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考古记｜城镇遗址与宗教遗迹里的宋元明清

前不久，在第三届中国考古学大会举行期间，宋辽金元明清考古专业委员会分组研讨在三门峡市文博城仰韶厅举行。此次大会，宋辽金元明清考古专业委员会共收到了18篇研究论文或提纲，其中14位学者分别通过线下或线上发言的方式奉献了精彩的学术演讲。研究议题主要涉及这一时期的城镇与重要遗址的发现与研究，陵墓的发现与研究，手工业、丝绸之路及宗教遗迹的发现与研究三个方面，现综述如下。

一、城镇及重要遗址的考古发掘与研究

近年来，辽金考古领域有不少重要新发现，辽代都城考古也取得了很大进展。辽上京遗址由皇城和汉城组成，辽上京考古队围绕辽上京皇城遗址进行了长期有计划的科学发掘，对辽上京的认识有了突破性的进展。本次研讨会上，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董新林、汪盈介绍了辽上京西山坡佛寺遗址考古新发现，并指出这是一处辽代始建、金代沿用的皇家寺院。通过精耕细作和关键性解剖的考古发掘，已经初步明确了以塔为中心的北院和以殿为中心的南院的布局和沿革情况，进而较为全面地认识了西山坡佛寺遗址的形制布局和规模体量。

辽上京皇城西山坡佛寺遗址

辽上京皇城西山坡佛寺遗址出土文物

临安是南宋的都城，浙江大学城市学院考古系杜正贤以考古发现为中心，结合文献记载分析认为临安城的布局特色有三：一是“道法自然”，临安城的布局尊重当地自然地理特征，采用河路并行体系；二是“风气开放”，“左祖右社”的礼制规范被打破，并且皇后宅位于皇城外；三是“理念先进”，临安的城市规划中，显现出将城区按照不同的功能划分的超前意识。

近年来，吉林大学等单位组成联合考古队对吉林乾安县查干湖西南岸区域遗址群进了调查和发掘，吉林大学考古学院吴敬介绍了2018年对该遗址群居中位置的藏字区遗址的发掘收获。藏字区遗址与乾安县花敖泡东南侧的后鸣字区遗址具有基本相同的使用年代，均以金代遗存更为丰富，而且都发现了与辽代春捺钵活动有关的蛛丝马迹。该遗址群虽然没有发现直接的证据证明其性质，但是综合遗址群的总体面貌和多年的调查发掘，吴敬认为这是目前所见遗存年代和遗迹属性与辽金春捺钵最为接近的遗址。

吉林安图宝马城遗址出土文物

吉林安图宝马城遗址是金代长白山祠庙遗址，经过数年的考古勘探工作显示，宝马城遗址的主体为长方形外墙环绕的封闭单元，墙内中部偏北为一处以工字殿为中心的回廊院落。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王子奇对其反映祠庙格局进行了比较分析，认为祠庙营建与这一时期金王朝的礼制建设密切相关，其主体格局与中原岳庙、济渎庙有很多相似之处，当是有所渊源。王子奇还对遗址进行了营造尺度复原研究，并折算出垣墙尺度为350×425尺，进一步研究认为祠庙以方二点五丈的网格对平面格局进行规划设计和模数控制。

与会学者发言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韩建华通过文献史料和考古成果，以徽宗朝的宫皇城形制为基础，对西京洛阳城的殿阁基址展开了研究。韩建华指出，范围上，殿阁基址的范围向北突破了隋唐洛阳城宫城北墙，向西突破了宫城大内的西墙；布局上，东疏西密，以宫城太极殿东西廊为界遵守原有的宫城轴线布局，但东西廊之间的空间规模缩小很多；等级上，以太极殿基址为代表的工字殿在殿阁基址中的等级最高，基础作法也是区别建筑等级的重要标志。在此基础上，韩建华还通过考古发掘的北宋西京殿阁基址，尝试对其基址的结构及营建进行复原，并将考古发掘的基址与《营造法式》进行了对比研究，以了解徽宗时期的官式工程营建的工序与管理。

