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张朝林之死在巴黎游行：故乡与异乡之间的法国华人

2016年8月7日，法国时间18时左右，旅法华侨张朝林在巴黎北郊的塞纳·圣丹尼省（Seine-Saint-Denis）的欧贝维利耶（Aubervilliers）市遭遇3名北非裔青年拦路抢劫。张朝林头部受到击打重创，于12日终告不治。8月19日，法国执法当局对本案展开司法调查。29日，警方逮捕了三名嫌疑犯，其中一名成年男子19岁，另外两名未成年人分别年仅16岁和15岁。张朝林辞世后，旅法华侨华人反响强烈，组织了以“反暴力，要安全”为诉求的两次大型游行示威，其中8月21日在案发地的欧贝维利耶市，9月4日在巴黎著名的共和国广场，后者是法国一个十分具有政治色彩的地标地点，人们经常选择这里作为游行的起点，象征着不朽的法兰西精神“自由、平等、博爱”。张朝林袭击案发生以后，法国多家平面媒体（《世界报》《费加罗报》《解放报》等）跟进报道，法国激进的非政府组织“人权联盟”（LDH）甚至称其为“一场种族主义杀戮”。法国，对华人来说，真的是一个“危险”的地方吗？华人在法国，真的会受“歧视”吗？法国华人的生存状态是怎样的？法国华人该如何维护自己的权益，不再受到暴力的威胁呢？笔者将从张朝林的悲剧事件出发，展示在法华人的日常社会生活，力图消弭因为信息不对称造成的误解和偏见，祛魅、重构、思考与和解。

独在异乡为异客

“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唐·王维·《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

有一句戏谑的话流传很广：“有人的地方就有中国人。”这话恐怕是真的，根据笔者有限的人生经历来看，从泰晤士河边到巴黎铁塔之下，从布拉格广场到阿姆斯特丹港口，从阿尔卑斯雪山到国王湖畔天鹅堡，你总能找到made in China的商品，贩卖大锅菜的中式简餐馆，操着天南海北方言的华人。如果去巴黎几个知名的华人街区走一走，比如13区、3区、美丽城，你就会发现井然有序的街区文化中，已经深入城市肌理的华夏人间烟火。

没错，我们是一个庞大的群体，我们同样还有一个身份——异乡客。中国人移民法国已有近200年的历史。法国国家统计局2009年数据指出，法国华人数量在80万至100万之间，其中大部分是东南亚移民和中国浙江、广东移民。根据2008年年初法新社报道，在法华人大半集中在大巴黎区，来自浙江的中国移民约占60%-70%。以大巴黎为例，在法华人（除游客、因公出差者外）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1）    留学生：这一群体的特点是年轻、学历较高、语言能力较好、适应性较强，法国的高等学府一般不提供住宿，学生可以选择申请“大学城”之类的集体住宿，也可以选择自行租房，因此法国高校的同学关系比中国更“松散”，个人对生活圈子的自主选择很大。对年轻的学子们来说，独自离家的乡愁是最大的挑战之一。

（2）    在法工作者：这一类的人群涵盖面很广，从企业高层白领，到街头巷尾的个体商贩，还包括了大量的自由职业者（导游、翻译、设计师等等）。这些人持有工作签证，语言能力较强，具有较丰富的法国社会经验。裁缝张朝林应该正属于这一类。他们在一定程度上融入了法国的社会，但是在一些文化碰撞的地方难免也会发生龃龉。

（3）    打黑工者：这一类人群数量难以统计，从美丽城街头的“站街女”，到一句法语也不会说的力工，这些“黑力工”由统一的中介机构带出国，安排食宿和工作，同时“公司”要抽取一半以上的薪酬，因为不会说法语，如果没有“公司”，他们将无法在法国生存。他们没有社会保险，只是想着赚一些钱就回去了，只希望在法的几年内不生大病。他们像浮萍，从来不属于法国，来也匆匆，去也匆匆。

