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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猎于吴:中日韩三国学者如何思考三国时代?

周遊(南京大学文学院博士生)
2016-09-05 17:44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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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幼时读《曹操集》,很欣赏其中的《与孙权书》:“近者奉辞伐罪,旄麾南指,刘琮束手。今治水军八十万众,方与将军会猎于吴。”寥寥数句,轻描淡写中掩饰不了曹操一贯的张扬。“会猎于吴”,更是将大战描绘得如同一场愉快的游戏。2016年8月27、28两日,中日韩三国的学者齐聚吴之故都南京,举行了“三国志曼陀罗:三国时代的思想、学术与文学”的国际学术工作坊。学者们谈学论文,亦仿佛一场智慧上的“会猎于吴”。
工作坊开幕式

此次会议除了会议论文值得我们学习外,更值得我们思考的是评议环节中老师们提出的种种问题,这也是大家在学术研究中可能会碰到的带有普遍性的一些问题。下面就简述一下令我印象较为深刻的A组、B组和D组的4篇报告。

A组由上海师范大学哲学学院石立善教授主持。第一位发表人是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的孙少华副研究员,题为《“拟作传统”与“文学”缺席——郤正〈释讥〉的文体考察与文学史定位》。《释讥》是郤正模拟崔骃《达旨》之作,与扬雄《解嘲》、东方朔《答客难》等名文属于同一文学谱系。但对《释讥》的句式与韵部进行细致考察后,他指出该文与同类作品相比,四六句式数量更多,也更加工整,为南朝骈体文的产生道夫先路。因而《释讥》虽然与《达旨》主题相类,文体形式则承袭蔡邕《释诲》,是汉赋向骈文过渡的代表作品,兼具赋、文的双重文体特征。具有如此意义的作品在以往的文学史中却是“缺席”的,孙少华认为原因一方面在于建安文学的辉煌遮蔽了吴、蜀文学的成就,另外,《释讥》的文体不清、郤正的贰臣身份都妨碍了文学史对其应有的关注。来自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的永田知之副教授对这篇论文进行了评议,并提出三国文学对后世唐宋文学有何影响、陈寿破例将《释讥》全文收入郤正本传与传统历史书写有何关系两个问题供大家讨论。

B组由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的韩国学者郑墡谟先生担任主持人。中国人民大学的徐建委先生报告了题为《文本的衍变:〈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辨证》的论文。文章涉及到钞本时代文本内容的不确定性。对于钞本的研究其中涉及的变量太多,其实往往很难得出所谓“科学”的,或者“准确”的结论。评议人顾涛先生认为,从事先唐时期的钞本研究,我们如果沿着一条思路去寻找材料,往往可以形成一个能自圆其说的观点;但另一个学者可以从完全相反的角度着手,材料也能支持他在这个方向上取得成功。这两人的结论有可能截然不同,但却无法判断谁对谁错。即便我们不去研究先唐文献,另一个问题也同样值得我们思考:既然先唐文本充满不确定性,那么我们有没有必要重新反思清人整理古籍的成果,考虑他们的整理结果是否合理呢?如果不加反思就使用清人的整理本,那么我们的研究结论在多大程度上是可信的呢?

D组报告由来自大东文化大学文学部的小尾孝夫先生担任主持人,第一位报告人是南京大学的童岭先生,童先生戏称他的这篇文章研究对象就是张伯伟先生开幕致辞中所说的“长头发”的人,其题目是《“皇后敬父礼”之郑玄、邴原驳议考——以汉伏皇后、晋褚太后为例的经学研究》。此问题涉及家礼的研究,是解明中古时代特质的重要入口,但目前受到的关注度显然还不够。童先生详细地讨论了郑玄、邴原关于伏皇后敬父礼的争论,并将这类故事对东晋时代影响作了阐释——此类汉末故事是东晋朝廷关于褚太后敬父礼争论中的重要援引材料。童先生在分析两次皇后敬父礼争论时,对于政治因素的参与与否做了非常审慎的考虑,他认为第一次争论是较为纯粹的学术论争,其中并未掺入过多的政治因素;而第二次论争则反映了当时士族和政治的关系。关于这二者区别的判断可谓发人深省。评议人仇鹿鸣先生认为学术史和政治史的关系很复杂,很多时候大家在讨论学术派别和当时的政治关系时容易做一个危险的比附:即一个人讨论具体话题的学术立场往往和他的政治立场是相联系的。其实这种联系是非常微妙的,并非简单的对应关系。仇先生觉得我们在研究这类问题时如何发覆其中的微言大义而又不陷入简单的比附牵连是值得思考的。在这一点上,他认为童先生这篇文章分寸感很好。

第二位报告人是来自东京大学附属图书馆的成田健太郎先生,其报告题目是《三国时期能书记事的来源探讨》。对于那些被考证为不可靠的材料,成田先生并没有弃之不顾,他认为它们作为信史的资格虽然被剥夺了,但是可以从研究不同时代书法风尚的角度加以利用。此外,他将“能书”分为人、学、事三者分别讨论,突破了前人的探讨领域,既有创意,又条理清晰。评议人冯翠儿老师评价文章内容时,提到了书法理论中的重要的词汇,如“法”的涵义非常丰富,不同人使用时的侧重点亦有不同,对于这类概念的使用尤其需要小心辩证。她同时也提到了书法、诗歌这类实践性较强的活动,在研究之余如果能够参与创作,体会是单纯接触文献所不能获得的,这对于今天的青年学者亦有启发。值得一提的是,发表人和评议人都在今年出版了他们中古书道的大作(成田健太郎,《中国中古の书学理论》,京都大学学术出版会,2016.3;冯翠儿,《汉魏六朝书法理论与文学理论关系探微》,凤凰出版社,2016.3)。

论文分组报告后有一个圆桌讨论的环节,由中国人民大学的徐建委先生和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的古胜隆一先生主持。古胜先生提出了一个有意思的现象:“经学方面的研究,中国大陆、中国台湾、日本有明显的不同。日本是中哲方面的学者研究经学较多,台湾的经学研究主要是中文系学者参与较多,大陆则主要是历史系在关注经学。”不过古胜先生又发现这次参会的大陆青年学者中,中文系关注经学的学者也多了。接着话题便过渡到是应该加强人文各学科之间的渗透,消除学科间的鸿沟,还是应该保持好文学本位、史学本位?这是个非常重要的老话题,早在十九世纪末就是史学界常探讨的话题。当时史学界面对自然科学对其方法“非科学”的质疑,急于要重建自己学科的学术自信,于是在反思中加深了对于学科边界的限定。法国年鉴学派的代表人物布洛赫(Marc Bloch)在《史家的技艺》中便不断重申史学何以为史学。但随着学科间不断互相影响,史学界亦有人主张打破学科壁垒。1964年史华慈(Benjamin I. Schwartz)就在《亚洲研究》发表过著名论文《学科拜物教》(The fetish of discipline),提醒学术界学术研究不能自我固化在已有的学科畛域或学术范式之内。本次学术会议参与者有中文系有历史系,而报告的题目包含思想、学术和文学,其实也在一定程度上回应了这一话题,现在的研究已经越来越不可能、也不必局限在一个学科之内了。

本次会议上,大家各抒己见,在“曼陀罗”的密修坛城中,在激烈的思想碰撞中,大家都收获了属于自己的“猎物”,同时会上提出的许多问题也会促使大家不断反思和深化各自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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