学术研讨会现场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近年来对明中都展开了有计划的考古工作，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王志在梳理以往学术界认识的基础上，结合新的考古工作从考古学视野对明中都罢建原因进行了再探讨。王志提出，明中都罢建是多方面综合起来造成的结果，但其中洪武四年接手重建的李善长难辞其咎，缺乏工程经验，致使工程进度严重滞缓，且违背朱元璋意愿，更涉嫌虚报进度和工程标准。王志认为明中都罢建政治影响深远，也为淮西派将领的命运埋下伏笔。

二、陵墓的考古发现与研究

陵墓是考古学研究的主要对象之一，本次研讨中既有宋元时期陵墓考古的新发现，也有对既往研究的重新检讨和深化研究。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刘未对巩义北宋皇陵西村陵区的后陵位次进行了再检讨。他将西村陵区地表遗迹旧貌与现状两相比较，并仔细辨析文献中关于后陵安葬情况的记载，再结合五音姓利说对宋陵布局的影响，认为《北宋皇陵》报告中推定的后陵位次实际存有很大的疑问。他结合五音姓利说影响下的宋陵布局规律及地面石刻，认为永安陵西北第一至四塚全部为其陪葬后陵，自东南向西北依次为：太祖孝明王皇后陵、太祖孝惠贺皇后陵、太宗懿德符皇后陵、太宗淑德尹皇后陵。

巩义北宋皇陵石兽

近年在辽宁省北镇市富屯街道新立遗址北部发掘出一组大型廊院建筑，紧邻廊院建筑发现了两座大型墓葬。湖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万雄飞介绍了发掘情况，廊院遗址由正殿、殿门和廊庑围合而成，出土瓦件绝大多数为绿琉璃质，还出土了铺地花斑石、汉字玉册与契丹小字玉册等高等级遗物，证实是一座辽代高等级廊院建筑。万雄飞结合文献和以往对辽庆陵的考古工作，认为该廊院遗址即辽乾陵的陵庙遗址，在辽代称为“玉殿”，并认为其建筑形制的渊源与唐代真言密宗殿堂或有关联。

2021年济南市考古研究院在济南东郊对一处元代郭氏家族墓地进行了考古发掘。济南市考古研究院郭俊峰介绍了发掘新收获，共发掘墓葬共12座，墓葬规模较大，均为南北向。其中，11座为砖雕壁画墓，1座为石室墓，均由墓道、墓门、甬道、墓室等部分组成。7座墓中发现有纪年文字，年代最早为泰定三年（公元1326年），最晚为至正年间（1341-1368年）。这批墓葬是山东地区已知规模最大的元代砖雕壁画墓群，本次发掘的纪年墓数量较多，在山东地区元代墓葬中尚数首次，前后双室且纪年明确的元代砖雕壁画墓在山东地区也是首次发现。

明朝实行皇子分封建藩制，遗留下大量的亲王及其他宗室成员墓葬。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刘毅对这些藩王陵墓制度特征进行了梳理分析，指出无论是地面建筑还是玄宫（墓室），各地明代藩王陵墓都不是整齐划一的模式，但它们也存在着突出的时代共性特征和身份等级象征的一致性。各地明代亲王陵园的具体营造规制并不完全相同，宫门、享殿、封土是各藩王陵园都具备的基本要素，在整体平面布局上和皇陵一样也是模拟宫殿或宗庙的“前朝后寝”之制。各藩王陵墓玄宫制度五花八门，其差异性远远超过陵园平面布局；但共同的核心营造理念，应该是模拟王府。总体看来，各藩府自成体系的案例居多。藩王墓的随葬品大多丰厚，其中既有等级礼仪表达所需的明器，也有一些是传承自唐宋或更早的民俗类葬仪用品，还有大量的实用器。除实用器外，其他类别的随葬品大都出现了走向衰退的征兆。

三、手工业、丝绸之路及宗教遗迹的考古发现与研究

手工业考古是考古学研究的重要门类，宋辽金元明清时期尤其以陶瓷考古最为重要。以此为中心，不少学者对陶瓷贸易和海上丝绸之路也展开了综合研究。此外，宗教考古历来也是宋元考古研究的重要对象，近年也有不少重要新发现。

