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学的大作家埃科告诉你，从古至今人类是怎样树敌的

【编者按】今年2月19日，意大利作家、学者翁贝托·埃科去世，享年84岁。作为埃科作品的中国出版商上海译文出版社计划在2016年内出版多部作家生前近作，其中包括这本杂文集《树敌》。《树敌》全书收文15篇，内容跨越古今、游走多重世界，将作家的多重身份融合于一本书中。本文选摘自该书的开篇之作，《树敌》同时也是本书题名的由来。博学的埃科通过一系列的旁征博引，告诉读者，从古至今，人类是怎样把与自己相异的族群——异族人、黑人、异教徒、犹太人、女巫、麻风病人，甚至如今的非欧移民——一步步树立成敌人。

几年前，我曾在纽约遇到一个名字十分拗口的出租车司机，他说自己是巴基斯坦人。随后，他问我从哪里来，我说意大利。他又问起意大利有多少人，当他得知意大利的人口竟如此之少，且官方语言并非英语时，显得十分震惊。

最后，他问我谁是意大利的敌人。我问“什么？”，他耐心地向我解释说他想知道这几百年来意大利在和哪个民族打仗，不管是为了领土争端、种族仇恨，还是边界侵略等其他原因。我说我们没和任何民族打仗。他耐着性子，继续向我解释他想知道谁是我们的宿敌，也就是那些曾经和意大利人相互残杀的民族。我再次重申我们没有这样的敌人。最近的一场战争发生在半个多世纪以前，即使是在那场战争里，最初的敌人和最终的敌人也并非同一个民族。

他对我的回答很不满意。一个民族怎么可能没有敌人呢？

下车时，我为本民族这种麻木的和平主义多给了他两美金的小费。结果刚一下车，我就突然意识到刚才本应这样回答他： 意大利人并非没有敌人，但却不是外来的敌人。他们根本无法在“谁是敌人”的问题上达成共识，因为他们总是在内部持续地争斗： 比萨和里窝那斗，归尔甫党和吉伯林党斗，北方派和南方派斗，法西斯分子和反法西斯游击队斗，黑手党和国家斗，政府和法院斗——只可惜当年还没发生两届普罗迪政府的倒台事件，否则我还可以向他好好解释一番什么叫在盟友的“火力支援”下打败仗。

不过细细想来，我的确认为我国最大的不幸恰恰就在于近六十年来，我们不曾有过真正的敌人。意大利的统一得益于奥地利人的存在，或者如白尔谢所说，得益于“粗野且令人生厌的日耳曼人”；而墨索里尼则是通过一战时期“残缺的胜利”由加布里埃尔·邓南遮提出的表述，指意大利虽然是战胜国之一，但却没有获得任何实际利益。多加里战役和阿杜瓦战役之辱以及犹太式的富豪民主所强加于意大利的不公正裁决才成功激起了国民的复仇情绪。且看当伟大的敌人“苏联”解体，“邪恶帝国”逐渐消失之时，在美国出现了怎样的局面： 他们的救世主身份濒临崩溃，直到本·拉登出现时才得以缓解；后者对美苏对抗时期从美国所受之恩惠念念不忘，终于在这关键时刻向美国伸出怜悯之手，为布什政府提供了树立新敌，从而提升民族凝聚力及巩固自身权力的绝好机会。

拥有一个敌人不仅对确立自身身份有着重要意义，同时也意味着获得一个对照物，用来衡量我们的价值体系，并通过与其对阵来突显自身的价值。因此，当这样的对立者不存在时，就需要人为地树立一个敌人。我们不妨看看维罗纳的光头党在此事上所表现出的“慷慨的灵活性”： 凡不属于本团体的任何其他团体都被看作是他们的敌人。所以说，我们今晚探讨的主题并非简单地“识别对自身具有威胁性的敌人”，而是制造和定义敌人的过程。

在《反喀提林演说四篇》中，西塞罗本不需要对敌人的外表进行描述，因为他已经掌握了喀提林阴谋叛变的证据。然而，在进行第二次演说时，他却特意将喀提林盟友的嘴脸描绘了一番，将其卑劣形象影射到核心人物喀提林的身上。

