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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论|从仿制迈向创新,中国新药研发需拓宽思路解决瓶颈问题

丁胜
2021-11-05 17:53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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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15年深化医疗改革以来,中国医药行业可以说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过去3至5年中,中国在创新药物的研制方面经历了从仿制药到开始真正做创新药的转变过程,逐渐迈入“黄金发展期”。

2020年,中国一共批准了14款创新药,其中有10个国产1类新药。与此同时,中国创新药在license-in(编者注:授权引进)和license-out(授权他人)的交易量都实现快速增长。随着企业研发能力提升,不少“立足中国,放眼世界”的中国创新药企业正在出现,在一些前沿靶点领域,他们研发的新药可以引领世界。

可以看到,中国的药物研发从最早的以市场为导向逐渐回归到以患者为导向,从全面仿制到全面创新。随着国家机制体制改革,对科技创新和基础研究领域的重视,以及人才培养引进体系的优化,中国医药行业正披荆斩棘,加速发展。

行业快速发展,从仿制药向真正创新药过渡

在2011年以前,鉴于当时新药审批环境和市场需求,中国药企的研发主要聚焦仿制药,起初主要是不经一致性评价的低端仿制药,2015年药监改革开始以后,转向需要经过一致性评价的高端仿制药。仿制药以低廉的价格,满足了广大患者的用药需求,它的研发是必要的。

而在过去5-10年期间,中国对创新药领域的投入大幅增加,其中,Me too类药品的数量居多、增长最显著。

相比原研药,Me too类药物的技术门槛、开发周期和成本都大幅降低,但可以达到相同的疗效。不过,这类药物研发企业近两年来也面临监管的挑战——新药必须具备市场区分度,重点在于满足患者未被满足的需求。

在更高创新层面的Me better/Best-in-class药物研发方面,中国也取得了积极进展。国内研发的此类药物,机制和适应症上虽然不是首创,但确实在分子和其临床应用上具有区分度,在有效性或者安全性上有部分优势差异。这样的药物已经有一部分被海外的大药企引进或收购。其研发核心也是基于对疾病的临床需求,以及对已有药物治疗的理解基础上,这样才能明确哪些需求并未被满足,有的放矢地在研发上做改变和优化。

不过,这类新药数量相比Me too,仍非常有限。研发Me better需要与原研药进行头对头患者对照组实验,而不是对比历史数据。因此,真正能研发出Me better药物非常不易,数量也比较少。

此外,2015年以后,开发完全创新药First-in-class的企业数量和项目数量都开始攀升。源头创新得到业界特别的关注。需要强调的是,对源头创新的关注,并不意味着它会取代非源头创新。只要创新能真正源于对未被满足的临床需求的了解,能满足需求,都是有价值的。

中国医药行业创新生态正在成形

中国医药行业从只有仿制药到形成包括创新药在内的多层次药研格局的发展过程背后,是中国整体国力不断提升、国际局势陡变,以及国内科技创新生态环境的变化。

像Me too,Me better,First-in-class这些不同种类药物的研发发展路径,本质上源自需求的变化。不断提升的经济实力促进了人民群众对身体健康的进一步追求,正如十四五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中强调的,“增进民生福祉,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身体健康恰恰就是美好生活的基础。

为了实现这样的目标,包括药物研发在内的科研工作就要具备足够的前瞻性和自主性。今年5月份,在中国科学院第二十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五次院士大会和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坚持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完善国家创新体系,加快建设科技强国,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应对国际形势“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科技创新和自主研发的重要性得到了中央的高度重视,为中国的医药行业形成鼓励创新的生态环境起到了重要作用。

首先,国家鼓励创新药的政策、新药注册审评审批制度、医保改革等政策环境的重要改变为创新药发展提供了契机。

在原来的监管政策下,创新药物研发很难通过监管政策审查。经过近几年的改革,现在我国药监政策基本和欧美接轨。中国的创新药物可以进行全球同步的临床研究。

与此同时,随着医疗改革进一步推进,国家组织药品集中采购和使用试点,压缩了仿制药逐利空间,让制药企业有动力去研发创新、有差异化的新药,从另一个角度促进了大公司购买创新的小公司或是其他公司的在研产品,激励了创新药的研发动力。

其次是人才和创新能力的培养。过去一二十年,通过大力引进海外人才,持续加强对基础设施和科研条件的建设,培养本土人才,中国已经具备了创新药物研发的基础。

再者是资本市场的改革。创新药的研发有着投入大、周期长、风险高的特点。一款药品从前期研发到临床试验再到审批上市通常需要超过10年的时间。药企往往10到15年内无法实现盈利,但这个过程中所需要的投入却越来越多。

过去,非盈利企业上市融资基本上只有美国纳斯达克一条路径,资本退出机制的限制让很多投资人望而却步,中国创新药物研制企业的持续发展普遍面临资金的难题。如今,香港证券交易所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改革,允许未盈利的生物科技企业上市融资,使创新药企业拥有更多元的融资渠道。资本链条打通给中国创新药发展提供了空间。

