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东：一封与Z教授谈阅读的信

一封与Z教授谈阅读的信

——以渔网花诗文本为例

（一）

Z教授：

离上次我们长谈已有两个多月了，关乎生活世界的话题，我们已在言说中消解了某些不当限定，并将可言说的边界移向存在的可能，谈及写作，我们都认为，非常姿态的写作，是向可能生活致敬的重要方式之一，也是对陌异的微光显现到场的急迫吁请。这样的写作如何得以在汉语中发生？它需要在风险处开启出口，出离写作的旧“观念”，如果写作者们在哲学和文学的旧地带继续兜圈子，未经祛魅的旧事物僵持在生活世界中，它们堵截着新力量的出场，在此情境中，陌异倾向的写作就绝难发生，生活世界中许多空间仍被锁闭着，这些事关乎人之可能，我们有必要再度入思，而不同于以往之思（尤其是思的方式），是打开这些空间的途径或道路。与此相关的话题中，有一些入思的瓶颈还有待打破，我就不在这封信中与你深谈了。

我写这封信的主要意向落实在诗文本的阅读上，上次你说，对文本世界的解读并非批评家专有之事，每个读者都应是解读者，当这种解读不止于日常理解，阅读者的生命与文本相互敞开时，不仅是读者对自身资格的要求，它极可能还是个人与世界重建关系的尝试。你想看到我关于阅读方面的文字，这是有深意的想法，我将这当作一种颇有意味的邀约，写这封信也属践约吧。

在这封信里，我想以聊天方式与你谈一谈阅读之事，这封信可能会写得较长，你耐心去读这些文字可能很辛苦，毕竟，阅读也是劳作，而且常是心神专注的劳作。以往，我们经常谈的大多是文学之外的话题，这次，我谈谈诗文本的阅读，并以渔网花的诗文本为例。这些文字中，会有我对读诗这事的个己感受和意见，也涉及阅读与写作的内在关系，当然，这也是思与想的练习，写作的练习（包括批评的练习），总之，与你交流诗文本的阅读感受，听取你的提示或见解，是很愉悦的事。

渔网花是这位女诗人的别名，她的真名我至今不知。从微信群中得知，二十年前她便开始写诗了，写了这么多年的诗，渔网花与诗坛主流力量几乎不打交道，南京算是中国当代诗的重地，在诗坛有影响力的诗人不少，诗人们的各类聚会上不见她的身影。可以说，写诗是她个人的私事，上班工作，下班就读书、写诗，她几乎不间断地在写，许多诗人以各种方式朝名利的梯子上爬，渔网花不关心这个梯子，也不去评价正在爬梯子的诗人，她关心的只是诗如何写，关心的是自己能写出什么。

这样的诗人，有可能处在类似自闭性的写作中，从渔网花近年的诗文本来看，我觉得她是个内倾型诗人，是从生活喧嚣声中向内心回撤的诗人，这回撤，可能是诗人在写作中的个人觉悟，也可能是个未被解读的事件。一般来说，诗人的内倾大多与孤独相关，而诗人的孤独又常与沉郁相伴，孤独的写作者大多是不合时宜者，从写作现状看，反对流俗甚至不以流俗为写作观的诗人越来越少了，这似乎已成一种写作的时宜。合时宜而又流俗者，不会在人群中深感孤独，孤独是一种生命状态，它不是写出好诗的个人资本，写出好诗的诗人，未必孤独自身，而持守在孤独中的诗人，未必能写出好诗，只有那些不滞留在日常交往的层面去写诗的人，并将这孤独思入存在的急迫中，思入未明的天命之中，这类诗人才可能在这孤独中泰然处之，诗人的写作才会真正受益于这孤独的滋养，这样的诗人很罕见！

我说渔网花是个内倾型诗人，主要依据来自她的诗文本，与许多当代汉诗相比，渔网花的诗几乎不涉公众生活，写得虚灵致幻，敏感天真又偏激，风气异常，她对生活世界的理解与许多读者不合拍，对当代人和身旁事物的感知，大多牵联在断裂性的回忆中，且具陌异倾向。选择渔网花的诗文本与你交流，较合乎我的阅读意愿，这类有阅读难度的文本，往往与俗常的写作意识较劲，对生活的感悟可能较独特，也有对诗艺的个人欲求，它更能激发我的阅读兴致，尽管这些文本与我的个人喜好有较大差异。现在，就进入我对她文本的阅读，我先在下面列出一首题为《释放乌鸦》的诗，让你对她的诗先有个大致印象。

《释放乌鸦》

一片天空

一小群乌鸦

我们就这样坐下来

继续着从前的生活

但学会了歌唱

在就餐前

我们优雅地准备刀叉

一场餐前手术

源于梦

在梦中

人们叫我天使

我们在试着释放

乌鸦 

初读《释放乌鸦》这首诗，我有点懵，有些恍惚，由这些诗句滋生的情绪和感受，风筝状悬空挂着，漂移着，一时无着落处。这首诗中无复杂句式，诗人的现象力内敛在貌似直白的短句中，这些短句出离了日常生活情境，无在场的具体处所，无年代印记，有点突兀，又因这突兀而玄秘。我们、天空、从前、学会歌唱、天使、就餐、手术、人们、梦，释放乌鸦，这些与日常生活中无紧密关系的词语，在这首诗中突然关联了起来，它们聚集在一些短句中，无指定的可明确辨识的意向，它们在句子中的反常相遇产生了裂隙，这裂隙，可能同样存在于诗人生命中。这是一首语意不甚明了的诗，也许，有某些东西已从这裂隙中给出了，给出的东西，并非生活世界可上手的某种经验之物，而是诗人从境遇中绽开的存在意识，这种异乎常态地给出，是这首诗作为这首诗的事实发生，也是诗人渔网花在写作语境中的当下决断。

那么，《释放乌鸦》这首诗在言说什么呢？

也许，在诗人那里，在一首已完成的诗甚至在完成的过程中，一定会有什么已从诗中礼物性的给出了，给出的方式，就是这首诗如此这般在场的方式。我提醒自己，诗人没有向读者妥协的责任，初读《释放乌鸦》这首诗，我发懵，我恍惚，只是我还没能解读和认领这首诗已给出的东西，一定有某些意向未被我读出，在没有充足理由否定自己的阅读力之前，有必要再读。

《释放乌鸦》这首诗，是诗人渔网花许多费解的诗作之一，这些诗，既太不日常又不主流，可以说，她大多数诗的生命感觉都有些怪异，是对日常经验的游离，似有某种灵巫的力量在场。也就是说，在诗人的另类凝视中，近在身旁的那些事物，已不再是日常熟悉的存在，它们在句子里神秘了起来，仿佛已进入到另一种有待认领的秩序里，在写作中，能让身旁的事物异乎常态地神秘起来，必须有能力逾越常识经验，必须对这些事物另眼相看，还要有形而上下的联想力，这种事难乎其难。这些生活边界模糊的诗，语意迷离，往往有邻近深渊的气息，令那些寄身在日常经验中的读者望而却步。

对少数写作者而言，通俗，不是朝向可能存在的道路，而是老生常谈者一辈子走不出去的死胡同。一个诗人写出令大多数读者费解的诗，不通俗或拒绝通俗，未必是刻意与读者拉开距离，而是诗人看、思、想的方式与众有别，精神状态也与读者相异，另一方面，是诗人与读者对诗之为诗的理解大有不同，显然，这也与诗人对诗艺的欲求相关。事实上，还不止于此，一个诗人与许多读者对生活的感受相异，写作意识与诗坛主流相左或相冲突，个人存在与现实秩序格格不入，那些习惯于通俗的读者，接受这类写作的可能性会较小。其实，诗人不必急于获取读者的认同，极少数诗人和读者的关系不得不紧张，也没必要和解。沉迷于常情和常识者不接受某些诗，或因不理解而否定某些诗，对诗人渔网花来说，这不一定是她在乎的事，值得她在乎的是，这些诗，有她对生活世界个人在场的隐秘感受，这些直接而真切的感受，许多读者不曾有过，诗人必须如此这般地写，如前所言，这其中还有诗人关于诗艺的尝试。如果将诗人渔网花那些令人费解的文本，置入到当代诗坛的写作秩序中去谈，渔网花不在各种山头和流派之中，她不依凭这类共同体的背景去写作，也不理会一些读者的非议，她倒更像是个自立门户的诗人。

我以为，渔网花是有个己写作倾向的诗人，粗略地说，从《释放乌鸦》这首诗，我们也能一定程度地窥见诗人的写作倾向。在《释放乌鸦》这首诗中，她大多采取口语写作，但反对平面化叙事，谈到的却不是口语诗人强调的日常生活，而是诗人个己的内在遭遇，遭遇的节点，不是某种常态生活的冲突性高潮，而是那个奇诡的梦。这首诗以十几行短句写就，她拒绝断言式直白表达，句式极简，却语意暧昧，总有什么寓于其中，或滋养于其中。像她写作其它诗一样，这首诗也不涉日常流俗之情，它有溢出现实的向度，并注重陌生情绪和意念力的把握，在意生活感受的独特性。以口语入诗，诗人们通常都会保持句子的流畅，渔网花不这么干，在联想和暗示中（这是她写诗的重要特点），诗人对事物的感受异乎常人，这些“不正常”的倾斜着的感受，往往突发在几个交叠的面上，而不是只发生在单一平面上，有些句子因此而突兀，但她似乎喜好让某些句子突兀在场，对句子突然转折时产生的裂隙，从不去技术性弥平它，而是擅长将这裂隙当作另类契机，由此引发新诗句的产生，这似乎已成她个人的写作之技。尤其令我感兴趣的是，在这首诗中，那些未说出但蕴含其中的东西，还在灵晕之中，这个灵晕，不仅是词语的灵晕，它也是诗人个己生活的灵晕，而那些未被说出的隐匿着的东西，似正从句子之间向外溢出，让这灵晕饱满起来。从我个人的阅读情境谈，迫使我去再度感受和想象的，正是这首诗中尚未说出但已内蕴其中的东西，这样的时刻，我觉得自己已被诗人邀约了，于是，阅读成了我置身其中的幸运事件。