西塞罗有着与奥古斯丁相同的道德伦理观，都十分鄙视异教徒。因为他们与基督教徒不同，常常流连于马戏场、剧院和露天剧场，以及庆祝酒神节。由此看来，敌人是与我们不同的人，他们遵循有别于我们的习俗。

外族人就是一种典型的异类。早在古罗马时期的浮雕作品中，蛮族人就总是以一副胡子拉碴和塌鼻的形象出现。众所周知，就连“蛮族人”这个词本身都在影射外族人在语言及思维上的缺陷。

然而自古以来，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异类被我们当作敌人，并非由于他们构成了直接威胁，而是由于他们中的一些代表显示出某种威胁性——虽然并没有直接威胁到我们。这也就意味着不是威胁性突显了差异性，相反，是差异性成为了威胁性的标志。

请注意塔西佗如何形容犹太人：“我们认为神圣的一切，在他们看来都是世俗的，我们认为肮脏的一切，在他们看来都是合法的。”（这话不禁让人联想起英美人对法国人食用青蛙以及德国人对意大利人滥用大蒜的厌恶。）犹太人是“古怪”的民族，因为他们不吃猪肉，做面包时不放酵母，在第七日无所事事，只在他们的族群之间通婚，出于“特立独行”的心理需要而非卫生或宗教原因（请注意这一点）实行割礼，对死人实行土葬，还不崇拜我们的皇帝。一旦他们在实际生活中表现出某些有别于我们的习惯（如实行割礼、守安息日等），这类说法也就越发夸大其词，变成了传闻（如供奉毛驴的肖像，污蔑父母、子女、兄弟、祖国和神灵）。

在对待基督徒的问题上，小普林尼并没有找到具有实质意义的控诉要项，因为他不得不承认基督徒非但没有犯下任何罪行，反而一直在行善积德。可他最终还是将他们统统处死，理由就是因为基督徒不供奉罗马皇帝。这样一种明显而本能的拒绝行为显示了他们的“差异”所在。

另外，随着不同民族间接触的增加，新型的敌人已不仅仅是处于我们的群体之外、在远隔千里的地方显示其差异的人群，还包括那些处于我们内部的人——我们之中的人。就好比今天的非欧移民。从某种程度上说，他们的行为与我们不尽相同，也说不好我们的语言。在尤维纳利斯的《讽刺诗》里，他们就是狡猾奸诈、厚颜无耻、好色淫荡、有胆子跟朋友的祖母上床的希腊佬。

黑人由于其独特的肤色而成为所有种族的异类。

黑人是丑陋的。敌人必须丑陋，因为只有好人才配拥有美丽（“身心至善”的观点）。

“臭气熏天”。敌人总是散发着臭气的。例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初，某个叫贝里永的作家曾写过一本书，名为《德意志种族的巨大排便量》（一九一五年）。他在该书中称一个普通德国人排出的粪便量比法国人更多，且气味更加难闻。

最臭的莫过于吉卜赛人了，正如龙勃罗梭所说，他们“以腐烂的动物尸体为食”（《犯罪人论》，一八七六年）。另外，在《俄罗斯之恋》中，詹姆斯·邦德的女对手罗莎·克列伯也散发着体臭。她不仅是个苏联人，还是个“蕾丝边”。

很久以来，至少从基督教诞生开始，犹太人就是呲牙裂嘴并且恶臭难当的，他们的典型就是敌基督。因此，他们是基督教的大敌，不光是我们的敌人，也是上帝的敌人。

如果说敌基督将在犹太民族中诞生，那么他的形象就会不可避免地对犹太人造成影响，这一点无论是在世俗排犹主义、宗教排犹主义还是在十九至二十世纪的资产阶级排犹主义中都有所体现

