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历过二十世纪所有苦难的加缪，追问法律能否代表正义

阿尔贝·加缪无论在其生前生后都始终与误会搏斗。他思考在一个他人与上帝都趋于沉寂的世界里，人和人之间怎样才能彼此理解、相互沟通。在其冷峻而克制的笔下从不添加一点幻觉，没有任何东西失其本身的变得神圣，但恰恰是这片仅属于人的大地上他找到了自己的答案——真诚。

一方面是作为内容的真诚，在他的思想中主人公都有些不善言辞，却在阳光、大海与他人的紧密团结中展现出人的价值。另一方面则是形式的真诚，从1935年至其离世整整二十五年的手记中，他未加掩饰地、以清澈透明的语言勾勒出自己的思考历程，真实再现了其背后整个二十世纪法国知识界的面貌。

近日，三卷本的《加缪手记》由浙江大学出版社·启真馆正式推出中译本。9月3日下午，华东师范大学法语系教授袁筱一、独立书评人云也退两位嘉宾与广大读者共聚“思南文学之家”，畅谈加缪的手记及其思考。

经历过二十世纪所有苦难的加缪

云也退谈起了自己与加缪的结缘，大抵在十九、二十岁的时候他发现有个作家几乎可以解决所有的困惑与精神危机，这正是对青年成长来说最合适的时间。有了加缪的书甚至很多眼前的事可以放在一边，被他吸收到博大的精神世界中去。总的来说，加缪的著作特别全面，包括小说、哲学、政论、戏剧种种；而其本人也很全面，无论是演戏、踢球、社交面上男男女女的关系以及他从中的脱离，可以为他刻画出极为丰富的肖像。每一幅照片都拥有人吸收进去的魅力，甚至在他私人性质的著作出版后，关于他的想象和印象非但没有颠覆，反倒更增添了阐释的空间与生命质素。

在袁筱一教授正式讲演之前，特别地提请读者留意：“五十年前的今天也是傅雷先生离开我们的日子，我作为法国文学翻译的后辈需要向其表达敬意。”傅雷虽然没翻译过加缪，但却在立身行事上有一定相似。加缪最打动人的正是“真诚”。他从具体的人的生存环境到人的思考，经历了其出生直到现在仍然具有价值。加缪和其他的法国作家不太一样，如我们经常把他和萨特并提，后者作为法国人的精神导师，哪怕有一些争议，但其依然名声在外。然而，只有经历了越多的时代才越能理解到加缪的好。加缪在中国的接受同样，可能读者多多少少听过他的名字、读过他的作品，但其影响终究有限。甚至还要多亏罗兰·巴特，以及一些美国理论的研究者，才扩大了加缪的接受度。在袁筱一的印象里，加缪的阅读及接受仍然有一定限制，不在广大读者群中为人热爱和推崇。

《局外人》的第一句话：“今天妈妈死了，也许是昨天，我不知道。”如果非要形容加缪，那么他是一个透明的人，乍一读还有点冷酷。在他的手记中也保留了大量对内心的审问，读来会觉得不免残酷。《局外人》写了一个荒诞之人，看表象认为是他多么冷漠——争议正在于此。袁筱一坚信主人公默尔索其实有十分深层的激情。读者往往要到三十岁以后才能慢慢理解其观点。“如果你也经历过对内心的审问，那么你会与加缪更加亲近。毕竟加缪不仅仅贡献文学，他是经历过二十世纪所有苦难的人。”

同样是《局外人》的第一句话，对于云也退而言却更倾向于思考这种感觉的隔膜是否受到了观念上的束缚。主人公默尔索冷酷却是在讲真话。他鲜有感情的流露，直到被处决也多是异于常态的无动于衷。云也退坦言，这样一个故事，主人公这么酷，不想屈从于别人的要求。你会觉得和他交流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他陈述自己对母亲真实的感情，无法强迫自己变得很悲伤。这种酷使云也退深深迷恋，甘愿接受这样一种局外的感觉。