不过，有关这首诗的具体阅读，我还不想及时展开。这是我与你的私信，在这封信的写法上，我可以“自由散漫”一些。我暂时不直接进入渔网花的诗文本，就算是策略性悬置吧。你是个极有耐心的人，我想先谈点我对阅读中个人喜好的看法，这些看法，对之后你理解我的阅读，会提供一些方便。有必要申明，我对个人喜好向来持开放性态度，它与自由这个词关涉甚深。一般来说，读者对某些诗的喜好或不喜好，只属于个人趣味，个人趣味与审美相关，但诗不只是审美对象，读者要从诗中获取的是对存在的感悟，并不主要是那些可供审美的东西，对诗的阅读与趣味性审美相关，它只是相关，并非读诗的要点，况且，即便从审美的角度去读诗，大多数读者的审美观欠缺当代性，一些诗人关注写作的当代性，会自觉抵制和消解传统审美观念，在这样的事实中，只在乎这种个人趣味的阅读，说喜好或不喜好就行了，到此为止，可能会遮蔽读者阅读力欠缺的事实，说直接点，当我说我不喜好某些诗时，不喜好这个包含断言的词，就可能是我阅读力欠缺的遮羞布。在具体的阅读情境中，大多数读者对文本只说喜好或不喜好，较少涉及到对诗文本的深度解读，许多读者以个人趣味作为尺度去谈论诗，这就会有拒绝在先的成见，就会与不合自己趣味的好诗擦肩而过。喜好只是个人趣味，当喜好大于理解时，喜好就极可能不自觉地立场化了，喜好或个人趣味，就成了读者对文本进行情感判断的前提，阅读的憾事就极可能发生。再则，大多数读者对阅读的理解，习惯性地满足于共识，似乎大多数人认同的诗才是好诗，这加重了阅读中的无思境况和阅读感受力的衰退。这类事，每天都在阅读世界中发生，阅读中的个人喜好或趣味如何与综合判断力贯通？综合判断力之于阅读的重要性，还没有成为阅读生活中人们关注的话题，评论家们可能有所思及，但这类谈就阅读之事来谈综合判断力的评论，迄今并不多见。不知你对这个问题是否深思过，期待你能在这方面与我有所交流，尤其是关乎诗文本的阅读。

与众多读者对文本阅读的的态度相异，对我来说，文本阅读不完全是把握文本和满足对诗人写作生活的好奇，它还是我个人私下进行的游戏。也可以说，这是一个人就可以玩下去的思与想的游戏，它向来不是为了达至共识，这不仅是因为共识极可能是庸常之识，有必要与之交锋或保持免疫的距离，还在于当阅读成为思与想的游戏时，加入文本的读者，不仅是游戏规则的发明者，也是游戏的进行者，至此，你已能大致明了我对阅读之事的介入方式和个人意愿，我选择渔网花这些有阅读难度的文本，正是为了让这游戏的游戏性饱满起来，你知道，这个游戏的空间并不是封闭的，这个空间存在之处，它就向他者邀约性敞开着，从实事来说，你读了我这些关于阅读的文字，你也就加入了这个游戏。

说了这么多有关阅读的话，谈了我对渔网花和她诗文本的一些印象，虽然有些节外生枝的话，并看似游离未定，在我这里，这其实与写作艺术相关，当然，也仍与诗文本的阅读相关，只是没说出什么名堂，只有进入文本，才能让阅读之事微妙起来。现在，我返回《释放乌鸦》这首诗，作解读的尝试。

这首诗起始时叙述的是：“一片天空／一小群乌鸦／我们就这样坐下来／继续着从前的生活／但学会了歌唱”。诗人的目光聚集在一小群乌鸦的存在上，此刻，天空并不广大，它只是一片被锁定的天空，在这种只看见一小群乌鸦在飞的特定天空下，无大街小巷，无喧嚣的人声，也没有山石、房屋、林木和流水，诗人立身之地，是无命名的未明之所，似乎是大地上某个空荡之境，这里，没有与意愿相左的力量来打扰，诗人自安于其中。“我们就这样坐下来”，语气不缓不急，从容而笃定。我感知的场面是：一小群乌鸦在飞，“我们”在歌唱。这是个不见烟火气的场面，与日常生活经验向去甚远，似乎是某种秘密仪式，有某种力量在运行。

与诗人一起坐下来的应是意趣亲近者，是某人或某几人，是某人的可能性更大。我们是个复合代词，它是个情感和价值认同度很高的代词，这个复合代词，提示了某人或某几人与诗人共同在场，在这个隐含着领土意味的未明之处，“我们”这个稀小共同体，”继续着从前的生活”，但这不再是对以往生活的默认式继续，这生活已加入了稳固坚定的东西，诗人声明：“我们”已“学会了歌唱”。歌唱改变了旧时心态，这歌唱，是“我们”以往生活中不曾有过的行为，歌唱，大抵属于认同之举，它显示着“我们”对这生活称赞的态度。

但这“从前的生活”究竟是怎样的生活呢？我仍在“从前”这个背景词上逗留，从前这个时间过去式中不可能空空荡荡，从前这个人们常用的时间名词，它不仅只是个日用中的时间刻记，它还包含了众多已发生过的事物，甚至事件。了解这个“从前”，从这些短句中发现从前的某些迹像，即使是柴米油盐或一些性别印记，对我理解这首诗也很重要。但关于从前，诗人并没有经由对某些已发生事物的回忆去陈述，在流行的写作状态中，当诗人说出了从前这个词，个人记忆便一定程度地敞开了，并开始向记忆深处延伸，于是，回忆，便就成了叙述的首要方式。但诗人渔网花并没有依循这个常态，到“学会了歌唱”，从前这个词似乎已隐退了，诗人没有让从前这个词带入个人记忆的深处，这条寻常之思的道路，不仅没有对读者展开，它反而突然中断了。接下来出现的是读者难以料想的转向，诗人以几行短句叙述了一个“我们”就餐前的场景：

在就餐前

我们优雅地准备刀叉

一场餐前手术

这几个短句，说的是就餐前的准备，“我们”姿态优雅，反对非诗意的粗俗已完成在这个“优雅”的姿态中。诡异的是刀叉对手术的直接关联。刀叉是西餐中的器物，诗人在这里方便性借用了它，由就餐的刀叉联想到手术刀，进而联想到手术，这两种几乎不相干的器具被联想在一起了，手术刀用于医学解剖，它与某些病症的存在相关，一切手术都是关于病症的手术，它是消除某些病症的利器，一场手术正在发生，这是诗人所说的“我们”在场的事实。至此，我有所恍惚的心思豁然明亮了许多，这种与手术相关的在场方式，便是对从前生活的继续，而诗人言及的那种从前的生活，便是对某些病症进行手术的生活。从前的生活，还不够饱满温馨，它仍处在某种欠缺中，其中有某些隐疾的存在，有尚未实现的期许，应该说，这从前的生活是某种历史的未完成，对从前生活的继续，不是在大地上复制记忆，这每日都实施的手术，也可能是关涉记忆的手术（对过去日子的反思），锋利的手术刀是上手之器，它同时指向身体和精神，也指向这正在进行的生活本身。

这是我在阅读中对诗人以往生活的觉察，也算是感悟吧，在整首诗中，它还是下面其它诗句出场的有点晦涩的背景。这种生活的持续，关于手术的当下确认，它与天空的乌鸦一定有个人精神史的关联，这个背景引发了下面诗句的到场，这些诗句言说的仍然不是读者熟悉的现实，诗人直白地说，它们都源自梦：

一场餐前手术

源于梦

在梦中

人们叫我天使

我们在试着释放

乌鸦

我接受了“源于梦／在梦中”这个短句的告知，原来，诗人所写的乃是梦中发生的独特之事，是对梦中情境的记录，在梦中，诗人领有了人们认可的天使身份，这天使要做与身份相合的事，它由梦自行显示，而上面所说的手术，也可理解为天使的作为。

以梦叙事，向来是一种隐微的叙事法，它不必遭遇日常逻辑的羁绊，梦不服从现实中的各类规训，它有自由虚拟的品性，有自行显示的力量，它可以避让现实经验的堵截。以梦叙事，与叙事能力相关，当然，也与做梦者做梦的能力相关，做梦的能力，是深藏在阿赖耶识中的能力，是一种自发的能力。说几句类似扯淡的话，依我看，梦也具有事件性，一个人做什么梦，会影响这个人在现实中成为什么样的人，一个人能做什么梦，甚至与个人的天赋相关。做梦这种事，在每个人身上都多次发生过，对做梦人来说，人的潜意识会显示于梦，一个人做过的一切梦，都是生命内容的真实发生，而做梦者在梦中的自由虚拟，有可能更深地指向存在之真。现在，我意识到自己不仅只是在读这些诗句，我也在不避让地读这个有歧义的梦，在这个颇具暗示的梦中，人们称诗人为天使，天使乃非凡的灵性生物，是传达上帝意愿的使者，但这位天使没有直接说出上帝的任何意愿，这天使的作为异乎寻常，天使在试着释放乌鸦。

在这首诗开头，我读到的一小群乌鸦，并不是我们日常所见的乌鸦，它们是由包括天使在内的“我们”释放出的乌鸦，是仅只飞在这首诗中的乌鸦，它们是诗人以梦创造出的时空场景中的乌鸦。在这个几乎与现实无干的时空场景中，天使与乌鸦产生了密切关系，乌鸦出现在天空，此刻的乌鸦，它们不再只是鸟谱中的一种飞鸟，乌鸦的自然属性已被转化到诗意之中，它已成为诗中的某种象征了，但天使在释放乌鸦，这意味着什么呢?

乌鸦，是鸟类中智商出众的鸟，是天空中异类飞行家，乌鸦在东西方文化中有相异多于相同的寓意。在中国传统民俗文化中，乌鸦不仅是儒家文化中的孝鸟，《本草纲目·禽·慈鸟》中称：“此乌初生，母哺六十日，长则反哺六十日，可谓慈孝矣。”在此赞誉之外，乌鸦还被认为是有预见力的鸟。乌鸦在西方文化中也被另眼相看，与其它各种鸟相比，人们大多认为智商极高的乌鸦，是一种不正常的鸟，是鸟类中令人不安的异端，乌鸦在人们的言谈中，常是异端的代词，它也是异端智慧的象征。不过，尽管乌鸦的身份是多重的，在东西方文化中，人们对乌鸦仍有一种较为接近的说法，它的喊叫表达着神谕，即便它的喊叫关乎疾病、灾难和和死亡，也是如此。

由此可见，在差异性的东西方文化中，乌鸦都是具象征意味的鸟，它暗示着某些不寻常之事的发生。诗人在这首诗中两次提到了乌鸦，但对乌鸦本身并无引伸性叙述，没有一个对乌鸦的寓意有所提示的句子，乌鸦飞在一片天空中，肉眼可见，但让我更留意的事实是，乌鸦在句子中飞，它们是在整体语境中飞的鸟，乌鸦的在场，一定不同于其它飞鸟的在场，实际上，这首诗拒绝了其它飞鸟的在场，乌鸦是诗人选定的鸟，但诗人将解读乌鸦的空间交给了读者，读者需要从整体语境去作关联性想象，此外，这也是诗人对诗艺的把握，这种克服了说明或反说明的写法，避免了对文本诗意的伤害，也丰富了读者解读的可能。将目光聚集在乌鸦这个词上，我继续往下谈，“我们在试着释放／乌鸦”，在试着释放乌鸦，是在诗人领有了天使身份之后发生的行为，这种有点灵异之事，在日常生活中不会出现，也许，它只适合在梦中出现，诗人以这个陈述句子作为这首诗的结尾，“我们在试着释放／乌鸦”，天使在如此这般地作为着，乌鸦这个词，独立在这首诗的最后一行，乌鸦的象征寓意不确定，它成了一个歧义在内的象征，不过，这歧义保持着诗意的丰富。以常识的目光去看，释放乌鸦的行为极端反常，诡异而阴冷，如巫师之举，这可能是对公众经验的冒犯。读者对乌鸦的寓意会有不同的解读，我的解读是，这些乌鸦出自天使之手，它们只在这首诗中存在，也只为了这首诗而在，使这些乌鸦在场的是诗人写作时的决断，乌鸦在天空的喊叫是神谕的显示，它们呼应着诗人的内在意愿。思及前面诗句中那场指向病症的就餐前的手术，思及天使在诗人生命中的神性位置，释放乌鸦，是“我们”从前生活中的预期之事（是天使领有的命令），如今，这事已在歌唱中实行，果断而从容，于是，我倾向于将向天空释放乌鸦的行为，解读为某种预见力的发布。但愿这些释放到天空中的乌鸦，不失神鸟的灵性，所预见的不是人仍在旧事物中兜衰败的圈子，不是群体性无思现象在汉语中的泛滥，而是诗性生活的开启。