从面容到服饰，犹太人的敌对形象就这样被塑造起来： 他们残杀幼儿，嗜血解渴。这样的形象很早就出现在乔叟的《坎特伯雷故事集》中。书中讲述了一个少年的悲惨经历。这个少年与特伦托的圣西蒙尼诺十分相似，当他唱着“大哉救主之母”经过一个犹太人居住区时，遭到了犹太人的绑架。后来，犹太人割断了少年的喉咙，把尸体扔到井里了事。

犹太人残杀少年、嗜血解渴的习俗有着十分复杂的历史根源。因为在基督教的内部敌人——异教徒——之中，这种习俗也早已存在。

因为社会地位低下而被划入丑人行列的显然还包括流氓惯犯和妓女。不过说到妓女，我们又进入了另一个话题，一个关于性别敌视或性别歧视的话题。自古以来，一直是男性主导社会，书写历史，或一边主导社会一边书写历史，所以女性向来都被描绘成“祸水”。我们可不能被女人天使般的容貌所迷惑，相反，正是由于大多数文学作品中的女性都以温柔美丽的形象出现，民众更感兴趣的杂文世界一直在把女性的形象妖魔化，无论是在古代、中世纪还是现代都是如此。

倘若放荡不羁的乔万尼·薄伽丘（《大鸦》）对女性的评价尚且如此，大家可以想象一个中规中矩的卫道士又会想些什么，写些什么，来维护所谓的“保罗原则”（倘若玩火必自焚，莫若从不知晓肉体的快感）呢？

然而，在现代世界中，女巫们开始集会、举行仪式；开始飞行；开始变身为动物；开始成为社会的公敌，以至于必须受到宗教裁判所的审判，必须被处以火刑。当然，今晚的主题并非讨论“女巫”这一复杂的现象，也并非研究她们是不是在一系列社会危机、西伯利亚萨满教或永恒的邪恶典型影响之下所产生的替罪羊。我们今天在这里所探讨的是一种树敌的模式——这种模式与将邪教教徒及犹太人定性为敌人的过程十分相似。

接下来的几轮迫害是针对麻风病人展开的。卡洛·金兹伯格曾在《夜间历史： 解读安息日》（都灵，伊诺第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第六至八页）中进行如下叙述：一三二一年，法国所有的麻风病人都被烧死了，因为他们曾试图在河水、喷泉和井水中下毒，来毒害全国的民众。“那些女麻风病人承认了罪行，或是主动的，或是迫于酷刑逼供。所有没怀孕的女麻风病人都要被处以火刑。有身孕者要被囚禁起来，直到孩子出生并断奶之后，再被烧死。”

从这段文字中，我们不难看出对传播疫病者处以刑罚的根源。但金兹伯格所描述的迫害还不自觉地体现出另外一点： 麻风病人被与犹太人和撒拉逊人扯到了一块儿。许多年代史学家都曾有过类似的记述，说犹太人是麻风病人的帮凶，因此有许多犹太人也与麻风病人一起被烧死。“当时，无法无天的民众对麻风病人进行就地处决，在完全不通报神父或地方长官的情况下，就直接把他们关在房子里，连同牲口和家具一起统统烧掉。”

有一个麻风病人头目承认曾受到犹太人的金钱诱惑： 那个犹太人曾交给他一些毒药（用人血、尿液、三种草药和神圣的祭品配制而成），毒药被藏在一些袋子里，袋子里还装有重物，以便能够沉入喷泉水池的底部；可授意犹太人这样做的却是格拉纳达的国王，另外一份史料表明巴比伦的苏丹也曾参与阴谋。就这样，三类宿敌瞬间被搅和到了一起： 麻风病人、犹太人和撒拉逊人。至于第四类敌人——异端分子，则是因为一个细节而被卷进来的： 麻风病人在集会时要朝祭品吐唾沫，还要践踏十字架。

晚些时候，女巫们也开始举行类似的仪式了。十四世纪时，出现了最初的针对邪教徒的审判程序手册，如贝尔纳·居伊的《针对邪恶堕落的审讯指导》和尼古拉斯·埃梅里克的《审讯守则》；十五世纪（当时，佛罗伦萨的费奇诺奉科西莫·德·美第奇之命翻译了柏拉图的作品，人们正准备高歌“多么轻松，多么美妙，我们与中世纪告别了”），则出现了约翰尼斯·奈德的《蚁丘》（创作于一四三五至一四三七年之间，一四七三年正式出版），该书第一次谈论了各类现代巫术。