尽管有很多生活在巴黎的华人戏称自己“老巴黎”，但是真正能做到与法国文化“水乳交融”的人并不太多。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经常能够碰到一些沟壑——当然，有的时候这些“沟壑”仅仅是出于我们自己的想象。另外一个重要的方面是，无论我们多么认同法国的文化，却总是很难舍弃作为“中国人”的一部分，更无法顺畅地完成中法文化之间不同思维逻辑的转换——包括语言、审美、价值观——这也是为什么有些华人在法国生活得磕磕绊绊但回国之后依然不太“适应”。移民的二代、三代对法国的归属感会更强烈，当然这是另外的故事了。

汉儿尽作胡儿语？

“汉儿尽作胡儿语”（唐·司空图·《河湟有感》）——文化融入与选择性吸纳

今年里约奥运会，法国体操解说托马斯·博艾（Thomas Bouhail） “祸从口出”，因为他戏称亚洲男性体操运动员为“小皮卡丘”，在网络上引起“众怒”。法国广电总局决定就此展开调查，法国电视台也为此发表声明称：“我们为解说内容感到遗憾。也理解观众的投诉，会对此进行详细的内部调查。”

“小皮卡丘”到底意味着什么？这似乎是个可大可小的问题。我们可以大度地原谅博艾的“无心之失”，或许他正是一个Pokémon游戏的深度上瘾者；我们也可以上纲上线，从黄皮的皮卡丘出发，扣上一大顶“种族歧视”的帽子。长久以来，“种族歧视”对我们来说都似乎很遥远，“胡儿”、“夷狄”、“鞑虏”字眼，五千年来没有人觉得有什么不妥。的确，“种族歧视”及其背后的一整套“政治正确”逻辑是从西方发展来的，其根源可以追溯到殖民时代非洲黑人兄弟的民族血泪史。美国的南北战争后，欧洲也经历了“犹太人大屠杀”、“亚美尼亚大屠杀”的血腥黑暗年代，因此在欧美，人们格外警惕种族歧视卷土重来。而这一切并没有在远东世界发生。然而，对身处法国社会的华人来说，这根脆弱的神经似乎格外敏感——我们可以主动和法国社会保持距离，但是法国人不能主动来划这样一条线。“政治正确”是一条弹性十足的绳索，约束的正是作为人类劣根性之一的“偏见”。不管怎么说，熟练运用本土化的规则、话语亦是在法华人的一种融入性的实践——很奇妙的是，通过感受到“被歧视”和“被区隔”，我们反而被进一步卷入到法国文化之中。

整体而言，法国的华人世界和本土社会依然处于一种彼此“雾里看花”的状态。对大部分法国人来说，中国（或远东）是一个遥远的、由诸多意象拼凑起来的迷雾大陆。华人之于大部分法国人，依然有一定的神秘色彩，整体上，华人勤奋、沉默、内敛，有些小狡黠，但更多的是害羞，不愿意“放开”。在普通法国人眼里，亚洲就像华丽贵族礼帽上的一片轻盈的羽毛，只是一种生活小情调。

在法国工作、生活的大量华人为法国社会注入了多元的文化，而法国社会对这些文化的吸纳却是有选择性的。他们轻松地接受了皮卡丘和寿司拉面，接受了筷子和新年饺子，但也许永远不会理解中国传统家族中浓稠的血缘关系，也不理解“剩男”、“剩女”内心的焦虑。更令华人哭笑不得的是，法国人对中国文化还存在种种误解，有时候，我们发现自己虽然能说流利的法语，却很难向法国人解释清楚，就好比我们很难用汉语跟家人透彻地解释法国的文化一样。这些游离在语言之外的文化元素，汇成了一条华人们依然需要奋力渡过的巨流河。