我对《释放乌鸦》这首诗的个人解读，大致如此。其中，必有一些与渔网花写诗时的感觉相异之处，它出自我阅读时产生的联想，为在阅读时不至于偏离文本较远，对联想话语的自行繁殖，我已有所抑制。 

（二）

当面交谈，需要交谈者及时作出回应，书信交谈，就不必这么紧张回应了，你可以在阅读中看出我解读文本的心迹。以往的交谈中，我们彼此倾听，对不合己意或未理解的看法和意见，从没有不耐烦的情绪，倒是在倾听中多了些与对自身要求相关的个人警觉。与以往不同，这次，我以这封信与你谈渔网花的诗文本，你不能及时介入，并给出不寻常的提示，这个遗憾，你可在回信中消解它。你是这个时代重要的思想家，是我的知己，我知道，你读了这些文字，不会只滞留在文学的日常趣味上，而是承担性地将诗的事情纳入到深思之中，也就是说，你会参与到这阅读的游戏之中，因此，我不必担心你阅读的耐心。

就我们这次交谈而言，读《释放乌鸦》这首诗只是个缘起，这个阅读的游戏才开始，它还未充分展开，阅读，在我这里所以被称之为游戏，还有一个前面未言明的原因，其实，我将这阅读游戏的展开，当作不匮乏诗性的劳作，当作重建生活的尝试。有人可能认为这几句话是不解时宜的傻话，在写作和阅读中重建生活如何可能？这个话题关涉面较宽，就现实的人和人的现实来说，它都是维度丰富且敏感的话题，如果仅从诗文本的阅读去谈，虽不乏诗性，但不太可能满足应答的要求，这个话题，需要以另样的方式思入其中，需要某种风险在身且具开端意味之思，我们以后再谈吧。

此刻，我关注的仍是这场阅读游戏的继续。为了这游戏的品质中葆有诗性，也葆有存在者在世的某些玄意，我仍然关注渔网花的诗文本。

人在大地上的存在方式和存在的意义，关涉什么样的生活才是人最根本的生活，关涉人的本真身份的命运性说明，无论从共同体还是个人存在的角度去谈，它关涉人需要什么样的生活世界。这是人类争执已久的古老话题，这方面的争执，尽管已不再完全形而上学化，并且正从经典知识世界转向日常生活本身，但无论是哲学之思还是诗性的感知，都仍受制于人们对死亡的理解，人如何理解自身的有限性，死亡是个事件之词，人的意识先行到对死亡的敏感中去，由对死亡之思回返生活世界，才能对人的存在意义作出更深度的发问。

死亡这个词包含了幽暗的深渊性，除了那些与神有预约的人，死亡，是对有限者之有限性的提示，也是对有限者的绝对限制。与大多数人相比，感知力丰富的诗人对此更敏感，甚至会在惊讶中有些着迷。渔网花的许多诗与死亡相关，我读过她直接关乎死亡的诗大约有十几首，其它多首诗虽然是写身旁的事物，写个己生活，但也常与诗人对死亡的敏感相关。与哲学家对死亡的沉思不同，渔网花将对死亡的敏感和想象，带入个人的具体生活，带入到诗意的生成和表现中，她在写作中谈死亡已成常态了，可以说，死亡这个词，成了渔网花写作中的关键词。也许，在渔网花生命意识里，死亡，是汉字中最神秘的词，死亡这个词，在人经验不及之地发出了声音，它唤醒了诗人生命深处不该沉睡的力量，诗人将这种力量不断转换成匪夷的诗句，转换成存在的诗意。

死亡，只能是时间中有限者的死亡，时间中的任何生命，都没有能力拒绝死亡。每个人都是这大地上的有限存在者，在这有限性中实现生命的价值，死亡，在先标识出了人的有限性，是对生的终止性规定，一辈子在大地上劳作之人，不可避免地要投入死亡之门。那些相信上帝会再度复活、并仍以道成肉身的方式与人类照面的人，他们向上帝而在，此外，每个人都应知道自己是向死而在的人。从这层意思来讲，每个人对生活的一切筹划，包括写诗这类不寻常之事，也都是向死而在的筹划。当然，如果宗教之外仍有人认为，死亡只是关于今生今世的作别仪式，也可能是某种邀约的仪式，生命有更深邃的蕴含，死亡并不意味着它的毁灭，而只意味着它的消失，消失者消失在我们的经验之外，而且，那些完成了生命的死亡可能是诗意的，我未必会认为这是虚妄，这种说法虽有神话倾向，但它本身就深具诗意。

下面，我进入渔网花有关死亡的诗文本，《死亡的艺术》是一首极短之诗，全诗包括诗题在内只有六行：

《死亡的艺术》

我拖着一篮死亡的艺术 

我甚至不用去 

复制它们 

死亡就在我的篮子里 

受苦 

像渔网花的其它诗一样，这首诗也没有给读者提供易读的方便，诗题醒目地将死亡和艺术关联在一起，“我拖着一篮死亡的艺术”，这个怪异的句子扑面而来，它刺激了我，我被这拖着的“篮子”给吸引住了，不是提着这篮子，而是拖着，一个人拖着这篮子，读者可感知到这篮子未卸去的沉重，这个“篮”子，是这首诗中唯一可见的物器，但它已绝不是日常实用的“篮子了，装在这篮子里的不是水果、素菜或其它生活物品，而是死亡的艺术。

艺术这个词本与人的创造相关，它可以表现人们对死亡的意识，表达由死亡引起的存在的焦虑和畏惧，以及对生与死的觉悟，但艺术虽与创造相关，死亡会命令式地决定这创造的终止，这两者的关联中，有难以消解的紧张，对这死亡的艺术，我不得不有所思，不得不有所辨识。问题首先是：这是关于死亡的艺术，还是死亡本身就具艺术性？这对我把握这首诗尤其重要。关于死亡的艺术，可以表达对不幸生命的悲悯情感，也可指向在世生命对死亡的感悟，这样的解读虽有些笨拙，但并不太牵强，它与接下来的句子产生了呼应：“我甚至不用去／复制它们”，诗人对这“死亡的艺术”不仅不陌生，也可以说是了然于心，或为此隐痛在心，不忍心重复已有的感受了，更不必去复制它们。

显然，这“死亡的艺术”，在这里不是指死亡本身具艺术性，而是指人们对生与死的刻骨感悟，这首先是由于能称之为艺术之事，只与人这样的存在者相关。再则，如果将死亡的艺术解读为死亡本身具艺术性，死亡就成了可赞誉之事，在大部分读者看来，这就有变态之嫌了，这是由于，这个说法对芸芸众生的生命缺乏敬重。

不过，就对生命的敬重而言，也有例外，有向往死亡者，天性敏感而脆弱的普拉斯就不这么看，普拉斯认为：“死亡／是一门艺术,／和其他事情一样。/我尤其善于此道”（《拉撒若夫人》），这里的”善于此道”，是绝望之说，是普拉斯指向死亡的个人尝试和实践，普拉斯的说法，不宜在这里成为我解读的注脚，但这不意味着我一定是这种自杀“宣言”的厌弃者，我大半辈子生活在“无聊”和意义匮乏之中，这匮乏并不在哲学和诗之外，你知道，哲学和诗文本的阅读（当然也包括写作），是我几十年来克服个人精神贫困的指望，在深度“无聊”和存在意义的匮乏中，我也曾几次有过自杀的念头，如果我将死亡当作一门艺术，这自杀可能在十几年前就完成了，虽然我赞成人要作品化存在于世，但我认为，这作品还是要有个诗性的结尾。我说这些，不外乎想从这“死亡的艺术”中解读自杀的根源，这个世界上，不正常死亡的事每天都在发生，自杀，是其中最具事件性的部分。有时我会悲观地想，这世界已破了原初之相，这是个坏世界，它似乎正在往骨子里坏下去，资本和技术、互联网、智能和时代政治，有能力让这个世界好起来吗？海德格尔说，“只还有一个神能救这个世界”，这句话中有曙光在涌现？只当我将这个神领悟为与存在的奥义直接相关的开端性言说，我才会去感受那曙光的存在。这些话不多谈了，我继续谈“死亡的艺术”这首诗，阅读经验丰富的读者，可能会将这“死亡的艺术”与普拉斯的说法深度联想在一起，（渔网花就可能有此联想），这并不意外，也不难理解，当自杀可被称为艺术时，这“死亡的艺术”便可另作解读了，显然，当自杀者与这个世界格格不入，死亡的选择源于对生的绝望，当人生的全部记忆否定性压缩到崩溃点上，自杀，就成为自杀者最后权力的行使，自杀就如此这般地成了“行为艺术”，人的日子过得太窝囊了，绝望者向往死亡，这种可理解的事情，人们在情感上未必接受，由自杀进入死亡，死亡这事不会突然完成，自杀者终结生命的行为，也许，这其中有生活之暗和普遍政治性可被追问，但这自杀毕竟是对肉身的残酷自虐，它果真有艺术和诗意吗？我以为，从根本上说，它仍是一种令人悲悯的“受苦”行为。

这一篮子“死亡的艺术”，是沉重而悲切的艺术。在生活，在阅读，在写作，诗人总觉得这沉重的篮子背负在身，这是诗人的心理情境，也是她对绝望者的悲悯。渔网花文学阅读面较宽，她对西方诗文本的阅读量不会小，来自阅读中的那些死亡事件，会刻写在诗人的记忆中。一些诗人由于厌世在绝望中自杀了，其中不乏渔网花认同的诗人，普拉斯自杀了，阿伦茨自杀了，布劳提根也自杀了，中国诗坛也常有诗人自杀，这会在渔网花心里产生难以排除的隐痛，“我拖着一篮死亡的艺术”，与这自杀之“受苦”不能说没有关联，这样的解读似也可以成立。但即便如此，我仍没有理由将自杀的行为当作死亡本来身具艺术性来谈，自杀，毕竟是死亡前的行为，不是死亡本身。

