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说日本抹茶道源自中国，这是真的吗？

日本抹茶道。

体验过日本抹茶道的人都知道，宾客在喝上一碗主人亲手打制的抹茶之前，要经历一个何其繁琐的过程。而点出的那一碗绿绿的抹茶汤，喝到嘴里，还有浓浓的青草味，和中国茶饮追求的色香味形俱全的品鉴理想相去甚远，还难免有点小沮丧。

也正是因为这套考验耐心的“仪式感”，让我经常听到这些说法：“日本的那套就是中国古代的喝茶方法”、“他们对我们的饮茶传统保留得很完整”、“抹茶已经是我们抛弃的饮茶方法了”……联想起前段时间被蔡澜先生批评的花架子式当代中国“茶艺”，无论哪种说法，都可以看出，日本抹茶道被国人赋予了一种更“传统”的中华茶文化“遗留物”形象。而这种想象源于我们自身传统的悠久及其在当代的丢失。

早期的日本茶道曾是浮华名利场的工具

日本的《类聚名物考》中记载：“茶道之起，在正元中筑前崇福寺开山，南浦昭明由宋传入。”《本朝高僧传》也有“南浦昭明由宋归国，把茶台子、茶道具一式带到崇福寺”的说法。

在此之前的镰仓时代，荣西法师把宋代的禅宗和饮茶习俗带入日本。 那时的饮茶方式，正是现代“抹茶”的雏形：将干燥的茶叶磨成极细的粉，加入热水，以茶筅快速搅动起泡沫。不过这种茶，在宋代被称为“末茶”。

说来有趣，最早使末茶在日本风靡的原因倒不是品茶本身，而是宋代的“斗茶”游戏。斗茶是宋代风靡的一种游戏，是以竞赛的形式品评茶质优劣的一种风俗，以茶面汤花的色泽和均匀度、盏的内沿与汤花相接处有没有水痕来衡量效果。色、香、味三者俱佳者，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不同于宋代斗茶品鉴茶品质的优劣，日本的“斗茶”是通过饮茶猜出茶的产地是否正宗来评判胜负。当时所说的正宗茶，都是京都的（木母）尾茶，这是荣西法师赠送给他的友人明惠上人种植的。在（木母）尾茶最盛行的时代，这个产地的茶才能被称为“本茶”。今日的抹茶圣地宇治一直到日本战国时代（1467—1615年）才得到认可，在当时只能被称为“非茶”。

开庆元年（1259年）南浦绍明入宋，归国时将一套径山茶台子（制作末茶的茶磨和茶磨盘）与茶道具，以及七部中国茶典一并带回了日本，在寺内推广径山的禅茶。后来南浦昭明的弟子宗峰妙超开创建了京都的大德寺，茶道器具和禅茶仪式也随宗峰妙超到了大德寺。日后对日本茶道的创立有很大贡献的一休宗纯和村田珠光都出自大德寺。

茶道初传入日本，并没有立刻形成自己的风格，甚至并没有“茶道”这个词，而是以“茶之汤”为之表述。

早期的茶道并不像今日看到的这般清冷风格，相反，因为当时受到唐宋文化影响太深，要想成为茶道名人，必须拥有唐物（指从中国传来的艺术品和陶器等），茶道用具都是以使用昂贵华丽的唐物为荣，当时茶室的建筑风格与后来的茶室比较起来简直浮夸，多为夸张的中国式、两层建筑的茶亭，或者唐代书院式高大的建筑。茶会的主人和客人的打扮也都十分夸张，“主客双方都要装扮成具有相当地位的和尚，身穿缎子衣，外罩金线织花锦缎的袈裟，地上铺着豹子皮，身体还要靠着凭肘”。（《茶道的历史》）甚至，在那个时代做茶师，有时是拿生命在工作——如果跟织田信长或丰臣秀吉面对面做台子点茶，稍有不慎，就要被砍掉脑袋。

