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G7到G20，看中国如何从边缘迈向“全球治理”中心舞台

自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冷战后的国际关系已进入了第二个阶段。一方面，尽管美国依然是拥有远远超越别国之上的综合国力，但其霸权地位已经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而另一方面，在霸权式微的背景下，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各大地区形势动荡，权力扩散现象越益严重。从治理结构角度来看，G20取代G7（或G8）来协调世界经济，乃是这一变化的关键性标志。

从L20到G20：一个凝聚共识的历程

然而，作为新体制的G20，是否真正经得起历史考验，还得看其能否解决当今国际发展进程中的实际问题。

从今年杭州G20峰会的进展，特别是从G20的央行行长会议、财长会议所达成的一系列共同文件来看，各国都确认要采取切实措施提振经济、推动结构改革、限制贸易保护主义、避免互相贬值的货币战、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促进绿色发展理念、缩小贫富差距等诸多方面的原则，以待各国首脑的正式批准。这一系列最新推进充分体现出，在各大国利益多样、立场不一的背景下，大家的共同愿望和诉求还是占了上风，还是在对世界事务的共同责任的驱使下达成了共识。

为什么能够做到这一点呢？我以为，首先，这和G20这项国际体制较为成熟完备有关。

粗看起来，国际关系历史上的许多重大变化，并不是由于人们的事前设计，多半是在危难关头，临时抱佛脚，急就章而成。但是，由G7折向G20的这一重大转变，倒并非只是在金融危机之下才突发而成，而是经过了一个比较长期的铺垫准备、比较深入的思考、和比较全面多样的沟通，才做到水到渠成。

最初，是本世纪初有关G8如何进行改革的讨论中，加拿大总理保罗.马丁在2004年就提出：要创立一个新的二十国集团，即L20（“二十国领袖峰会”），来取代原来的G8。之后，是英国首相布莱尔及其继任布朗首相、法国总统萨科齐等人相继提出，要让G8与新兴国家代表中国、印度、巴西、南非、墨西哥等O5国家（也即Outreach，拓展）一起合作，定期举行会议。

而更为实质性的乃是2007年德国担任G8轮值主席国期间，在德国总理默克尔推动下的海利根达姆进程，与前几位西方领导人相比，德国所推动的8+5进程不光是构想和建议，而是有了实实在在的峰会机制，并且委托合作与开发组织（OECD）担任秘书处的工作。当时，似乎整个德国朝野都行动起来，我接触过那时的一些欧洲学者，他们无论是在文章中，还是在国际研讨会上，都提出过很多相关的国际新体制的构想和建议。而在此前，1998年的东亚金融危机，已催生了每年定期、轮流举行的20国央行行长和财长会议的机制。

从边缘到中心：中国的G20之路

不言而喻，当时的新兴国家当中，各方最为关注的是中国。

相当长一段时间里，G8一再邀请中国参与，但是中国始终保持比较谨慎的态度。一直到2003年，G8把原来仅邀请中国财长和央行行长参与，提升为邀请最高首脑参与，胡锦涛主席也是从那时开始出席峰会的。

实事求是地说，即使参与了G8的有关会议，对于参加全球治理实践，中国还是一个后来者。戴秉国同志在他的《战略对话》这本新书中证实，中国是在2005年第二次中美战略对话的时候，才“比较公开地讲中国是国际体系负责任的参与者、建设者和改革者，也比较放松地和美国人讨论国际体系问题，这在过去是没有过的。在这之前，我们不大用‘国际体系’这个词。”

当时，西方急于要求中国等新兴国家参与G20，有着各种动因。除了世界经济格局已发生了重大变化，欧美不得不通过吸纳发展势头较好的新兴经济体，共同参与决策，推动分担风险之外，在面临气候变化等一类新挑战时，西方也急于想通过这类新体制，把当时最大的排放国——中国拉进来，以成制约之势。后来，经过了西方大国之间的密切磋商，也征得了中国等新兴国家的同意，最终形成了G20峰会机制。

回顾多年来的G20进程，明显地可以看出：第一，G20会议议程有了较大扩展，已经远远超出只是聚焦于金融稳定这一职能，而是扩展到贸易、发展、创新等很多其他经济领域，甚至还包括安全事务。而本次峰会前期所达成的很多共识，都是历史上的“第一次”。第二，每年所达成的承诺数量有了不小的增长，虽然G20的决定还不是非常严厉的刚性约束，但是即使是“承诺”和指导性意见，依然具有一定的规范和引导作用。第三，G20实行轮值主席制，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一律有资格轮流担任。这已经远不像当年，仅是在G8首脑达成协议之后，才向新兴国家领导人传达。对此中国领导人严肃地提出过意见，才形成今天这样的平等交往的格局。

“三位一体”：中国的全球治理之基

归根到底，全球治理体系无论是创立、执行、调整、提升，都还离不开这样一种“三位一体”的状态。首先是实力，这是任何国际竞争的条件下都必不可少的“自然之法”。不可设想，如果没有实力的增长，怎会有当年欧美国家领导人走马灯似地邀中国参与G8的情形。其次是规范，这是任何全球治理都必须构建和执行的“当然之则”，如果没有国际规范制约，难以想象还有任何国际角色可以生存。最后是文化，这是任何力量聚集和任何规范制度得以维系的“应然之道”，若不是中华五千年文明的辉煌传承，也很难设想还能有当代中国人在如今时势下的安身立命之所。

不管怎么说，中国人参与全球治理的实践，还刚刚开始。既要改造，又要参与和建设，在这样的情况下投身于全球治理，远非易事。我觉得，当下比较迫切的，可能还是如何提升和积累有关全球治理的经验和知识，既避免民粹，也免过于自锁和消沉。

（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