墙外行人，墙里佳人笑

“墙外行人，墙里佳人笑”（宋·苏轼·《蝶恋花》）——没有围墙的文化区隔

张朝林遇难的欧市，可算是笔者在法若干年来去过的最“凶险”的地方。去年11月恐袭后的一个晚上，法国哲学大家巴迪欧在该市的公共剧院办了一场关于现代性和恐怖主义的讲座。公共剧院隶属于国家戏剧中心，从1972年开始，依据法律，一些剧院迁出巴黎实现“剧院下放”。说是“文化下乡”也好，“以文明感染野蛮”也好，那夜笔者独自走在灯光昏暗的破落街道，耳边是各种流里流气的“你好~”的调笑声，只觉汗毛直竖。但欧市也曾有过它的辉煌：早在大革命时期、拿破仑战争时期这里就是法国人与普鲁士人的一线战场；工业革命时期，欧市因为距离巴黎较近，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十九世纪末，在全球工业化的浪潮下，欧洲各地的人们纷纷来到这里工作生活。时至今日，移民传统依然得到了保持，1999年的一份统计表明，欧市的居民只有63.2%出生于法国本土，其余36.8%则出生于法国本土以外，其中非欧盟国家的移民占了25.9%。欧贝维利耶——从一座光荣伟大的工业城市到令人闻之色变的“虎穴龙潭”，背后的原因有工业的衰落，有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剧烈转型，有宗教冲突等等，积重难返，令人唏嘘不已。

在巴黎，似乎恣意生长着各种看不见的、名为“文化区隔”的墙，将这座城市分割为特色鲜明的一块又一块：比如巴黎北站附近坐落着印度人聚居区，南部的书瓦西门附近一带则被中国人渐渐填满，在卢浮宫、巴黎歌剧院附近，则是日韩人民的“总部”，犹太人集中在玛黑区，老派的法国富人住在十六区——推开窗即可见埃菲尔铁塔的地方。《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的作者简·雅各布认为，无论从经济角度，还是从社会角度来看，城市都需要尽可能错综复杂并且相互支持功用的多样性，所谓“多样性是大城市的天性”。对巴黎来说，“多样性”是毋庸置疑的，然而却总是有“墙里墙外”的感觉。当然，毕竟巴黎市的整体规划进行得很早，在十九世纪中期，时任巴黎市长的奥斯曼在规划巴黎的时候恐怕没有想到这些“看不见的墙”，也许这就是“国际大都市”的必然形态。

张朝林的悲剧背后，还隐藏着“青年亚文化”的问题。在法国的社会越轨行为中，青少年占有不小的比例。此外，这两年在法国发生的几次恐怖袭击，作案人的年纪都在二三十岁左右。青少年在街头、公共场所“hang out”是法国很有特色的一种亚文化，但一旦这些孩子走上了激进道路，就是另外一个冷酷的故事了。去年11月的巴黎恐怖袭击事件，有几位袭击者都来是自布鲁塞尔著名的莫伦贝克的街头青年，这个街区也被称作“欧洲的圣战中心”。这对浸淫于传统中国文化的人们来说可能有些难以理解，这些越轨的孩子，他们的家庭角色似乎是缺失的，另一方面，学校对他们的教育似乎也不是很成功。在“要安全，反暴力”的口号背后，预防青年的激进化，是一个应该被政府和社会重视的议题。

人人都向往巴黎，她是世界驰名的“浪漫之都”、文化圣地，有她神采飞扬、光鲜亮丽的一面，她也是巴黎人朝夕相对的日常与家园，有阡陌交通的嘈杂，有鸡犬相闻的炊烟；然而，这座城市也正像张爱玲笔下的生活，如一袭华美的袍，爬满的不是蚤子，而是一簇簇跳动的黑色火焰。

如蛮如髦，我是用忧

“如蛮如髦，我是用忧”（《诗经·小雅·角弓》）——令人风声鹤唳的“北非裔”

华人移民和北非裔移民是欧市的两大移民群体（这个街区消费较低、房价便宜）。张朝林遇难后，“北非裔”再一次地被推到风口浪尖，从恐怖袭击到街头暴力，“北非裔”似乎成了一种原罪。而且，“北非裔”的暴徒似乎对在法华人态度格外“恶劣”，根据《巴黎人报》的报道，仅在今年上半年，欧市记录在案的遭受暴力抢劫的华人人数就从2015年的35次上升到105次。在欧市所有的抢劫案件中，专门针对华人的比例从去年的7%上升到16%。另一方面，对大部分北非裔的移民来说，接二连三危害公共安全的恐怖、暴力事件带来的污名化让他们的地位变得很尴尬，连带着法国的穆斯林群体都处于一种微妙的生存状态之中。需强调的一点是，对中国人来说，“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是很自然的逻辑，但在法国文化中，“北非裔”移民不是“外人”，而是在法国出生、受到法国文化教育和熏陶的法国公民。“淡化原籍”是一种绝对的政治正确，因此法国政府也一直不愿意承认“北非裔”（本质上还是法国人）对华人的针对性敌视。比起简单地归咎于宗教问题、文化问题，法国学者（尤其是左派学者）更愿意去批判法国社会对移民后代的“同化”的失败。