另外，从文本阅读来看，将死亡的艺术解读为死亡本身具艺术性，这至少是过度阐释或不当联想，过度阐释，是我作为读者必须防范在先的事。阅读，尤其是诗文本的阅读，深入感受和大胆想象时，也常需小心翼翼，以免无意中损伤了诗意。阅读渔网花的诗文本，我时常觉得自己是在光照很弱的深水中潜行，其中，有语言的暗流和潜意识的漩涡，我需要从整首诗的语境去感知诗人的写作意向和生命意识，尽可能去把握诗人多变的情绪流向。这首诗的最后一个句子告诉我：“死亡就在我的篮子里／ 受苦”。这篮子里装着死亡的艺术，这篮子是聚集着与死亡事实密切关联的篮子，其中，有人们对生与死自以为睿智的理解（包括对自杀行为的选择），但在诗人质疑的目光下，这篮子里呈现出的并不是由“死亡的艺术”给出的安慰，而是这触目可见的“受苦”的事实，“受苦”，与生命在世的愿望相冲突，死亡时的受苦更是不忍打量，但悲悯中的诗人改变不了这受苦的事实，“我拖着一篮死亡的艺术”又有何用？这死亡的艺术能产生拯救的力量吗？这个忧郁而沉重的自问并没有成句，它隐含在诗行之中。对死亡的好奇和思的尝试，关乎人在大地上如何存在，人们可以天真地发问：死亡是谁？但死亡是人无法确切认知的，死亡，它可以是独异的黑暗秘密，它也许是置入在生命源代码中无解的咒语，死亡，可以引发人们对存在的深度想象，但死亡不可能是经验对象。诗人说：”死亡就在我的篮子里／受苦”，死亡只是被暗示在这篮子中，暗示在死亡的艺术行为中。读到这里，细致的读者可能会发现，这是个容易被误读的句子，诗人在诗句中似将死亡主体化了，其实，如我前面解读的那样，诗人说的并不是死亡本身在受苦，而是一切与死亡相关者在受苦，即便是绝望时的自杀，是仍是人所承受的在世存在之苦。这受苦之因，在人类存在史中，在根基虚弱的现实中，它必与人们对生与死的理解相关。由此去谈，在诗人的意识里，这死亡的艺术，无论它是图像的还是文字的，或是自杀的身体，也无论它们有怎样的超越性，它仍是“受苦”的艺术。诗人说出了”受苦”的事实，人们生活在死亡的胁迫中，首先要去做的最重要的事，不是去追求所谓的幸福，而是如何避免受苦，诗人为此流露出深沉的忧伤，很难说诗人的忧伤与厌世情绪无关，这“死亡的艺术”，并不是人在大地上如何生存的艺术，它克服不了死亡，不能化解众生之苦厄。

在写作史上，诗人是对死亡最敏感的写作者，感知力远非寻常人能比，对死亡与时间的想象不一定弱于哲学家们。对一些诗人来说，为了理解生命在大地上劳作的意义，必须关注死亡，对死亡的好奇是对生命的敬重，从对死亡的思与想中，追问人的存在价值，它向来就关乎人如何存在，关乎存在的可能。在许多诗人的生活词典中，没有比死亡更刻骨的词。一个诗人关于死亡的意识，不仅影响着这个诗人的写作，对诗人诗学观的形成，也会有较大影响。

艾米丽·狄金森三分之一的诗与死亡相关。她是个心思极尖锐的诗人，关于死亡，艾米丽·狄金森的意识复杂而奇诡，这与她对基督教圣经背景的疑惑和挑剔有关，人对死亡的畏惧、厌恶、惊讶和好奇，经常被狄金森置换到死亡与上帝的关联中，这使死亡与救赎的关系，可疑而紧张。狄金森生活在基督教文化语境中，爱、天堂、天使，是她在诗中常用的词（在渔网花的诗中，这类词并不鲜见，这可能与阅读产生的影响相关），每当这些大词在诗中出现，死亡这个词都或远或近的在场，诗意因之而沉郁。在狄金森的诗中，生活世界常被幻境化，即便是日常可见之物，也在象征和暗示中，诗人对死亡的感觉异常而尖锐，她似乎刻意以幻觉、梦和想象架空现实事物，以抵达欲求的存在之真。我留意到，渔网花的诗也有这样的特征，诗意的幻觉、梦和想象，几乎改造和取代了日常事物，有理由揣度，狄金森是对渔网花产生过影响的诗人。当然，渔网花认同的诗人显然不只是艾米丽·狄金森，包括布劳提根在内的倾向极端的诗人，都可能在渔网花的认同之列，从渔网花个人的写作倾向看，使之认同的不可或缺的条件极可能是：出众的才华、独特的个人诗艺和激进的写作意识。这显然已不是日常个人自娱的喜好，这与渔网花个人的诗学观相关，也与诗人对存在和死亡的态度相关。

渔网花对死亡的好奇以及关切的深度，已近乎于迷恋，远甚于许多汉语诗人。在死亡叙事的路上，渔网花已走到了风物恍惚之地，我想起《约翰福音》中耶稣说的话：“风随着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声音，却不知它从哪里来，去往何处”，这死亡叙事恍若发生在属灵的时空中，诗人的低语还不闻回声，能够安慰诗人的不是某个前来宣示存在之秘密的神，而是诗人在孤独中的持续写作，是诗之为诗这件事情本身。《死亡的艺术》《我看见的天堂》《死亡快乐》《鬼的颜色》《纪念雷蒙德•卡彿》《外婆的音乐》《大小王，谁是奥菲丽亚》，这些诗都与诗人对死亡的意识相关，这意识有时晦涩如深谷之雾，有点神秘，我将这些诗作为生活中不被人留意的事件来读，有可能会让诗意回返到日常生活中去。

此刻，我想改变阅读的方式，这些诗在语境上大致相通，它们都暗示了一个与死亡密切关联的背景，我尝试从一些诗行中行走，让阅读的踪迹加入到诗人的写作中。

“我看见的天堂／是在生命之后的害羞”，这是《我看见的天堂》中的一个句子，这个句子写出“我”看见了天堂后的灵魂反应，在想象和假想中，诗人写出了这个句子，指涉“生命之后”的事。不知你读了这个句子有什么感觉，会认为这只是想象的游戏？或认为这是个臆语？我没理由这么猜度，你常在诗与思相契处看这个世界，你知道，尽管诗与哲学都关注人存在的可能和存在的奥义，但诗的言说与哲学的言说大有不同，哲学的言说（至少是以往哲学的言说），大多是依凭着知识由理而说道，在哲学，语言只是言说的工具，而诗的言说，不是这种专事讲理的言说，好的诗甚至不讲理，它敞开语言之于存在的可能，它甚至蕴含着道说的力量。这些年的密切交谈，我对你的了解应不算浅浮了，依我看，你极可能会对这个句子做出如下理解：这个句子虽对死亡只字未提，但“生命之后”这个说法，已暗示了死亡的发生，这“生命之后”的害羞，已不可能是肉身的害羞了，这种无肉身状态的害羞，就只能是灵魂的害羞。在诗中，诗人预设了生命之后的去往之地，就这个诗句来谈，诗人不仅相信人是有灵魂的，而且相信灵魂不死，至少会相信有些灵魂不死。死亡毁灭的不是这个“我”向往天堂的灵魂，毁灭的只是在世时与灵魂关系暧昧的肉身，与无广延性的灵魂不同，肉身是具物性之肉身，它在时间中的朽败和崩溃，乃物性使然，这肉身虽是人生意义和价值承载的肉身，但它是有限持存在大地上的易朽之物。“我”看见了天堂后的害羞，在诗的言说中，已与肉身无干，它是灵魂的表情。从日常经验去谈，这害羞的表情，你可能会解读为与陌生者相遇时不好意思，也可能解读为领有了某种馈赠者的不踏实或内疚，这是由于资格的欠缺，这样的解读不无成立的理由。当然，你可能还有其它解读，比如，诗中的“我”看见天堂，会有成就如愿之事的大喜悦，会为曾经对死亡的畏惧而害羞。至此，我对你阅读心理的揣度，与我的阅读感受大致相似和相同，唯一可能不同的是，诗人看见了天堂后的这种害羞，在我看来，也有可能指向诗人对今生今世个人存在的反思，不仅只是对畏惧死亡的反思。与人应有的知耻之心相关，害羞，向来是低微者和谦恭者的害羞，伟大者从不害羞，现象学家舍勒甚至不敛锋芒地说，站在高处的人没有害羞感，可疑的高处站着可疑的人，我认同舍勒这个说法。人还没有达至真正的自知，它仍是欠缺着的生命，生活，也仍是欠缺真知的生活，正因为如此，人是朝向可能生活存在的人，这灵魂的害羞，可能是由对个人存在的反思而生。我的说法仅供你参考，对这个诗句的解读不宜太独立，一首诗中某个句子的意义，离开了它所处的句群关系，就不能与整首诗的诗意相契一体，也不太可能充分显示，这还需从整首诗的语境去谈。

渔网花的几十首诗我已发你邮箱了，这首《我看见的天堂》应在其中，你可去查看，这个句子之后，便是诗人对今生今世个己生活的叙说，具体诗作我就不例在这里了，从“一切嬉戏／源于纯真的本性”，到“享受和想像／所有生命的未知／如果需要／我自己支付那些帐单”，这都是一些自白的句子，在渔网花的诗中，这类果断明亮的自白极为罕见，诗人以嬉戏的方式存在于世，对未知者的好奇和想象不止，这意味着对存在之奥义的窥探，诗人如此这般地生活着，这种“嬉戏”的方式，也是“游戏”的方式，它不仅出离了共公生活秩序，与众识相悖，也有可能不合神意，这些也都可能是诗人害羞的缘由。

幸福主义在教科书上告诉人们，这大地上的许多路都通往幸福，但人们走着走着就陷入苦难之中了，幸福似乎成了某种暗藏魔法的疑惑。少部分人劳作在大地上，对幸福生活已不再指望了，只期待这个世界不更坏，他们已成为幸福主义的怀疑者，但大部分人仍将幸福生活作为人生最高愿望。幸福否定不幸（也会否定这首诗中死亡的艺术），幸福，是对生活的一种极端感受，就实事来说，这种情感高度满足的生活感受，显然很难持续保持。在生活中克服了不幸的人，也可能只是个幸运的人，但未必是幸福的人。在这个世界上，像维特根斯坦那样认为“我的一生很幸福”的人，殊为罕见，天才哲学家维特根斯坦对人的存在及言说的可能好奇，他才华横溢地言说了他可言说的生活（他认为某些东西在世者不可言说），并觉得自己使命性地完成了短暂的人生。也许，维特根斯坦的灵魂与天堂相遇时，不必有“生命之后”的害羞了，但诗中的这个“我”并无不害羞的充足理由，使之害羞的是“我”在世生命整体存在的欠缺（尽管诗人坚持诗意地存在于世），这个“我”，以嬉戏的方式存在于世，这是风险自担的选择，在这自白中，这种选择如有所不当，诗人并不回避为此买单。

