了70多年的古史研究后，对历史发展的一个总体认识。可惜他没有专文更加详细地论述这个重要的史学理论问题。

三、利用三礼资料研究古代社会

几千年来，中国一直是“礼仪之邦”。礼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原始社会时期，礼文和礼典的编纂，也不迟于周代。所谓“礼经三百，威仪三千”，浩繁的周代礼制，部分保留在《周礼》《仪礼》和《礼记》之中，但这些文献已经过战国两汉儒家按照其政治伦理观念重新加以整理编订，很多方面并非周代的原貌。汉唐学者如郑玄孔颖达等人对三礼做了很详细的注疏，三礼研究从此成为儒家经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历代与之有关的学术成果可谓汗牛充栋。但直到19世纪20世纪初，传统礼学的研究重点还是放在三礼的注疏阐释、成书时代、真伪辨析以及礼仪典章的分类汇编上，不离文字音韵训诂与名物制度疏证，虽然成就可观，但研究方法日渐僵化陈旧，考证论述枯燥乏味，尤其在五四运动之后，西学兴起，国学衰微，礼仪和礼学被当做“吃人的孔教”成为冲击和打倒的对象，传统式研究逐渐衰落，学术界开始引入近代人文科学研究的方法，结合考古发现和新出土文献资料，同时沿用汉学的考据手段去研究三礼，取得有限的成果。可惜建国后一度将礼学视作封建学术余孽加以批判，为数不多的治礼专家不得不转变学术研究方向。在古史研究领域，几乎很少旧时代过来的学者再结合礼学探索古代社会，更遑论旧学底子薄弱的新人了。

然而，三礼记载的不仅仅是些没有实用性的繁文缛节，其中更有丰富珍贵的历史和文化资料。因为周代礼制既是整个贵族社会的行为规范和道德准则，更是涵盖了各种典章制度，渗透到社会肌体的各个方面，如同杨宽先生所言，“要对古代制度作比较深入的探索，就无可避免地要进入这个‘礼’的领域，做好各方面的开荒工作，对各种古礼必须作好新的探索”（《历史激流——杨宽自传》243页），为此，在《古史新探》一书中，杨宽先生先后考察了籍礼、冠礼、大蒐礼、乡饮酒礼、射礼、贽见礼等六种代表性的古礼，以及属于礼制范畴的宗族宗庙学校职官诸制度，探源疏流，详细分析了各种古礼的特点，意图与作用，为深化了解西周历史提供了极大助益。

杨先生礼学研究具有如下特色：

首先，他充分吸收从两汉到清代的经学家有关《三礼》的注释和考证成果，注意收集和阅读前人有关礼和名物制度的著作和资料汇编，但他对经学家的说法，或择善而从，或正讹匡谬，绝不盲从迷信。正因为他的礼学研究全面综合了前人考证成果，因此他对礼书所蕴含的经义礼意的阐释就比较精确，对礼节的铺陈条理清晰，善于用通晓畅达的语言，描写深奥晦涩的礼典内容，展现出深厚的经学功底和文字表达能力。礼学读物的学术性与通俗化，在他论文中达到很好的统一。

其次，他突破了传统礼学专重注疏考证的路子，开始结合多种学科如民族学、民俗学、考古学、古文字学、文献学乃至历史学，将现代先进的研究方法和手段运用于礼学研究上。他民族学的材料主要来自摩尔根的《古代社会》，恩格斯的《家庭国家和私有制的起源》，还有建国后西南与东北少数民族的社会调查报告。他经常将包括礼制在内很多中国早期历史现象和摩尔根、恩格斯著作进行比较，试图找出人类普遍的发展规律，揭示中国上古制度的起源。他重视对民主改革之前还处于“奴隶制阶段或氏族制阶段”的少数民族实地调查成果，也是因为其社会生活更接近我国中原地区古代的社会情况，更适合用于历史比较。

杨宽先生之所以要借鉴和运用多种学科的研究手段和成果，最主要原因是他将古代礼制当做研究历史的重要资料，需要考辩其源流、性质和功用。因为礼制具有保守的特性，变化相对缓慢，因而能够结合古文献古文字和民族学资料，由下而上追踪，找出源头，再溯流而下，观察变化。通过这样多种学科研究手段的交叉运用和不同材料的相互比勘，在杨宽先生的笔下，许多古礼的原始来源被一一揭橥，例如大蒐礼和射礼起源于原始社会的狩猎活动，籍礼来源于远古的农耕仪式，贽见礼源自于狩猎采集时代的礼物交换……杨宽先生在找出古礼之源后，还进一步对其性质的历史变化做了追踪考察。他认为西周礼俗时尚虽然很多都有远古的来源，但已经变质，被贵族阶级利用改造和发展，成为维护统治的有力手段。因此他研究的重心，就放在对礼制的性质作用的阐述上。这样，他已经跳出了传统礼学的藩篱，打破经学界限，与历史学融合为一体，形成杨宽礼制研究的一大特色。后来他从事陵寝制度和都城制度史的研究，也用深厚的礼学素养，结合历史和考古，对很多历史现象做了生动合理的阐释。