所以，初期的的茶会可谓浮华的名利场，茶道是名利场上的工具。

16到17世纪，“茶之汤”大体是作为一个包含藏茶、吃茶的规范和精神理念的词来使用的。直到17世纪中后期，作为有着内涵吃茶作法的规范和精神理念的词语的“茶道”一词才初见文献。而对于“茶道”到底是什么，日本学者也有很多不同的解释，但归纳起来，可以理解为一种以服用抹茶为契机而创造出来的综合性的文化体系。

日本茶道为何会从物质炫耀转向平凡之美？

日本的抹茶道真正兴起是在中世（镰仓、室町时代）的乱世。日本茶文化研究学者桑田忠亲感慨地说，那个时代，无论是茶道鼻祖田村珠光、中兴名人武野绍鸥还是最后的集大成者千利休，他们的理想都是以茶道在日常生活中的社交文化作为基础，来建立绝对和平的、充满人间之爱的殿堂。

到了珠光时期，因为他拥有跟随大德高僧一休和尚参禅的经历，所以把“佛法在茶汤中”的理念带入了茶道，从外在和内在改变了日本茶道的气质。

田村珠光首先改革了浮夸的书院式茶室，创造了“数寄屋”式茶室，这种草庵茶室更接近日本农村的建筑形式。珠光说过“草屋拴名驹，陋室配名器”，意思是，寒酸破旧的茅屋（茶室）外拴着名贵的马（将军阶层），简陋的茶室里有名贵的茶器，这就是差异的搭配，而这其中就蕴藏着“茶味”。珠光通过改革茶室构造，倡导“人人平等”的理念，来参加茶会的人，无论贵族与否，都要从“窝身门”进入，用“蹲踞”式的洗手台和“下腹雪隐”的厕所。换言之，以大家都成下人的方式实现了人人平等，这就是日本茶道的核心精神——侘。因为人人平等，所以珠光提倡主客在茶会中应该相互关照，彼此真心相待，这就是我们熟悉的“一期一会”的思想。

茶书《南方录》中说：“小草庵的茶之汤，首先要依佛法修行得道为根本。追求豪华住宅，美味食品，乃俗世之举。屋，能遮雨；食，能解饥，足矣，此乃佛之教诲，茶之汤之本意也。”所以从珠光的草庵开始，日本茶道的根基在于，它是以佛教为引导的，基于对人的欲望、对作为人的最低需求进行深刻反省的基础上建构起来的文化。而从珠光开始，日本的茶道由之前的物质炫耀上升为精神本位的茶。对茶本身的生物性要求降低，对吃茶的社会性要求提升。

武野绍鸥时代，茶道更加日本化。绍鸥最大的贡献在于，他能够从凡人认为平常普通的事物中发现惊人的美，这就是所谓的“目明”。虽然作为一个富有的皮革商人他拥有60件唐物，但正是他的“目明”，使得日本茶道用具走上了抛弃唐物自我发展道路。他完全打破了凡物不能入茶道的原则，善于在日常中发现有“侘寂”之美的物件：比如“天目茶碗”是来自中国的唐物茶碗，“耀变天目”和“油滴天目”是十分鲜艳的，但“绍鸥天目”是用信乐的民间陶器生产的无釉陶，只是外观上模仿了天目盏，并不漂亮。著名的茶具“阿弥陀堂釜”原本是放在有马温泉的阿弥陀堂走廊下的烧水锅，被发现后变成了茶釜。

以前茶室中挂在壁龛中的字画也都是来自唐代的绘画，以山水、花鸟或人物画为主。但绍鸥首次把日本的和歌挂在了茶室壁龛中，打破规矩，创造了新传统。

正是由推崇华丽奢侈的唐物到能发现本土“平凡之美”的转变，让日本茶道的美学载体实现了转变，形成了以真诚、谦逊、不奢华为核心的“侘”茶精神。这些看起来“侘”的茶器，并非真的简单寒酸，而是在制作和发现过程中包含着谦逊的“侘”之心，这些器物体现出来的，也就是茶会主人的谦逊之心。