如此看来，敌人是不可或缺的。即使文明在不断进步，敌人的形象也不能被消除。树敌是人类天性的一种需求，就算是性格温和、热爱和平的人也不能免俗。在这种情况下，无非是把敌人的形象从某些人转移到某些自然力量或具有威胁性且必须被战胜的社会因素上。例如： 资本主义的剥削、环境污染、第三世界国家的饥饿问题等。如果说上述树敌行为都“不无道理”，那么正如布莱希特所说，对于不公正现象的仇恨和报复便也会翻转脸面，变成正义。

既然树敌是与生俱来的心理需要，那么在此种需要面前，道德是否就显得软弱无力了呢？我认为，道德的作用并不在于粉饰一个没有敌人的世界，而在于试图理解对方，站在对方的角度进行换位思考。在埃斯库罗斯的笔下，我们看不到对波斯人的仇恨，因为他对波斯人的悲惨遭遇感同身受。恺撒对于高卢人表现出高度的尊重，最多也只是让他们在每次投降时痛哭流涕一番。塔西佗对日耳曼人相当赞赏，说他们体格健美，对于他们的指责也仅限于不讲卫生及怕苦怕累，因为他们无法忍受炎热和干渴。

尝试去理解对方意味着打破陈规，但并不需要否认或消除双方之间的差异。

然而，我们都是现实主义者。如此理解敌人，只有诗人、圣人或叛徒才能做到。我们内心深处的本能则完全是另外一码事。一九六八年，美国出版了一部作者不详的作品： 《来自铁山的秘密报告： 关于和平的可能性与渴望度》（甚至也有人把它记在加尔布雷斯的名下）。显然，这是一篇反战的文章，或者说是一篇充满悲观主义色彩的、认为战争无法避免的文章。发动战争就必定要确立对抗的敌人，因此，战争的不可避免性直接导致了确定及树立敌人的必然性。因此，这篇文章以极为严肃的态度进行了分析，并认为整个美国社会转而趋向和平的态度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因为只有战争才是促使人类社会和谐发展的根基。战争所带来的消耗是调节社会良性发展的阀门： 只有战争才能消耗社会的储备物资，战争是一只飞轮；有了战争，一个群体才会有“国家”意识；如果没有应对战争的经历，一个政府甚至无法确立自身的合法地位；只有战争才能维护不同阶级之间的平衡，才能妥善处置和利用反社会的因素。和平会导致社会的不稳定以及青少年犯罪率的上升；战争则能以最正确的方式疏导各种骚动的社会力量，赋予他们某种“地位”。军队是穷苦之人及被社会边缘化人群的最后希望；只有掌握着生杀大权的战争体系才能驱使社会付出血的代价来换取其他本不依靠战争的产业——如汽车产业——的发展。从生态学的角度来看，战争是解决多余生命体的阀门；如果说直到十九世纪，在战争中死亡的多半还是有价值的社会群体（士兵），留下的却是老弱病残，那么如今的战争体系已能解决这一问题，因为我们可以朝养老中心等地点进行定点轰炸。比起残杀幼儿的宗教仪式、禁欲行为、强制断肢及过度使用死刑等行为，战争能更有效地控制人口的增长……说到底，虽然战争充满了冲突和对抗，但却是一种最为“人性化”的发展艺术。

这么说来，我们应该坚持且加紧树敌的行为。乔治·奥威尔在《一九八四》中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堪称典范的模式。

即使没有《一九八四》中描述的这般疯狂，我们也能意识到人类对于树敌的需要。我们正在见证自身对新移民群体有多害怕。我们把某些非主流的外族个体的特点扩展到整个民族，把罗马尼亚的移民树立成意大利的敌人。对于这个正在经历种族变革、对自我身份的识别感到困惑的社会，移民成了理想的替罪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