加缪生长于一个非常贫穷的家庭，他们家有遗传的病史，而母亲要工作养活他们。他母亲本身也是聋哑人，只能读唇语。所以，没有经历过贫穷，可能不会有局外人的感觉。他想写的并不是对母亲的冷漠，只是不想超过事实本身去讲述这些感情。这种想法与其语言一致，正是罗兰·巴特所评价的“零度语言”——我们不能超出存在的所有去讲。浪漫主义那里感情肆意，不断提升语言所能表达的意义。与之相对，加缪却始终在克制地审问自己。他的语言是一切虚幻的剥离。固然我们可以沉浸在虚幻之中，这样更轻松更快乐，去相信一个有真理存在和更美好的世界，其中充斥着有价值的美好情感。加缪并不是反对这些价值，而是理性地思考和面对这些真相。他没有要求所有人都剥离这些幻觉，但是像他这样读书写作的人也无力面对真相的话，那么只能像西西弗斯的命运般受到神的摆布和调戏。理性地自我审问与对幻觉的剥离，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我们应该承担的责任。

加缪在政治问题上有些“天真”

云也退随后将加缪的主题引向了对正义问题的关照上。加缪教导我们撇开一些虚幻的大词，比如在《局外人》中默尔索的父亲是一名法官，当他对一个人作出判决，会感觉到对法官神圣的感觉一下子就没有了。类似地，在《鼠疫》中塔鲁曾亲眼目睹父亲将犯人送上死刑架，目击者只会感觉到法律的残忍和生命剥夺的轻易，从此再无法接受审判席的感觉。任何一个人只要被这种程序消灭了肉体，都会感到诧异。《局外人》出版于1942年，彼时法国沦陷，维希政权勾搭德国人迫害少数民族，特别是犹太人。默尔索对生命的感悟与时代有关，这是一个无法公开表述自我、无声的、被周围环境所孤立起来的人。故事讲述了默尔索平白无故地杀了人，但所有平白无故的背后是灵魂被边缘化、无从表达的人。这里面透漏出加缪巨大的悲悯心——虽然在当时看来有些书生气，凭着执着的真挚树立起反对死刑的理念，这正是知识分子的原则所在。他首先反思是否有人死了，死于某种程序，没有某种东西可以与人因为某种缘故被处死相提并论。

1945年法国从傀儡政权中解放，要求对曾经与纳粹勾搭的人进行肃清，各种人趁机公报私仇。加缪难以接受对人的随意处死，尽管自己是抵抗运动坚定的支持者，但最终他仍毅然在要求赦免亲纳粹派知识分子罗贝尔·布拉齐亚克的请愿书上签名。不是因为他是基督徒或慈悲，而是因为在当前处境下要面对我们共同的人性，提醒我们和他之间其实并没有那么大的差异。

有时我们甚至会觉得加缪在政治问题上有些“天真”，但袁筱一一语中的地点出，实质上他更多是在哲学式地追问“正义是什么，法律能否代表正义？”二十世纪几乎将世界上所有的国家卷入了浩劫，而加缪正是自始至终的亲历者。两次世界大战推翻了人民所有对真理的幻想，但它们仍然不是尽头，随后战火在加缪的出生地阿尔及利亚点燃。这场解放战争具有高度的复杂性，殖民的后果、所有的暴力全部都存在于阿尔及利亚，就后果而言直接导致了戴高乐下台。人类无法逃离劫难，为此加缪只能反对一切暴力。“正义”本身也是与萨特有所分裂的开始，但是今天我们更能够欣赏加缪的态度，民族仇恨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必须去追问其本身如何形成。

加缪抱有对所有人类的状况有着深刻的同情——对具体的人，不对某一种“认为值得高尚的”价值。阿尔及利亚不将加缪认作自己的朋友，仇视武装力量的法国人也不认为他站在自己一边。他没表达自己立场，只是询问为什么会这样？暴力无法解决问题，战争的因素也无法消亡。对于荒诞唯一的办法就是反抗，而反抗要求无论什么情况下要保持理性的思考。加缪的作品是非常简单的，没有太强的故事性，却有非常强烈的激情，里面满含着对所有人的同情。无论在什么处境中，应当去思考与你本质相同的同类怎么想，又对他们负有怎样的责任。加缪正是这样很有力量的一个人。