与人生的各种困绕、焦虑不安和厌烦有关，关于死亡，渔网花不仅有极端的感受，甚至有反讽苦厄人生的祝福式表达，《死亡快乐》便属于这类诗，诗题已公开表明了态度，它与人们目睹死亡事件时的悲痛、哀伤情感相反，由死亡而生的却是快乐的感觉，这快乐是不会无由而生的，但它何以能从人们畏惧的死亡中产生呢？“死亡快乐”，是个反常的祝福的句子，在这首诗中，诗人愿死亡之于死亡者是快乐之事，并祝福死亡者拥有生前不曾拥有的快乐。不难理解，当死亡成为某种祝福之事时，这其中，就有祝福者对在世存在的愤懑和指控，甚至是对坏世界的诅咒。“目前还没有相应的卷发／可以配合它的灵魂／剪刀手爱德华／和我的无头电脑相配”，诗的上半部分，诗人将自己与剪刀手爱德华关联，而用以写作的无头电脑与爱德华的剪刀手产生了匹配关系，剪刀手爱德华已部分地成为诗人的自喻。只有剪刀手爱德华自理的有特异之美的卷发，才有资格相契于爱德华的灵魂，对剪刀手爱德华在世时独一无二的形象，诗人给出的赞誉由外而内，肯定了爱德华不凡的灵魂。

《剪刀手爱德华》这部电影你可能已看过，如果你没看过，就难以较恰当地理解这首诗了，你对影像艺术留意得不算很深，我还是做点介绍为宜。电影人物剪刀手爱德华，是个半成品人造人，是个没有人类之手只用剪刀替代手的“残疾人”，但这个人造人的人性中，只有饱满而纯粹的善良，应该说，是一种从不生恶念的新人性。剪刀手爱德华原先住在山中某个城堡中，因某个机缘下山进入了人类生活，他对这个世界惊讶又好奇，决定向人类学习如何生活，包括对爱情的享有。爱德华与人类最初共处的日子里，剪刀手的手艺出神入化，他行举助人，绝无功利计较，心地明亮，皆以善为本。但爱德华不久就不被许多人接受了，他成了人们敌意的对象，这是由于爱德华没有人类之手，他那双奇特的剪刀手在创造美和帮助他人时，不意中会划伤他人，甚至划伤了他心爱的女人，爱德华因此遭遇了人们的误会、诽谤和陷害，对爱德华来说，在人类，向往着美和无私的善举难以实施了，他对女人”金”的爱，已成了不可实现之事，“我放下这剪刀，就不能保护你，我拥有这剪刀，就不能拥抱你”，遭遇人们拒绝的爱德华不得已回到了山中那个城堡，他在传说中死了，死于人类对这个半成品人的误解、诬陷和拒绝。人们对爱德华的这种误解、诬陷和拒绝，也指向不被人们认领的新人性。

至此，“剪刀手爱德华／和我的无头电脑相配”这个诗句，已可获取恰当解读了，诗人的写作与剪刀手爱德华的在世行为，有相同的生命意愿，诗人立身处世的态度，写作中的创造行为不被理解时产生的孤独，都隐含在“相配”这两个选定的汉字中。当然，这是被我读出来的意思，诗人只是在暗喻，并无相关语意上的补写（由于电影人物爱德华广为人知，诗人没有对爱德华的身世作相关铺垫），这个“相配”，不仅是诗人在电脑上的写作与爱德华的剪刀行为在形式意味上的相配，爱德华的行为遭人非议，正如诗人的写作不被人们理解，这种孤独的感受嵌入在“相配”这个词里，诗人不愿公开说破这层心思（可能是诗艺的需要），这种由暗喻而生的抑制，一定程度上导致了诗意的压缩，释放诗意的合宜方式，是读者对诗人生活和剪刀手爱德华生活的联想。当然，这种联想的必要条件是，读者必须了解电影人物剪刀手爱德华。

“到第二天早晨／你是怎样做到的／以死亡的速度高飞”，第二天早晨，被暗喻力充满的夜晚消失了，独一无二的卷发匹配独特灵魂的爱德华也消失了，夜晚与剪刀手爱德华的这场奇遇，出自诗人的梦或写作的想象，这个世界太欠缺爱德华这样的人了，即便他只是个半成品人，有个剪刀手爱德华在场，是令人向往之事，诗人梦见和想象到电影人物爱德华，是不难理解之事，但第二天早晨，剪刀手爱德华离诗人而去了，他“以死亡的速度高飞”，死亡而能高飞，不坠幽暗之地，这与通常的死亡大相径庭，爱德华的那个去处读者自可想象。

《死亡快乐》的下半段，爱德华从梦或想象中离去，诗人没有发出寻常感叹，只写传说中的那个她（爱德华所爱的女人“金”）对爱德华的爱意和怀念（这个“她”中或许有诗人渔网花的影子），结合我对这首诗前半段的解读，在爱德华“以死亡的速度高飞”之后，“她”对爱德华的爱和怀念，由于与共识相左，它保持在不被打扰的宁静中，在爱德华离去之地，传说中的这个“她”，独自开了一朵小黄花，这是献给爱德华的小黄花，在早晨，这朵小黄花发出了金子的光芒，花意丰富，它让这首诗的诗意豁然明亮了起来：被诗人梦见或想象到的剪刀手爱德华，他曾在这个世界上学习生活，也热爱生活，但他的爱在这个世界上不可实现，这个世界拒绝了他，爱德华在人类过好向善日子的道路中断了，（在诗人以这台电脑上写诗之前就已中断了），死亡，是爱德华告别人生不幸的出口，死亡快乐！

对电影人物爱德华的生活遭遇不陌生的读者，不无理由认为，“死亡快乐”这个祝福乃是个事件，人们从中可读出诗人对生活隐含的发问，以及诗人的孤独和深切的悲伤。

渔网花的诗常提及亡灵，他对死亡的意识之敏感和丰富，从我选读的这几首诗中还不能充分看出，你如有深入的兴致，可从我发给你的那些诗中去阅读。你可以觉察到，渔网花在写她个己生活时，在写周边人们熟悉的日常事物时，与艾米莉·狄金森较为相似，她的许多诗中都有与死亡相关的影子。如前所说，与狄金森一样，渔网花也是个内倾型诗人，内倾者更关注生命中内在的东西，对现实的认同度较低，人们大多热衷于喧嚣的生活，渔网花对生活的感受总体上却是低沉的，低沉而偏于神秘。她的诗中少有明亮热烈的感受和情绪，这些感受和情绪，像是罩在深秋黄昏的冷雾之中，有时，这些情绪和感受不仅突兀而生，而且大多是片段式的，甚至似乎刻意撕裂性地拒绝完整。何以如此？我不能对此做出肯定性应答，从文本看，她对生活的叙说从来是反平面化的，也反日常语意承接的流畅，叙说中无交代性突然折转的痕迹也非常明显，如不进入对诗人写作心理和精神运行方式的揣度，读者似乎便只能止步于句子的裂隙之中，或者说，会被隔离在阅读的界线之外，坦率地说，我在阅读中也多次遇到类似的情状。在这方面，渔网花的写作经常显得任性而偏激，并且已成个人的“风气”，也许，这与渔网花对诗艺的理解相关。对死亡的好奇和关注，曾深度激发了诗人艾米莉·狄金森的写作，对渔网花来说，也是如此，不同的是，狄金森关于死亡的诗中有她对基督教圣经文化的发问，由此来沉思人生的意义，而渔网花这些涉及死亡的诗，较少有对文化大语境沉思后的锋芒，大多是出自诗人对他人之死的生命感受，处在对死亡这类事异常敏锐的感悟中。

写诗，是人类劳作中意义最深刻的劳作，写出好诗绝非易事，诗人经常是陈规旧矩的僭越者，他们是人类情感最丰富的群体，也是最想入非非的特殊群体。一个写诗的人，即便有较深厚的诗文本阅历、生活经验和历史文化的蕴积，不一定就能成为别开生面的诗人，写出好诗绝非易事，写诗必须具备一些重要条件，首先需要出众的才华，这才华集中显示在诗人对语言的亲密态度中。这个世界经常对诗人有敌意，许多诗人仍在困境中坚持写诗，但大部分诗人并没有个己的诗学观，没有写作意识的自觉，这个瓶颈就打不破，写出好诗的可能性就极小了。优秀的诗人有必要将自身置入写作史中，看清自己有没有独立其中的姿态，在现实写作秩序中，还需要与才华相契的写作勇气，要有在诗艺上对诗坛的挑衅意识和个人创新精神，如此这般，才能在写诗这方面有所造就。

作为诗人，渔网花对诗之写作有自己的想法，她曾在诗中自语：“基于主观的欲望和技巧／我坐在窗口／反对外面的诗”（未来之诗），这是她写作主张的自白。这个窗口“外面的诗”所涉甚广，所指未明，但应不是指向整个诗坛，诗人关于“主观”的提示，大致是指诗人只愿去写她个人的内心生活，并欲求她个人的那种诗艺。其实，她的诗文本显示了她的主张，渔网花的有些诗也介入现实中的日常事物，但往往让这些事物在句子里悬浮起来，使之不现实或不够现实，读之如入幻境，一些颇见才华的诗中，句子虚灵气较重，这颗主观的心另有所向，诗人似乎是朝向神秘的虚无去写作。我觉得，在渔网花的意识（包括潜意识）中，生活的意义不在那些旧知识中，不在主流话语的教导中，也不在庸常的经验中，而是在诗的写作中，也只有从诗的写作中，才可把握生活的意义，写诗乃生活根本之事，虽然一切存在都是写作的背景，但死亡，这必须在惊讶中对之保持好奇的死亡，才是渔网花个人写作的最深背景。

（三）

这封信写得较长了，觉得这习惯于深夜不眠的身体中，仍有大量未明的句群在暗流般涌动，要与你交谈的一些话尚未说出，我不揣冒昧地继续写下去，请你继续保持阅读这封信的耐心。依我看，谈阅读不只是与生活相关，而是正在生活，你正在阅读，也是正在生活。以我对你的了解，只要这阅读的游戏性仍鲜活在这封信中，你就不至于不耐烦。

不过，可以提前告知你，大约还有几千字的篇幅，这封信就要完成了。

我浏览了一下上面所写的那些文字，这阅读的游戏出入于文本，解读的自由看似信马由缰，并常有节外生枝的事发生，由阅读产生的联想，是阅读的自发反应，也可以说，是联想力的自行繁殖，是阅读者思与想的绽出。因此，我不堵截这些状态的发生，也不必有“过度阐释”之忧，这其中，既有我介入文本的专注，也有关于写作技艺的尝试，如此情状，可理解为是游戏之游戏性使然。这游戏是向他者邀约性敞开着的，读者从任何句子都可以介入其中，毕竟，这是游戏者在阅读中与世界重建关系的游戏。

诗文本的阅读就更是如此了，它不是去寻求哲学和政治对这个世界的解释（生活本身的解释力实际上经常高于这类知识），而是获取诗意的滋养，它关乎人对存在的领会（包括对人的有限性和死亡的关注），关乎有死之人如何在大地上存在，才算是好自为之。无论对阅读者还是写作者来说，这些都是最深刻的愿望。

阅读而不写作是常见之事，但没有不阅读的写作。对写作者来说，必先自觉地投身于阅读，阅读与写作深度关联，阅读影响写作是不争的事实，写作者的阅读，写作者的阅读（包含对哲学和其它领域文本的阅读）是意味深长的劳作，它有别于日常娱乐性的阅读，不会轻松如日常游客去某地闲看风景，而是要在阅读中剥离各种现实之蔽，发现人性之欠缺，并意愿着以创造性文本作为对生活世界的馈赠。为写作而阅读，与阅读的游戏相比，写作的游戏与文本创造相关，可以说，它是更深入的游戏，如我正在进行的关于阅读的写作也应如此。

