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往情深︱陈毓贤：与汉学家艾朗诺成婚

艾朗诺回忆我上中国文学史总迟到，而且爱挑老师的小毛病，说老师这讲法不太正确，那个字写错了。教这门课的是青岛出生的卫德明（Helmut Wilhelm）， 他的父亲是知名汉学家卫礼贤（Richard Wilhelm），到中国传教却迷上中国文化，在山东办学校和医院，并把《易经》介绍给西方。卫德明多年在北京大学执教，也相当有名气，我有眼不识泰山，可见那时多么鲁莽和轻狂！幸而卫德明是个标准绅士，上课总穿三件套西装，我纠正他，他便马上道歉，一点也不露怒意，只是我们次年结婚时朗诺请他做证婚人，他谢绝了。

朗诺比我小三岁，我把他当成个投缘的小弟弟。他来自东岸康涅狄格州一个音乐世家，父母离异后为钱争执不休，他读大学时便远走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念英美文学，业余教帆船驾驶自力更生。他在加大选了白先勇的课，白先勇给他取了汉文名字，劝他转入东亚系，暑假又把他带到台湾请朋友替他补习。他把该校有限的中文课选遍后，大四转到华大。我们下课常一起到学生中心吃茶，有时谈到晚餐时刻他便请我在外头吃，我回请他星期三晚到姐妹会用膳。

朗诺祖父曾写过些很流行的歌曲。二十世纪初的歌谱是零卖的，买的人拿回家在钢琴上弹奏，家人便围着唱起来。他的Till We Meet Again（后会有期）是第一首卖了一百万张的歌谱；另一首Ain't We Got Fun（瞧咱们多么开心）被菲茨杰拉德在《了不起的盖茨比》里引用，其中有一句脍炙人口：“富人只有更富，穷人只生孩子。”他不畅销的歌中有些很滥情，一首题为“上海之歌”，歌谱封面居然是土耳其式宫廷；另有一首叫“中国梦”，封面是个坐在地上穿和服的女人——反正都是“东方”。

严倚云先生错以为朗诺是我的男朋友，叫我去吃饭也总请他。他素来对木工有兴趣，常跟高书哿先生到地下室敲敲打打。不久他因为要烤一只马铃薯用了烤箱，被吝啬又有迫害症的房东赶了出来，严先生竟收容了他住在自己家里。

年末朗诺到东岸过圣诞节，回学校告诉我他把我的照片给他父母看，我听了很诧异。有一晚我们到了个叫“最后出口处”的咖啡厅——意谓此处给你最后机会远离熙熙攘攘如高速公路的体制——有诗人朗诵，也有观众上台朗诵。朗诺怂恿我上台念一首唐诗，记得我背的是“春眠不觉晓”，用英文稍微解释后返回座位，看他笑着凝视我，心头一震：跟别的男人在一起，总须小心不伤害他们的自尊心，暗想和一个不怕女伴风头比他健的人生活，将会怎么样？夏季快到时，朗诺说他将回加州主持一所教帆船的暑期学校，邀我同去。我非常犹豫，他又不是向我求婚，怎可不明不白地跟他去？和严先生商量，没想到严先生对我说：“去嘛，去嘛！”碰巧我们过街时看到一个漂亮的混血小女孩，她笑说：“苏珊，你幸运的话，以后能有这样一个娃娃！”

我跟朗诺在加州度过暑期后，回华大修比较文学硕士，还当了助教。那几年学生鼓动校方提供些有异于白人视角的课程，如黑人奴隶史等，西雅图唐人埠长大的学生要求学校开课教广东话，严先生便派我负责。朗诺则等入后备军受训——因越战时期的征兵制下，男子到十八岁就受征，抽到号码就必须入伍，但可拖延到大学毕业，参加后备军又可豁免。其实这制度对低收入人家特别不公平，谁愿意当炮灰？家境稍好的都让子弟上大学，毕业后又赶紧加入后备军，虽然受训后有六年每年必须服务两星期并且随时待命，但到前线打仗的机率很低。