到了千利休的时代，他在器物和空间改造上都有成就，被认为是茶道的集大成者。

首先是器物上进一步日本化。创造出了真正的日本抹茶茶碗，就是今烧茶碗，也是后来“乐烧”的开端。除此之外，还发明了吊桶水壶、竹制锅盖架等茶具，完全取代了唐物，形成与唐物精致华美相反的，追求朴拙、自然风格的寂寥的“侘”茶道用具体系。千利休几乎不考虑茶具与茶的颜色搭配，而更侧重于茶人修为深浅与道具的协调。如《心之文》说，“此道最忌自高自大，固执己见……初学者争索备前、信乐之物，真可谓荒唐至极。”

在茶室空间设计上，利休建造了只有两张榻榻米大小的“待庵”茶室，这种小空间的茶室，能更好的拉近主客之间的距离，提升茶道的精神和交往功能、营造出彼此关爱的和谐氛围。主人的技法成熟，客人必须也得具备同样的茶道修为，主客间必须做到心心相印。点一碗茶的过程，其实也恰是建立各种人际关系、进行角色转化的一个训练过程。在“一期一会”的空间里，“雪下青青草，春意已盎然”（千利休诗）的侘茶精神，就是在严肃的稍显寂寥的点茶喝茶中（雪下青草），宾主通过执行各自的礼仪完成茶会，实现一味同心、异体同心的交流，从而实现情感的最大满足（春意盎然）。

正所谓：利休之后，再无茶道。

日本茶道的本土化：被想象的“中华传统”之华丽蜕变

其实，在日本的抹茶道发展过程中，去外来化和建构自身文化认同是不变的主题。茶室建筑形式和茶具器皿都在不断抛弃唐物及其影响，当外在的“形”完全日本化后，作为其文化内涵的“质”在逐渐融入本土的佛教、神道教、美学、工艺、建筑思想后，形成了“侘”这一文化理想——有中有无，无中生有。它不是悲观失望的寂寥，而是一种安详沉稳重获新生的寂静。

有趣的是，与中国重视点茶技巧不同，日本茶道并不重视点茶本身的技巧。当有人询问千利休点茶要诀时，利休的回答是：“夏天办茶事要使人感到凉爽，冬天办茶事要使人温暖，炭火要烧开，茶要合口外，就没有什么秘诀了。”

利休并未正面回答如何“点”一杯茶。宋代的《北苑别录·研茶》中说：“过熟则色黄味淡，不熟则色青易沉，而有草木之气。”追求茶味的中国末茶是不能容忍草的味道的出现的，而色泽鲜绿的日本抹茶恰恰推崇草木之气。

几千年来，如何去除茶中的草木之气、降低茶的苦涩感一直是中国茶人的追求。明清时期，茶类的丰富、散茶瀹泡法的提倡，让茶饮比之宋代的末茶更讲求香气神韵，更追求口感层次丰富度和视觉审美。但直到今天，日本的茶饮还是以杀青程度较低的蒸青绿茶为主，而这恰恰是唐宋时期最常见的杀青方式，较之中国更普遍的炒青和烘青来说，日本的杀青方式香气更低。之所以这样对比，想说明的就是：茶饮传入日本后，他们对茶最初的关注点发生了变化，日本的茶从一开始就不强调其作为一种饮品的“口感”价值，这也使日本饮茶文化与中国饮茶文化走上了不同的发展方向。

因此，尽管日本今天的抹茶道呈现出好似传统中国唐宋时期的末茶点茶方式，但它早已不是国人想象中的中华茶文化“遗留物”。

如今，除了抹茶道以外，在茶都宇治，你能品尝到各种与抹茶相关的食品，抹茶面条、抹茶饭、抹茶甜品，而人见人爱的抹茶冰淇淋更是风靡全球，连外来的“洋果子”也没有逃过被“抹茶”的命运。这种外来的绿色植物粉末，在一饮一食中，建构了属于日本的专属文化符号。如何把外来文化与自身文化完美结合，这对照猫画虎学习台湾“茶艺”的大陆“茶艺工作者”们来说，也许是应该好好补上的一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