四、宏观的综合研究和微观的史料考辩相得益彰，多学科手段有机结合

杨宽先生特别重视综合系统的史学研究，这方面，可以看到老师吕思勉先生治学的影响。他赞赏友人陈梦家先生的《青铜器断代》，也正是其研究已经跳出古文字学的窠臼。杨宽先生的断代史、制度史等专题研究，无不自成体系，视野广阔，同时对历史的观察和描绘也更为仔细和精致。由于方法系统，资料详实，观点鲜明，结论公允，使得他的一批论著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值得深味的是，这些著作涉及艰深晦涩的上古文献和非常专门的学术课题，它们却都是学术畅销书。他的著作如此广受读者欢迎，除了作者知名度、学术质量原因之外，还和讲究写作技法大有关系。杨先生早年受过严格旧学训练，写得一手漂亮的古文。后来他完全用白话文写作，文字表述朴实通畅，文章结构清晰紧凑，思路富有条理，善于对复杂的学术问题作简明通俗的表述，着笔层层推进，状如剥笋，很是畅快。

随着当代学术的飞跃发展，历史学与其他社会学科相互结合、交叉渗透已经成为必然的趋势。如前所述，杨宽先生在学术研究中，既重视运用社会科学理论，继承前人优秀成果，又充分吸收考古学、民族学、古文字学等相关学科的最新成就，不断开拓新的研究领域。他特别重视出土文字资料在古史研究上的重要性，尤其在西周史研究上，他认为数百篇金文价值等同甚至超过《诗》《书》，应充分运用。因而他重视吸收古文字学家的研究成果，虽然不专门研究古文字，但凭借雄厚的文献功底，以历史学家的眼光写出的有关青铜器问题的文章，往往受到古文字学家的认可。他从历史的角度用汉字文化学解释一些文字，立意新颖，见解深刻，考证角度也与文字学家不同。杨宽先生是中国文博事业的先驱者，20余年的文物工作经历，使他有能力在论著中大量运用新出土的考古资料，以期解决古史研究中的疑难问题。他不仅从文物考古刊物和发掘报告中搜集资料，更重视实地考察。为了撰写陵寝史和都城史，他以花甲之年两次考察山东、河北、河南、陕西等省有关王陵和城址，有系统地结合遗迹和文献进行学术探讨，很多见解，都来自实地考察的收获。杨宽先生在著书立说时，很注意了解最新学术动态，凡国内外发表的有关文章和著作，他都尽可能地泛览细读、吸取他人之长。如他对西周官制的研究，便受到日本学者的启发，而加以深入地论证和发展。正因为杨宽先生在学术上毫无保守习气，努力吸收最新成果，更新知识，因而始终站在学术发展的最前沿。

在当代史林中，杨宽先生属于高产的史学家之一。他主张学者要尽快将研究心得转化为论著公开发表，通过这样的抛砖引玉，求得交流、批评与争鸣，从而推进研究的进一步深入。他的绝大多数专著，每过若干年后都要进行重大修改，不断充实完善，这其中就包括了对不同学术批评意见的思考和汲收。他不少学术性很强的论文，如西周农业中的“菑新畲”，西六师和殷八师的性质，周代是否存在墓祭等等，就是在学术争论中撰写的，对很多历史问题的认识，也是在相互诘辩中得到升华的。这样的讨论，完全是认真平和的学术交流，并不夹杂个人私怨。

杨宽先生在复旦大学历史系执教多年，他是粉碎“四人帮”、高校恢复招生以后，历史系唯一一个为本科生上课的老教授，那时他已经60多岁，身患胃病，到复旦上课要倒两部公交车，十分辛苦。1982年，他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招研究生，我有幸成为门下弟子。印象中的老师，生活简朴，经常穿的衣服是洗得有点发白的咔叽中山装。他不讲究饮食，家中常见的“滋补品”，不过是普通的红枣赤豆汤。1983年四五月间，他带我们到山东、河北、河南、陕西、湖北考察先秦古代都城，一路风尘仆仆，马不停蹄，经常和我们共宿一屋招待所，同挤火车硬座厢，从来不要求地方文物部门特别款待。每到一地，他不是考察实地，就是应邀做学术演讲，晚上还要看资料，思考问题，非常珍惜时间，异常勤奋。老师做学问向来都是亲自动手，身体力行，就连借阅资料也从来不要我们帮忙，希望我们专心学习，迅速成才。1984年老师出国后，我们保持密切的书信来往。他在海外20余载，生活充实安定，可谓一生完满。

近年来，复旦大学为杨宽先生先后出版了《中国先秦史十讲》和《复旦百年经典杨宽卷》，我有幸承担两书的编选工作。上海人民出版社更是汇总出版了杨宽先生的主要著作，大大有惠史林。一代史学大家杨宽先生虽然离我们远去，但他的著作，已经成为不朽的学术经典。

谨以此文纪念敬爱的导师杨宽先生。

（本文原载于2016年9月9日的《文汇学人》，澎湃新闻经授权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