白釉刻花鸡冠壶 辽 故宫博物院藏

鸡冠壶是辽代一种常见的器物，也是辽代瓷器研究的重点对象，以往已积累不少先行研究。目前，关于鸡冠壶的演变规律的认识基本趋同，总体上都将鸡冠壶分为两个系统，一为穿孔系统，一为提梁系统，并在此基础上探讨其分期。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杭侃对鸡冠壶进行了再研究，重点分析了前述两个系统的壶是否可以在同一个器物名称下命名，及两个系统的壶是实用器还是明器展开了反思。杭侃进一步指出，考古学对器物演变的研究，应重视演变过程是循序渐进的，还是存在着突然出现的情况？换言之，即应注意是否存在器物的“插播”现象。

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朱存世、柴平平介绍了宁夏贺兰山苏峪口瓷窑址的考古新收获。贺兰山苏峪口瓷窑址揭露出以马蹄形半倒焰馒头窑窑炉为中心的丰富的作坊遗迹，出土了大量各种类型的高质量精细白瓷。通过这次发掘，揭示了宁夏地区一个全新的窑业类型，产品均为不施化妆土的精细白瓷，典型器物包括花口瓜棱罐、垂腹执壶等，基本不见纹饰装饰，与灵武窑区别巨大，发掘者提出可以称为贺兰窑。发掘者认为其发现为西夏宫廷用瓷找到了烧造地，该窑址可能具有西夏“官窑”的性质。

青花压手杯（花心） 明永乐 故宫博物院藏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秦大树以出土中国瓷器为中心，对16世纪印度洋的海上贸易进行了综合研究。秦大树指出从15世纪后期的明中期开始，中国在官府严格的海禁政策下开始形成了走私贸易体系，到15、16世纪之交的时候已经十分成熟，形成了几个特点。第一，景德镇青花瓷约在16世纪初完全取代了龙泉窑青瓷，景德镇青花瓷成为外销的主流产品；第二，15世纪在东南亚海域形成的中国与东南亚（越南、泰国）瓷器产品的竞争，到16世纪初基本结束，中国完胜；第三，形成了畅达的中国经过中南半岛到西亚、中东的贸易路线，并以这条路线为主，形成了一类具有伊斯兰特征的器物和纹饰，明显有别于东亚、非洲发现的中国瓷器。秦大树进一步指出当时应该有两条环球贸易路线，一条是阿拉伯商人主导的到中国到中东再经陆路到欧洲的路线；另一条是葡萄牙人运行的经好望角的环球贸易路线。

宁波市文化遗产管理研究院罗鹏介绍了宁波天童禅寺周边塔院考古调查与发掘工作的新收获。调查发现了卢家岙、老普同、新庵等古塔院，清理出了北宋至民国时期大批卵塔石构件。其中，13座塔可以确定禅师身份，2座卵塔可复原完整；其中北宋完整卵塔结构自下而上分为须弥基座、覆莲座、柱身、中台（仰覆莲座）、塔身五部分。通过调查，弄清了天童禅寺塔院布局和塔院内禅师塔分布位置，确认了禅师塔形制为“卵塔”，即文献记载的“无缝塔”。在此基础上，对塔院历史沿革和卵塔排布规律、禅师安葬方式及塔下地宫的形制进行了初步总结。

学术研讨会现场

与会学者发言现场

每组研讨结束后，与会学者都围绕发言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和充分的交流。会议最后，由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副院长、博物馆馆长刘毅教授做学术总结。这次分组研讨，既有考古新发现，也有深入展开的新研究，涵盖的考古遗存类型丰富。考古新发掘既体现出新的理念、方法，也展现出考古技术的高水平。综合研究既有对以往研究材料、研究思路的检讨，也有跨学科的综合研究。本次研讨体现出了未来宋元考古发展的新趋势和广阔前景，也搭建了良好的学术交流平台，为推动宋元考古的研究和发展起到了积极的重要作用。

（本文原标题为《第三届中国考古学大会宋辽金元明清考古专业委员会学术研讨综述》，全文原刊于社科院考古所中国考古网，澎湃新闻转刊时有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