朗诺等待受训的时期开了三天计程车。他西雅图路不熟，拿着地图和高先生研究了一个晚上，居然通过面试受聘了。第一天载了几个要到飞机场西装革履的商人，却绕来绕去找不到高速公路的进口处，乘客生气地叫他停车，下车另叫车。第三天下大雨，他开了十二个钟头的车才赚三十块钱，在马路口违规左转被罚了五十块钱，辞职不干了，到城里一家花店当小职员。当时西雅图最大的雇主是波音飞机公司，而全城波音太太最阔气，每星期订个特大花篮摆在住宅进口处，店主看朗诺气质不错，送花篮到波音家的差事便派他做。

朗诺正申请研究院，我的硕士一年将念完，仍“妾身未分明”。有个周末我们在卜尔葛特家，别人都上床了，我和他在客厅的壁炉前打地铺，看着忽明忽暗的火焰，我说：“我来美国才不久，最好还是不要贸然做长远的打算（make long-term commitment)。”朗诺脸一沉，郁郁地说：“等到你做决定，我可能已不在了。”“那我们不如结婚！”我冲口说。

我父母不赞同异族婚姻，而且担忧美国人动辄离异，况且他年纪比我小，然而生米已成熟饭，鞭长莫及。我提议朗诺给阿嬷写一封中文信，倒让她相当欣慰。朗诺的父母十分惊讶，他还不到二十二岁哟！但他父亲视儿子要娶个东方女子为趣事，而母亲从小就偏爱他，眼中这儿子不会有差错，告诉朗诺他祖母去世前把两颗钻石交托她，要给年幼的两个男孙将来娶妻镶婚戒用，并向我要了照片在当地报纸登订婚启事。

于是我们冒着新郎随时会被叫走的风险筹备婚礼。两人一年多来都不用付食宿费，有些储蓄，决定全自己负责。我请父亲来美“送新娘子”（give the bride away），为省钱，礼服都在菲律宾定做，托父亲带来。朗诺穿的是件菲律宾男式绣花白衬衫。我父亲的上司特地请他吃午饭，问他：“你晓不晓得美国婚礼的费用全是女方家负责的？”我父亲大笑说：“他们一个钱都不要父母花，而且将替我买飞机票。”上司才告诉他，已安排好那段时间让他到纽约总部受训，不必愁旅费。我堂伯在马尼拉管理英国侨民俱乐部，会友听说他的侄女要和西方人结婚，觉得是头等大事，也凑了钱送他到西雅图观礼。

朗诺和我结婚用的花，是他打工那家花店的客户当天婚礼用过的花，拍照片的是朗诺父亲，弹大风琴的是他哥哥，他亲妹妹和异母妹妹当傧相和花童，另一个花童是卜尔葛特幺女，幺子捧戒指。我们请几位香港、台湾来的同学担任各种角色，力求种族数字平衡；要求客人不带礼物，没有设宴，礼毕就在教堂地下室吃蛋糕喝果汁。高先生和严先生那天喜气洋洋，他们对晚辈的婚事最热心了。

从教堂出来，朗诺父亲说他买了香槟酒，提议诸亲人到我们公寓庆祝。那公寓除厨房厕所外就只有一间房，有一张沙发、小餐桌和两张椅子，床是临用时从衣柜里拉下来的那种，拉下来就没转身之地了。大家挤了进去，发现杯子不够，朗诺哥哥说他将到对街的果汁店要纸杯，他父亲跟着去，转瞬就回来慌张地说：“他被警察带走了！” 原来朗诺哥哥留长头发，当时警察最厌恶留长头发的人，他没照规矩在人行通道过街，便把他抓进警车在区内绕了数圈，确定他没有前科才放人。

婚后一个早晨电话响了，对方问：“伊根太太在吗？”我说：“对不起，伊根太太已经回康州，请问有事吗？”对方咯咯笑道：“我就知道你必定不会想起你也是伊根太太！”我才听出朗诺父亲的声音，顿时知道和他相处将很轻松。朗诺母亲更好相处，我告诉她华人媳妇是要服侍婆婆的，她听了不相信，算是我傻人有傻福。

（本文原题《在西雅图当新娘子》，刊于2016年11月13日《东方早报·上海书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