阅读和写作，都是正在生活，它不是发生在天空深处某个云朵上的事，它发生在你的书房、阳台或图书馆，或是发生在任何一种社会空间，也都是它发生在大地上，发生在每个自我与他者共存的生活世界里，生活世界，是我们每一次阅读每一次写作的发生地。人们在生活世界中共存，他者的影像经常飘忽不定，自我也不是可以写实的图像，无论渔网花是多么内倾的诗人，她的写作，也总是时隐时现地与他者相关联（包括拉康那个神秘的大他者）。

如果你问我：诗人的写作能不能让生活世界好起来？我的第一种回答可能简单了点：诗人们的写作，有可能让生活世界好那么一点点，至少不会推动这个生活世界更坏，其实，我不会满足于这第一种回答，我的第二种回答，是从根本上对诗人写作的肯定，即便这写作是带有绝望意味的写作，诗人是存在命运的领悟者，是顺应这命运向公众言说的人，诗人可能生活得比许多人辛苦，但诗人的日子不会日薄西山，它会在时间中刻记下去。诗人，极可能如同渔网花诗中那群领有神谕的乌鸦，它们的叫喊声提醒人们，某种时刻就要到来了，那些做好准备的人，可以看见尼采赞誉的那种曙光。由此去谈，生活世界中多一个真正关注命运的诗人，比多十个以纸币为本的资本家重要，这是由于，诗之重要与人的精神根基相关。今日之人，大部分已成了相对主义的奴隶，在庸常无思的日子里，唯私欲才是紧要之事，实际上，这个时代的资本、技术以及维护旧秩序的各种权力，都已被欲望的病毒深度侵入，许多人其实已不堪欲望之重，在这种存在境遇中，诗人何为？这是个你有能力越谈越新的老话题，也是有必要再谈论的话题，期待你在回信中敞开它。

总之，诗人的写作以及人们对诗的阅读，绝不是吃饱了撑出来的事，也绝不是人们耿耿在怀的名利之事，在我看来，写出好诗和读到好诗，是罕有的幸运之事，并且我认为，除了那些侮辱写作的文字之外，写作之事紧要又急迫，尤其是当人们意识到，写作意味着发明和创造，人是未完成的文本，而且是有待改写的文本，这样的事就更不难理解了。

写作之事，往往缘起于阅读，对写作者来说，阅读影响写作是不争的事实，这种影响取决于文本自身的价值，也取决于读者的阅读能力，阅读对写作者会产生多大影响，这就因人而异了，因异而显出写作者的观念之别，也因异而有文本差异之事发生。

诗人渔网花的写作与阅读的关系甚深，她写诗的灵感和触发点，有许多都是产生自文本阅读，她的文本阅读面不会小，尤其是她对西方文学和艺术类文本的阅读。从她的诗文本中，我看不出诗人与中国圣贤精神往来的印迹，也看不出汉语诗歌传统对她的影响，这显然与诗人文本阅读的选择相关（这不意味着渔网花忽视中国经典和中国诗歌传统），《艾米莉·狄金森》《布劳提根写诗那么好》《丢勒》《阿伦茨》《纪念雷蒙德•卡彿》，读者从这些诗题，不难发现渔网花的写作与她个人阅读的关联。

这些与文本阅读关联的诗，显露了渔网花的诗学倾向，她认同的诗人，都属于才华出类拔萃者，生活方式与众有别，在现实中的个人处境基本上都很窘迫，这些诗人都是与写作传统较劲的有异端气息的诗人。

我们来读《阿伦茨》这首诗。

阿伦茨

在很多诗选里

看着看着

会突然出现一个

名叫阿伦茨的人

像是他突然出现

手里拿着斧头

他说他要来救你

是的，这就是阿伦茨

像新婚三个月后

失踪的主人

回家来。

初读《阿伦茨》，对诗人阿伦茨不甚了解的读者，可能会觉得诗人在这首诗中流露的心情是喜悦的，甚至还有些兴奋，了解阿伦茨的诗和他身世的人读了这首诗后，感觉就会沉重起来，会觉得这首诗中有孤独者的某种隐痛。

大部分读者对荷兰诗人扬•阿伦茨并不陌生，他一出生就被父母遗弃了，一个被遗弃之人，成了阿伦茨刻记在心的个人身份，他被遗弃的创伤一辈子也没愈合，阿伦茨在这个世界上举目无亲，他和这个世界相互不接受，甚至互存敌意，他短暂的一生孤独而艰辛，死亡的影子时常飘在他瘦弱的身体里，他孤独地写诗，写言说这内心孤独的诗，从写诗中获取些许的安慰，但在个人诗集出版的当天，诗人阿伦茨跳楼自杀了（他在世时最后的那点灰暗时间，只是在等待这本诗集的出版）。

《阿伦茨》这首诗的写作缘自于阅读，渔网花写这首诗的最初冲动，极可能与她再次读阿伦茨的诗有关。这是一首写孤独的诗，如果诗题名为《孤独》未必不可以，但显然不如《阿伦茨》好。这是由于，有一种说法迄今仍在诗坛流传着，诗人阿伦茨是“这个世界上最孤独的人”。

阿伦茨的诗以及他的孤独生活，渔网花比一般读者了解的多，可能是诗人在生活中对孤独的感触颇深才写了这首《阿伦茨》。

这首短诗，是由三个不分段的部分相应而成，区分开来说，是由一个叙事转入一种想象中，再从这想象进入一个比喻，一切进行得从容自如。“在很多诗选中／看着看着／会突然出现一个／名叫阿伦茨的人”，这是在叙说个人阅读之事，在众多诗人中，阿伦茨突然格外醒目，接下去，诗句中有个微妙变化，“像是他突然出现／手里拿着斧头／他说他要来救你” ，这里由“突然出现”一瞬间变成了“像是他突然出现”，这个“像”，在隔离现实，诗人似出现了幻觉，其实，是以想象改变阅读的情景，进入到内心生活之中，在想象中，阿伦茨对诗人开口说话了，他手里拿着斧头，他是来救“你”的，诗人将阿伦茨对诗人说的话转给了这个不见面相的“你”（“他说他要求来救你”）。读者可能不解的是，阿伦茨何以能救这个孤独中的”你”呢？渔网花对《我 》这首诗一定印象深刻，《我》是诗人阿伦茨的代表作，在这首诗中，阿伦茨对自己彻底贬损后，突然觉得自己明天就是可以救世的上帝。“也许／我明天来／找您 ／提着斧头／ 但是／ 请不要惊恐／ 因为我／ 是上帝”。写出阿伦茨这些诗句，我想，你大致能明白这个孤独中的“你”何以能被救了，尽管，这个可能得救的理由完全不在哲学命题中，也完全反现实，它只是出自诗人的愿望。

第三部分似乎与情感祝福有关，它蕴含在一个比喻中，要来救“你”的阿伦茨“像新婚三个月／失踪的主人／回家来”。读者可能会好奇，诗人在这首诗中略去了第一人称，出现在句子里人物只有“他”和”你”，这个身份未明的“你”，才是阿伦茨手里拿着斧头要救的人，有某种心理危机的孤独者是这个“你”。这首诗的第三部分，诗人以新婚打比方，新婚三个月失踪的主人回家来了，想念是由于爱的欠缺，在新婚之家中，爱是其中应有之意，在诗人心里，唯有爱，才可能克服这孤独，孤独的日子要以爱的方式去抵制，但这个关于新婚的比喻是指向诗中的这个“你”，还是指向转达阿伦茨话的诗人自身？这个“你“是谁？这个比喻中含有明显的性别意识，这个“你”如果不是女性，似解读不通，但如果这个在孤独中将被安慰的“你”就是女性，我需要提醒自己的是，在什么情境下，诗中的这个“你”才不可与诗人的身份置换。

一些诗人生活在孤独中，孤独感幽暗而尖锐，诗人的感性远比常人丰富，不堪旧秩序制约的诗人，为可能生活而写作，当庸常的日子已被丰富的想象力厌倦了，而意愿中可能的日子又不能从诗中发明出来，这种孤独感就会更加沉重，而且是邻近虚无的沉重。在这个世界上，如庄子那样在孤独中泰然处之者极为稀少，即便在哲学家这个群体中，能不以孤独为不幸者也向来甚少，孤独的不幸与孤独者的境遇相关，那些并非无思而孤独者，只能在孤独中沉默，就更加不幸了，其实，绝大部分孤独者终因孤独而疯狂和绝望。在个人存在的特殊情境中，有时，人对孤独的恐惧会甚于恐惧死亡（阿伦茨的死亡，便是支持这说法的典型个案）。

因孤独而自杀的名单上，已有许多诗人的名字。孤独这棵树开着忧郁的黑花，诗人写诗，能不能堵截这棵树结出绝望之果？我也孤独，我也写诗，但我不能回答这个问题。

渔网花在《阿伦茨》的最后部分，提供了一种以爱的事实克服孤独的方式，由新婚暗示的这种爱，接近日常之爱，出于阅读的审慎，有必要说明一下，它可能是日常之爱，也可能是形而上的抽象意味的爱。

无论是日常之爱，还是形而上的抽象意味的爱，以这种爱的情感去克服孤独，这是否可能？首先，孤独者的孤独，不完全是爱的欠缺，人要在这个世界上实现为人，从人对自身的这个要求来说，孤独者在社会生活中所以孤独，有它更深的缘由。再说，这种爱的情感虽可赞许，这情感不可能只独立在诗人心里，它需要以合宜的方式显露在爱的行为中（包括写作行为），也就是说，这爱的情感（即便是形而上的抽象意味的情感），它也需要落实到人的实践智慧中去，它总是发生在自我与他者的关联中，也总是关涉到爱与被爱者的身体和争执中的伦理，如果我们在生活中将爱的情感纯粹化了，可能正如康德在《何为启蒙》中所说的那样，是那种“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这个世界上从无一事一物纯粹，一切都在与欲望相关的深度纠缠和杂染之中，作为行为的爱，必须进入他者的存在，没有充足的理由认为，这种爱的行为不会成为生活中晦涩的事件，一旦这爱事件化了，如果这事件在生活中难以消解，就会反过来加深人的孤独。我这么说，并不是对爱的情感不太信任，我不过是说出实事而已。我以为，生活世界尽管欠缺关怀和爱，但仅只是爱，不可能从现实中拔掉孤独的根，它只可能缓解孤独的某些症候。

说的这里，想到渔网花另一首相关爱与死亡的诗：《大小王，谁是奥菲丽亚》，这首诗叙说的是某个与爱相关的事件，它大致能对我上面那段话作诗意的补充。

“我出的是小王／拿在手里的一张黑白王牌／其它的牌静静地躺在桌子上／包括那张大王／也脱下它华彩的外衣／搭在椅背上”，这是一次牌桌上的博弈，诗人叙述了博弈现场的情境，大小王都已出场了，我出小王时，那张大王牌与其它牌已静静地躺在桌子上，大王的身上已无遮掩之物，他“脱下它华彩的外衣／搭在椅背上”，真相大白于天下，这场博弈中的激烈较量已成过去了。