由此，被抛的生存境遇与不可抗拒的偶然性始终纠缠着加缪。任何一个人都有权质疑自己为何生在这样的家庭和社会中。云也退指出了加缪的敏感之处，“我到底是属于这儿的人还是法国人，父亲去哪儿了？”这些困扰着他的问题，使其心智成为高度感受性的。“荒诞到底是什么意义——我面对处境没有答案和出路，完全是出于偶然我才生在这里。”加缪的作品中会长时间地看到一种悖论式的情感，在贫穷之中找到了幸福感，树立着墙和门的地方被推开了……这是一个生于海边的人天生负有的东西。加缪的文字一直在教导我们去寻找地中海式的宁静和阳光，包括在其遗作《第一人》中可以看到希腊的遗址，孩子在长大后还要像希腊人一样的搏斗。相对地，萨特的《恶心》中荒诞却是到此为止，沉浸在没有希望的表述中。罗昆丁写一篇论文一直没有写完，困在没有未来的境况之中。萨特和加缪当初那么亲近然后却各奔前程，构成了二十世纪的一段笑剧。这种关系内在于法国文学，就像伏尔泰和卢梭、福楼拜和波德莱尔，最终一直延续到他们身上。

加缪塑造的人物并不冷淡，却很有激情

袁筱一教授进而将话题转回到了《加缪手记》的意义上。在手记中作者谈到自己的若干关键词：一部分是普世的经验，包括世界、人（复数的、具体的人）、痛苦，另一半则是阳光、海滩等等。假如我们只是在十九世纪的趣味上，《局外人》可能略显平淡，但其实平淡的情节中蕴含着巨大的激情。默尔索讲到自己是如此地热爱生活，脑海中有对颜色的回忆，有女朋友玛丽的裙子……玛丽一直问他“你爱我吗？”“大概是不爱吧。”默尔索只是不超出真实地去说。当他重新回忆起与生活的密切关系，就会意识到爱不是抽象的词，是活生生的色彩。

阳光，海滩甚至痛苦能够抵挡荒诞。加缪自己对荒诞的解决是一种冲突——人类的呼唤，人总是欲求，不断地问存在的意义。大多数想要一劳永逸，但这会撞到这个世界无理由的沉默上。我们也会感觉到在生活中世界对你的恶意，但其实世界中无法寻得一劳永逸的意义，文学的价值正在此：我要坚持地问下去，必将追寻意义。

宗教，作为一劳永逸的意义是解决办法。当我们选择了唯一的真理，生活可以是很轻松的。然而坚持荒诞的生活方式，一定会很痛苦。他一直在描述这种痛苦，当灾祸不可预见地来临时，亲人全部离开了他，作为活生生的人注定极端痛苦。但即使痛苦，也有不可推卸责任。

退一步说，作为具体生活的人其实完全可以选择宗教，但加缪恰恰没有这样选择。尽管加缪和萨特曾经有过一个短暂交际（或许法国的知识分子群都表现出过某种趋同），但在类似的问题上他和萨特有本质性的不同，也正是因为最终回答的不同才会形成多彩的风貌。在加缪那里，没有一个唯一的真理存在，彼此无法互相说服，而他要试验这种可能性，在此意义上文学和人生抵达了无隙。他笔下的主人公被视作“反英雄的英雄”，在失败之中总有成功。当西西弗斯接因为嘲笑诸神，被罚推石头上山，他只是平静地接受了惩罚，因为我也有同样权利嘲笑诸神，此即是成功。

如果没有读过加缪的哲学随笔，手记可作为很好的进入他的方式。手记类似于日记，更多是记下创作和思考，袁筱一坦言在阅读完加缪的手记获得了意料之外的惊喜。因为罗兰·巴特的缘故加缪常被视作先锋写作的人物，毫不意外其中会出现提到纪德、普鲁斯特，但他同样提到了自己对巴尔扎克的喜好。如果联系其对写作使命的思考就会理解，虽然巴尔扎克文笔不是那么漂亮，甚至粗糙，但不妨碍他成为好的作家。在《局外人》1955年序言中加缪称默尔索是“一个太阳下没有阴影的人，是剥离了所有幻觉的人。”这个形象直接关联着当代人的生存处境，在此意义上会发现加缪和巴尔扎克的共通性。