通过医疗、医保供应链、资本市场等一系列的改革,创新药物的研发投入能够得到资本的支撑,促进中国在过去几年开始出现真正的源头创新的药物研发。

扩大人才体量 突破创新瓶颈

中国创新药行业发展态势积极,医药创新能力显著提高,但同时瓶颈和挑战并存,尤其是整体人才体量有待加强。

人才的培养需要长期、持续的投入和积累。经过过去10到15年的积累,高校和各大科研院所已经积累了相当多人才,中国生物医药领域的基础研发已经居于国际前列。加上近年来,国家大力推进各种人才计划,教育和培养了大批专业人才,各个基础研究领域均有顶尖人才,具备了源头创新的条件,但体量上仍然不足。

中国现在缺少具备科研成果转化能力的工业界人才。由于中国创新药物研制和科技成果转化才刚刚起步,虽然积攒了一些经验,但相关企业数量较少,经过相关培养的人才非常缺乏。近几年很多转化人才是从海外公司招聘归国,但数量也很有限。只有具备将科技成果转化为产品能力的人才,才能真正去做创新药物的落地。

国家层面上,今年9月底召开的中央人才会议体现了国家对人才,尤其是科研人才的重视,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提出的“坚持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人民生命健康,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全方位培养、引进、用好人才”,可谓掷地有声。我们有理由相信政府将落地一系列人才相关的配套政策,助力高校和工业界的人才教育、延揽和留存。

资源分配的创新可以推动药物的创新

创新药物研发所需的顶尖人才、资本投入、政策引导和监督,本质上都是对各类资源的合理分配和协调,需要自上而下的机制体制改革和全社会的共同支持。

目前中国在政策监管的国际接轨和资本投入上都取得了一定成就,包括药监局在药品监管科学方面不断出台新政策,跟包括清华大学在内的学术机构共同做监管科学的研究都是非常值得称赞的举措。

当然,在政策方面我们还有可以进步的空间。我们在完成了政策监管上的国际接轨之后,是不是还可以更进一步,向国际领先迈进?通过相关机制体制改革,不断探索、试错、推陈出新,最终发展一套合理整合运用资源,帮助行业进一步发展的体系。

创新药物研发的核心是要投入资本去开发。药物源头创新需要长期而持续的投入,以支持科研创新人才和能力培养以及产业的良性发展。

如何更好地监管和引导资本在创新药领域的长线投资,给予人才成长的空间、避免某个领域过度扎堆逐利的热钱,提高投资机构对投资创新风险的接受度等方面都需要进一步摸索,找到更加可持续、平衡的方案。

例如,抗肿瘤类创新药研发受热捧,甚至出现一些靶点扎堆严重的现象,源于逐利的资本嗅到了商业机遇。然而,还有很多“被忽视的疾病”领域,因为缺少了资本的关注,创新极其滞后。

以全球健康领域疾病的药物研发为例。很多相关疾病多发于贫困落后地区,经济效益较低,受到的关注较少,但同时又严重危害着人们的健康,比如疟疾、结核病等。这些疾病虽有治疗药物,却因为商业投资回报低致使研发资金不足,药物研发进展缓慢,大多数药物存在抗药性高、价格偏高,或者有一定的副作用等问题。

政府的支持、向善的资本和公众意识的提高,正在为这些“被忽视的疾病”的创新药物研发提供了另一种可能。

近来,国家提出,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和三次分配的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鼓励富裕群体通过慈善的方式回馈社会。这样,更多的社会资源可以得到重新分配,投入到一些提升人们生活质量和促进社会发展的关键领域,例如医疗卫生。

可喜的是,政府和资本已经在尝试为医疗卫生领域的“第三次分配”提供创新范本。例如,由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清华大学和北京市政府联合创办的全球健康药物研发中心(GHDDI)这样一家非营利创新药物研发机构,专注于全球健康疾病、尤其是“被忽视的疾病”的新药早期研发。

基于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简称“PPP”)的运营模式,类似于GHDDI这样的机构,可以无缝衔接二次与三次分配,并充分利用三次分配的资源,以创新药物攻克痼疾、拯救生命、改善健康,长远推动医疗卫生领域分配公平的建立。

随着机制体制、资本市场和育才引才体系的不断创新与改革,对于具备高度不确定性的科学研究,尤其是创新药物研发领域是重中之重。目前不断向好的趋势让更多人相信,中国的创新药研发将在更加科学、更有力度的政策支持,更为持续耐心、更加多样化的资本投入和不断成熟的人才团队的加持下,稳步迈进,大有可为。我们也呼吁更多的社会资本和有为之士投身于这一事业,为中国,为全球更多人的健康,共同助力创新,共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

(作者系清华大学药学院院长、全球健康药物研发中心主任)

    责任编辑:蒋晨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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