大小王已在这个牌局中显示了各自的状态，但“谁是奥菲丽亚”？

诗人以这个紧随大小王之后的突然发问，将读者带入对莎士比亚作品《哈姆雷特》剧情的联想中，如此，爱的情感与悲剧就纠缠在一起了。大臣波洛涅斯之女奥菲丽亚，是王子哈姆雷特的爱恋之人，她曾经纯洁善良，过着无忧无虑的日子，但大臣涉嫌谋杀国王被复仇的王子哈姆雷特杀死后，奥菲丽亚撕裂的感情陷入崩溃状态，她整天唱着一些别人听不懂的歌，到处茫茫然然地游荡，不幸落水淹死。奥菲丽亚与大小王联系在一起，这牌局喻示的真相与谋杀相关。应该说，从诗题开始，这首诗在情境安排上就比较用神，读者不难看出，谁是奥菲丽亚这个发问，看似仅指向与大小王相关的剧情，实质上是指向剧情之外现实生活中“我”的存在，这个“我”与奥菲丽亚处境相似，在从未预想过的变故中，这个出小王的“我”（“我出的是小王“这个句子，暗示了奥菲丽亚与王子的情爱关系）这爱的情感遭遇了伤害，也因这意外伤害而痛苦悲伤。在诗的下半部分，诗人从奥菲丽亚之死中产生了悲剧性联想：

我惊诧于一场寂静

于是也勇敢地放下自己

头发

像一把乱草

漂浮在水面上

在西方绘画中，以《奥菲丽亚》为题的画有多幅，其中，以米莱斯画的《奥菲丽亚》最有影响，奥菲丽娅静静飘浮在水面上，小河清澈，四周是成荫的古木，时花正开，一个由各色花朵编织的花环，散落在奥菲丽娅手边，水中藤蔓缠卷，水草在舒展，整个画面凄凉而哀婉。诗人让这个在牌局中出小王的“我”，模拟了《奥菲丽亚》这幅画的情景，“我”的“头发／像一把乱草／漂浮在水面上”，诗中的这个“我”，如果没有与奥菲丽亚的爱受到打击相似的遭遇，这种悲剧性模拟，也就没有必要的情感依据了。

批评界常有人认为，什么样的诗人就写什么样的诗，这么说未必合适，反过来说，可能更合乎实事，实事是一个人写出什么样的诗，他便可能会成为什么样的诗人。诗人写什么样的诗，在于诗人如何写，就诗的写作来讲，诗人的文本在艺术特征上的差异，往往与诗人们思与想方式的差异直接相关，中国当代诗人的人数，可能已相当于一个小国的总人口了，不会少于几百万吧，从写作的现实秩序看，大部分诗人在思与想的方式上没多大差异，对生活的感受也大致相同，他们的文本欠缺陌异性，相互之间认同度比较高，并拒绝那些与己相异的写作力量，由此而产生的争执，一旦极端化，就可能导致诗人之间的互损，我认为，这与诗人们对同质状态的反思不足不无关系。其实，一个诗人思与想的方式，决定一个诗人写什么和如何写，一个写诗的人会成为什么样的诗人，取决于他写出了什么样的诗，这首先且主要还是看这个写诗的人如何思与想。

正是由于思与想的方式之于写作之重要，读《大小王，谁是奥菲丽亚》这首诗，我留意了渔网花写这首诗时是如何思与想的，诗人从日常纸牌的游戏中由主牌大小王，联想到《哈姆雷特》中的国王和王子，诗人的意识深入剧情后，又由王子哈姆雷特带出情感遭遇了不幸的奥菲丽亚，谁是奥菲丽亚？这个发问赫然出现在诗题中，这是对读者的重要提示，它应能牵引读者的心思，诗人已有写作的“筹划”，奥菲丽亚这个名字只出现在诗题中，在下面的诗句中只字不提，读者会在这个提示的引领下，进入《哈姆雷特》的剧情。在与大小王相关的剧情中，王子复仇改变了他与奥菲丽亚的情感关系，这些也不必在诗中做铺垫式叙说（说读者已了然的东西，可能是多余的叙说，读者要完成的事，交由读者去完成），至此，诗人的意识再度发生转向，以奥菲丽亚的个人遭遇转向诗中叙说者“我”的生活，此刻，读者的注意力聚集在“我的行为中，谁是奥菲丽亚？这个发问已与叙说者“我”紧密关联在一起，再经由这个“我”对奥菲丽亚死亡情景的悲伤模拟，全诗以几个貌似简单的句子完成了。这样的”筹划”，关于这首诗写作的本意仍是有所隐匿的，它谈不上是高度自觉的“筹划”，也可能与渔网花多年来对诗艺如何思与想相关，或者说，这已成了她个人的习惯性写法。在渔网花的诗中，凡是可供读者深度想象的空间，并不直接作铺垫性描述，这些可想象的空间，往往折叠在诗行之间，这在渔网花的诗文本中是常见现象。不过读者如缺乏必要的阅读见识，就很难抵达诗中暗示的深度，如此看来，读渔网花的这类诗，读者要有一定的阅读见识，要有互文性阅读的联想力，图书馆中的有些文本（尤其是哲学文本），的确隐含着对读者阅读资格的要求，我觉得，渔网花的诗文本并不置入这种要求，她只是以她个人对诗及诗艺的好奇在写作，至于读者会不会遇到阅读的瓶颈，对此，她可能就较少思及了。

渔网花这种不常见的写法，与她个人思与想的方式相关（关于她如何思与想的事，我不在这里详谈），是如何思、如何想在影响和左右着她的写法，这样的写法，一些读者和诗人可能很不习惯，也许，只有像布劳提根那类诗人，才会对这种写法有较高兴致。

阅读诗文本，是一种以感悟为重的生活，诗文本寓意丰富，从中可解读出生活世界意义的欠缺，可吸取滋养生命的力量。谈阅读，可能也关涉评论，但与评论有别，在阅读中评价哪些诗写得牛逼，或哪些诗写得差劲，哪些诗人不可能成为大诗人，而哪些诗人不一定是小诗人，这都不是我擅长的事。此刻，我只在乎阅读这事如何持续，如前所说，我阅读文本的主要兴致在于：进入文本后，我想尽可能敞开和丰富文本的阅读维度，让阅读的游戏性保持在鲜活状态，阅读中的自我会部分地进入他者世界，交互的事实不断发生，这其中也包括我对自己如何解读文本的好奇和敏感。从我行文的方式，你应已看出某些堂奥了。

前面，我已读过渔网花的一些诗，它们与死亡、孤独和爱相关，与这些“主题”关联的其它诗，主要是她写个人的“日常”生活，我为日常这两个字加上了引号，这是由于在她的这些诗中，她的日常生活与人们平时理解的日常生活差异甚大，甚至差异到很不日常的状态，是一种趋于灵知的状态（其中有部分原因，仍是与她的写法相关）。

渔网花有一首写自己看星空的诗，似乎天空中有许多灵晕被她的目光所见，这与人们寻常看星空时的感觉大相异趣，在渔网花的凝望中，或者说在某种灵视中，天空的幽深和神秘正向她展开，并与她个人瞬间入幻的奇特感受和想象相契，读《星星病房》这首诗，诗中的句子几乎都关乎天空，没有一个诗句提及大地上的事物，而我的心思却直往大地上下沉，应该说，这首诗未显露于文字的那部分，与诗中的那个“我”在大地上的处境有更深的关联。

仰望星空，是每个人都有过的好奇行为，人们看见满天发出光亮的星星，会对寥廓而深邃的天空惊讶又好奇。星空的神秘在于未知，康德在《实践理性批判》最后一章申明：“有两种东西，我对它们的思考越是深沉和持久，它们在我心灵中唤起的惊奇和敬畏就越会日新月异，并持续增长，这就是我头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刻在康德墓碑上的这段名言早已广为人知。在康德那里，星空是给予在先的未知存在，而道德律令，是人在大地上完善人性的理性认知、反省和综合判断，是一种自我命令，没有这两者的深度结合，人就不可能达到存在的自觉。但是，诗人渔网花看见的星空，并不只是物理学和天文学的天空，不是需要科学知识去充满的天空，这神秘幽深的天空，已被诗人注入了对未知者惊讶的诗性。仰望星空的人必立身于大地，关于大地，有一些近于悲观的说法，这大地仍是欠缺劳绩的大地，人在大地上已根基虚弱了，大地上文而未明的事物众多，也许，这个世界上的恶（包括平庸之恶），不仅仅只是善的欠缺，人们纠缠在二元界别中，在旧秩序中难以出离，也许，人本身已成为深渊化的事件了。诗中的那个“我”未必有类似想法，“我”看星空时的感受，只与“我”当时的精神状态相关，“我”在大地上仰望深邃的星空，这悬挂着许多房子的星空，在这个“我”的眼里，不再仅只是个未知的存在，这玄秘的天空，是一座可救治人性之弊的医院。

“它们至今不让我去那样的房子／它们用水果听诊器听诊果园里的孩子／有谁愿意去那样的房子／那些小医生充满隐喻”（《星星病房》）在这个半童话式的叙说中，它们，人类之外的未知者，至今仍不接受“我”离开大地去住天空中“那样的房子”，在“那样的房子”里，神秘的未知事物正在发生，当天空是一座医院时，一些接受听诊的孩子，如同果园中尚未成熟的果子，正在接受庇护和医治。想进入悬挂在天空深处的“那样的房子”，是“我”在心已久的个人愿望，对天空中那些“星星病房”的向往，这个“我”已自认为是个需要救治的人（至少在“我”的潜意识里是如此），也许，大地上的每个人都有某种不可命名之病（这个“我”也在其中），而大地上各种哲学和政治的处方不起作用，只有隐匿在天空中的“它们”(那些小医生)才可以救治，“我”对“那些小医生”敬畏在心，在诗中，“我”向往救治的愿望至今未实现，那些神秘的房子，乃医治和庇护之所，但“它们至今不让我去那样的房子”，那些“小医生”还没有与“我”照面，“它们”，不是人类理性可认识的存在，“那些小医生充满隐喻”，这个灵知般的句子似乎给出了暗示，只有诗性的想象才能进入这隐喻之中。