云也退则进一步介绍了加缪手记的内容，他发现加缪对自我认识的兴趣特别浓厚。他在个人笔记中将与宇宙环境互动的种种火花都记录了下来，阅读那些细腻且朴素的作品会使我们的内心变得敏感。或许手记正是一种适合加缪形成自己风格的体裁。了解他所有作品后再去读手记，加缪内心完整性以及风格的感觉就显著地凸显出来了。《鼠疫》认为世界最大的问题是人们无法用明晰的语言来讲话，使用语言的人对语言并没有意识。语言不是透明的，它隔开了事实，概念和描述的办法不能让听者明白描述的东西是什么。手记中加缪那么专注自身的语言，以致每一句话都是斟酌的。而其他作家的日记，如纪德的有些篇章写得随意，或像毛姆的札记中充满了各式隽永箴言等等。加缪往往只保留下一种触动的感觉，一个“站在玻璃后面，却看不到他的人”的画面。他的著作和契诃夫小说有点接近，未曾不强调戏剧性。云也退特别向读者推荐了在《流放与王国》中一个特别喜欢的短篇——《不贞的妻子》，故事讲述了在北非旅行的一对夫妇，妻子能感觉丈夫的冷漠，也能感觉到沙漠的热情，而不贞的对象正是沙漠。人在这种环境下与一个真实的自我相遇，进而身心感动，灵感勃发。其主旨是如何在一个无声的自然环境下使灵魂得到更新，正是躺在床上也可以完成的个人净化，唯一需要的是丰富的想象力。由此，加缪完成了艺术家审美式地对处境的体察，读来给人很大的享受。

手记也有不同的表达方式。加缪的手记比小说显得更矛盾，常常讲一句话打一个问号，犹豫着是否要下这样一个判断。某些作家的手记有粉饰成分，因为他们自知这些文字终将出版，但加缪的作品却极端坦诚。

他的手记内容可以分成几种类型，一类是就某个问题的思考。比如随便翻开即可看到他关于知识分子的评论，他认为“知识分子是有办法让自己一分为二的人，我很高兴自己能够两者兼具。如果可以合二为一，这就是一个实践上的问题。我瞧不起知识是无法有所怀疑，我宁愿一直睁大眼睛。”又如他关于激情的定义，会帮助我们理解他塑造的人物为何不是冷淡的人，却是很有激情的人。或许萨特尝试构建宏大的体系，但加缪就是一点点酝酿着零星思考，并将所作所为对应。读完手记，或许可以作出一个强判断，加缪不加任何伪饰的是一个真诚的人。

里面还有另一类型，即加缪作品的创作判断。比如大家都认为加缪写《鼠疫》时阿尔及利亚刚好爆发了鼠疫，但手记中发现1942年加缪已经开始了作品构思，不是对1944年、1945年鼠疫真实的描绘。罗兰·巴特就反对《鼠疫》是对纳粹的映射，不能将其完全指认某一种恶劣环境，里面没有非常现实的社会问题，但加缪也不是对社会问题完全不思考的人，如剧本《正义的人》就有具体的映射，只是他并不必然承担写实主义作家的使命。

第三类则是文艺评论。他记录下了对乔托画展的零星思考，不是正规的艺术评论，也不太成体系，但通过他的眼睛会发现他自己的趣味，也会发现他对其他作家的趣味究竟在哪里。

同时，他会捕捉自己灵感闪现的某一瞬间。他往往不用直接思考的方式，只是克制地勾勒一两个画面，但有些画面直接就能以其丰富的内容深挖出一篇小说，如关于女性的思考、人与人关系的思考。或许，手记中寥寥数语记录下的画面正是伟大小说的前身，无论对于加缪还是其他创作者皆可成为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