“如蛮如髦，我是用忧”出自《诗经·小雅·鱼藻之什·角弓》，大意是“小人愚昧如蛮夷，我为此事心忧愁”。这句话来形容经历过多次恐怖袭击，遭遇过多次暴力侵犯的华人群体来说，再合适不过——但正如某些“北非裔”对华人“都有钱”的误解一样，华人对北非裔的了解恐怕也只是皮毛。的确，这是两个基本上毫无相似之处的群体：从宗教、家庭观到传统文化、饮食。笔者认为，华人群体和北非裔移民群体另一个截然相反的特征是，华人群体对“文化融入”的需求程度不高，因此也没有后者那样多的“焦虑感”。

2015年1月，法国《查理周刊》遭遇恐怖袭击，斯洛文尼亚著名左派学者齐泽克撰写评论，他认为，恐怖主义滋生的基础来自于文化融入的不完全导致的焦虑感。他指出，在强势的西方文化和保守的伊斯兰文化发生碰撞的时候，真正坚定的原教旨主义者不会感到焦虑，对西方文化全盘接受的认同者亦不会感到焦虑，而正是那些内心对西方文化有向往并认同其强大，又害怕承认的焦虑者，更容易走上偏激之路：他们内心的无力感扭曲为一种对西方社会将宗教“世俗化”（la laïcisation）的愤怒，这种绝望最终导致他们“毁灭世界”的倾向。我们同样可以从这种认同的“焦虑感”出发来解释“北非裔”青年的焦虑问题。当然，必须强调的是，要谨慎地把伊斯兰教当作一种标签来定义“北非裔”。不管怎么说，“北非裔”青年的暴力越轨行为总可以称得上是社会整合的失败——不管这种整合在多大程度上与宗教有关。与之相比，华人移民及其后代则较少遇到这样的问题，一代移民倾向于认同中国文化，二代移民倾向于认同法国文化——从故乡，到异乡，他们都没有遇到“世俗化”带来的认同焦虑感。

无论如何，面对积重难返、矛盾重重的法国社会，作为个体来说，我们能做的很有限，尽管如此，为了更安全、更舒适的异乡生活，我们总应该做些什么。

我辈岂是蓬蒿人

“我辈岂是蓬蒿人”（唐·李白·《南陵别儿童入京》）——Stand up, Speak up, Big up

张朝林的遇难，简单说来是一个三方博弈的过程：一方是在法华人，一方是北非裔移民，一方是法国政府。华人的主要诉求是安居乐业，北非裔的诉求更复杂，除了安居乐业之外还有宗教自由、种族平等等等，作为法国政府，当然希望大家能“和谐相处”。然而，北非裔青年生长坏境恶劣，很大程度上是城市规划失败和文化融入不彻底造成的，是个最早可以追溯到法国殖民时代的“历史遗留问题”，在这一点上，法国政府难辞其咎。另外，虽然华人习惯了沉默不反抗，但老祖宗还留下“入乡随俗”的人生智慧，想要拥有更多的话语权，就必须适应当地的游戏规则，这也是在法华人未来的维权出路。我们的努力一定会得到回应，就在9月4日的共和国广场，相关部门在5万多参加反暴力游行的法国华人面前表示，加装监控摄像的工作将马上开始，而法国“上层”也终于在公共场合大方承认了法国存在针对华人的歧视问题。巴黎大区议会主席佩雷克斯发言表示：有的偏见认为，法国华人和中国游客有钱又怯懦，所以就要抢劫他们，我拒绝这样的想法，这不是我们的巴黎，这也不是我们的共和国。

张朝林遇难，激发了两方面的反应，其一是法国政府对治安问题的重视，其二是在法华人对自身利益的积极诉求。作为在法华人，我们需要改变思路，真正成为法国社会的一分子，更积极地参与公共事务，努力工作，同时积极争取更多的话语权。愿伴随着张朝林的葬礼，一起埋葬的是我们曾习以为常的沉默，以及肆无忌惮的街头暴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