也许，质疑人类中心主义者，不在揣度神意的禁忌中。在文学的意义上，我是个有神论者，我总觉得，人们在文学中谈论的神是从语言中隐匿的，而人们常说的神意，未必在语言的寂然之处。渔网花诗中的“它们”（那些小医生），与神这个词寓意相通，“它们”，存在于非人间秩序中，乃是无大地性、无肉身性的属灵群类。此刻，“它们”这个词培养了我的联想力。“它们至今不让我去那样的房子”，我对这个断言性诗句的联想是：天空中悬挂的房子并不是为这个“我”准备的，作为诗人，这个“我”有义务不离开大地，“它们”不接受这个“我”去那样的房子，是由于这个世界上欠缺诗人，欠缺别开生面的写作，写诗是一种有待认同的劳绩，也是诗人对这个世界的馈赠。真正的诗人，不是那种只在写作中意图光照自身（包括名声和文学地位）的人，真正的诗人，要以创造性文本滋养他者。创造性文本向来罕见，依我看，诗人的写作意识只有不逗留在二元对峙中，才能将诗写向生活世界的急迫之地，也只有那些敢于不正常的诗人，才能朝人性的极限去写（这显然意味着对写作风险的担当），诗人是语言的亲密者，就新文本的创造而言，尤为重要的是，这写诗之事，首先要绽开内在于语言的可能。如此这般，这个“我”持守在大地上，也可诗性地显示领有神意的救治之路。这是我对“它们”不接受这个“我”去“那样的房子”的神意之联想。

渔网花有自己的诗学观，关于诗之为诗以及诗的写作，诗人们各有见识，上面这些语气略显冲动的关涉诗之写作的话，与我以往之所思有较深的关联，这些话触发于我对渔网花诗句的阅读，这些话与许多当代诗人的想法不尽相同，说出这些话，只是我对诗人的敬重。

一般来说，诗人对生活现状较少认同，诗人的意愿大多出离生活现状，另有所往。对未知或神秘者的向往，是渔网花生命意识中的私密部分，而且似乎是其它意识不可喧宾夺主的部分，这是与存在之可能相关的私密，它纲领性影响着诗人的写作。短诗《笃定》，便是诗人对这种私密意识的直接吐露，“是你创造了我／我说的不是某个人类／或两个／我说的是那个创造我的人／他紧盯着／用笃定的眼光看着／世间人”，这首诗完全不及物，每个句子都是语气肯定的直白，“是你创造了我”，这是“我”直接对创造者说话，接着，诗人的话语就从创造者那里转向身份不明的听众（也许包含了人类），“你”变成了“他“，这个创造者“你”被“我”认领性说出后，创造者便已在诗行中隐匿了，成为远去的他，诗人开始向这个创造者之外的存在者说话了：”那个创造了“我”的人，不是寻常意义中的人类，这个创造者“他”，是高于寻常人类的罕有者。在这样的确认中，“我”生命的开端异乎寻常，有非人意味，与人类史虽有未言明的命运式瓜葛，但似乎只有从神意的关联上才可获取阐释（使诗人成之为诗人的原初力量，也与这个创造者的创造意愿亲密相关），在诗中，“你”与“他”这两个代词，是创造者在不同时空状态中的存在，这个创造者“用笃定的眼光”打量着人类事物，关切着世间人的存在，创造者对人类事物的关注，是对诗人在世命运的提示，“我”由“他”的创造而出，开端中的神启力量贯彻在“我”的生命中，“我”与这个创造者大致心神相通，对世间人的深度打量和关切，也属诗人在世时的应为之事。

这样去解读有点累，似乎有点心绪理不随的感觉。在诗中，“我”的创造者被称之为人（也许是诗人误写了），这是我解读中出现的瓶颈。无论这个创造者如何卓越不凡，这个创造者毕竟仍是人，是人的历史中的存在者，如果诗人将这个句子写成“那个创造我的他”，而不是“那个创造我的人”，这个瓶颈就不会存在，而且会由于这个代词“他”的指称不甚明确，也就是说，这个“他”并不指称人类中的某个存在者，整首诗的语境会更具神秘意味，而当这个“他”被被误称为人时，即便是尼采所说的超人，这神秘意味也会因此打不小的折扣。我的解读可能有点苛求了，也许，“那个创造我的人”这个句子，以习常的阅读心理去谈，即便是诗人没留意而误写了，读者也能领会诗人的本意。

渔网花写个人“日常”生活的诗，基本上都是短诗，而且大多是短句，有时，甚至比阿伦茨的那些短句更短，这些诗涉及对事物秩序的感悟，涉及生活中飘忽未定的念头，涉及风花雪月和鱼鸟草木，也涉及两性情爱的暗示性书写，这些短诗感受异常，一些富灵性的短句边缘意味很重，时有费解的玄意，这些异端感受与常识相左，与公众的日常经验很不合拍，《简单意象，祝你生日快乐》《亮光》《轻轻地五十克拉》《秋来了》《用石块砸坚果》《当鸟儿归巢之后》《马饮水》《火车》等，属于这类短诗中的代表性诗作，在这些诗意忧郁而迷离的诗作中，诗人致力于“倾倒出异己”，显现本真之我。

在诗人渔网花的眼中，这日常生活聚集着事件，有些事件属于心理事件，这日常之常中有不被留意的事件在发生，比如，诗人写漂泊不定的风，风不像鸟儿那样有可归之巢，“我听到它“哎哟”一声／像是碰到了一枚苦钉子／风是盲人／四处碰壁”（《在鸟儿归巢之后》）又如诗人写超巿门口的手推车，“一辆在超巿门口的手推车／在月光下干净／难过，而不悲伤／我愿意在里面放一些东西／我愿意超巿买下这意象”（《简单意象，祝你生日快乐》）再如，诗人写对幽暗记忆的消解，“听说脑洞里／有一种胶质／就是好的记忆吃掉坏的记忆／就像一个孩子／在努力撑开阴井盖”（《 听说某星要撞击地球》），这类非常态的句子，都处在事件状态，阅读经验丰富而又敏感的读者，可从这些句子了解诗人的生活心理，并可由此去把握诗人的写作心态。有关这些，我就不在这里继续解读了。

我对渔网花诗的感悟性阅读，尽可能深入文本，去理解诗人的写作倾向，将诗中流露的那些不合乎常情和常态（甚至反常情和常态）的陌异感受，带入到敞开诗意的解读中来。渔网花的这些诗文本，注重内直观，想象奇诡，暗示和不规则联想，应是她写作中重要的个人特点，其中，有邻近虚无的缥缈情绪和一些踪迹未明的意念，对生活的感受孤独而陌异，时常显露出偏激倾向，诗意忧郁。渔网花的这些诗，大多属于自语式叙说，而且是一些不合常情的“失序”的自语，句子简短而不雕饰，它们类如梦呓，又经常不避句不成篇之嫌，它们像是从诗人精神中撕裂的片段，从对身旁之物的叙说到个人感受，又几乎无完整叙事，诗人的生命在向潜意识沉落时，似乎已领有了某种灵力，对日常生活的感受方式异常，我对这些诗的阅读，经常意味着与诗人意识中一个个幽深的漩涡相遇，也经常会遭遇诗人意识中的某些暗流。有一个值得读者留意的奇异现象，与大多数诗人的自我表达相比，在渔网花的大部分诗中，那个自我的近旁总有某个不可知者，飘移在事物中的那个自我的根，也只是显露出一小部分，大部分仍深扎在她的潜意识中，看清楚它们，要有极好的眼光。

读诗，必须投入到文本中去，让生命绽开在与他者相遇的入神状态，不能说我的阅读一定能抵达诗人渔网花写作的本意，这既与我的阅读能力有关，又与诗人写某首诗的本意有所含混的事实有关，也就是说，诗人在写某首诗（尤其是写作短诗）时的本意，不一定是诗人完全明了在心的，这个本意，可能只是意向性包含在不确定的情绪和感觉中，渔网花的短诗写作，就大致属于这类状态的写作。从我的写作经验来谈，诗人的直觉、情绪和意念、联想力以及综合感知力，对一首短诗的完成至关重要，之外，还必须对诗艺娴熟掌握。就短诗而言，诗人写诗时本意不确定是常有之事，一般来说，诗人的意识迷离或有所恍惚时，恰是产生写作灵感的微妙机缘，但诗人未必都会在这种情境下写出好诗，迷离恍惚的感受会转瞬即逝，有时，在写作进行中，诗人甚至会因这飘忽的感觉突然消失而放弃写作。相反，在一首短诗的写作中，诗人的本意如已十分明确了，计算式筹划极可能相随其中，这就很难产生好诗了。我觉得渔网花写这些短诗，大多数情景下，会拒绝在先的设计，激发她写作的往往只是一个突发的念头，她对日常秩序中的生活感觉，经常处在极端个人状态，这极端中自有写作的冲动，这种远离公众生活的边缘化写作，风气诡异，其中流布着许多过敏性情绪，且时常类同入幻，玄意不浅。可以说，渔网花的写作具激进意味，有一些诗文本，我的阐释能力似无从深入，我不认为自己是渔网花诗文本合格的读者，但即便如此，借助渔网花这些费解的诗文本与你谈阅读，我仍觉得大致合适，因为读这些文本，本身就是不失诗意之事。

刚才，我看了电脑下方显示的字数统计，发现这封信已快接近三万字了，让你读这么长的信，并与我共同去感受渔网花的相关文本，共同思与想，这对你可能已是不小的折腾，不过，这封信中的文字不至于完全是扯淡，但愿其中有少许值得你关注的东西。

这封信完成之前，我再附上一段与阅读相关的话。其实，关于阅读，有些重要的维度我还没打开，比如，我们这个时代的阅读力为什么崩溃式衰退？阅读力的普遍衰退，是时代文化中疑难病的症候，文化病因复杂，主流话语不是处方药，以往的那些诊断方式也难有作为，它本身很可能就是病因的一部分。这个发问，它指向滋生这种状态的现实秩序，其中有盘根错节的事件，如何思这阅读力衰退之事，迫切需要一种开启性的思的转向，阅读与写作的可能，经由创造性写作重建生活世界的可能，也都与这种思的转向密切相关。此外，这个发问，它不只是指向文学类文本的阅读，这是个阅读大语境中的综合性发问，抵达实情的答案，不可能仅只是个文学的答案，关于这些，这里就不多谈了。

在这封长信中，我已说出了某些对许多旧事物可能不恭敬的话，某些锋芒不敛的话，可能有点自以为是，其实，那只是未及深思前的一些意见，甚或是偏见，它们欠缺不可置疑的真知。关于渔网花诗文本的解读，尽管丰富了我的游戏意识，但我必须自知，我欠缺你把握文本时那种令人惊叹的深密和睿智，而诗人渔网花的才华，也可能由于我的不当解读而遭受了委屈。总之，这信中一定有某些不当之言，还望你多予指示，也许，我已说出的某些不当之言，它们可由我尚未说出的话去修正。

渔网花的诗文本为我提供了阅读的机缘，当然是要感谢之事，我们的交谈向来指向人的可能存在，在这封谈阅读的信中，我也内置了这个心愿，出于更充沛的理由，你能耐心阅读完这封长信，即便你不能及时回信，即便你对信中某些说法未必认同，也已值得我在此表达感激之意了，谢谢你阅读！

2021.8.29于南京

路东

作者简介：路东，原名路辉，1956年生于南京，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1979年开始写诗，曾参与南京“语言诗派”；早年的诗歌作品被收入《朦胧诗选》（春风文艺出版社，1985年）、《青年诗选》（中国青年出版社，1986年）、《探索诗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年）等，近年的诗歌作品被收入《新诗百年大典》（长江文艺出版社，2013年）等。出版有诗集《睡眠花》（上海教育出版社，202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