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考古记｜秦汉考古的遗址、陵墓、遗物再探讨

来自国内科研院所和高校的30余位参会代表近期通过线下和线上的方式参加了第三届中国考古学大会秦汉专业委员会的学术研讨。与会人员围绕遗址、陵墓、遗物三个主题，就秦汉时期涉及的宫殿及皇家祭祀遗址的发现与研究、帝陵及陵邑研究的反思、县城及基层社会组织的考察、汉晋墓葬文化的变迁、砖室墓形制的再探讨、棺饰及玉容器与丧葬文化、熨具与医学考古、漆器及釉陶手工业的生产与发展、域外文化的交流与互动等方面作了专题报告，并进行了广泛交流和深入讨论。

研讨会最后，秦汉考古专业委员会主任白云翔研究员进行了学术总结。

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外景  图片来自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官网

一、秦汉遗址考古研究

“秦汉遗址考古研究”主题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徐龙国研究员主持。秦阿房宫前殿遗址是本世纪秦汉考古的重要发现。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李毓芳以“秦阿房宫考古工作之精髓”为题，回顾了阿房宫考古工作的成果，指出考古发现的阿房宫前殿遗址应即是文献所记“秦阿房宫”，是一处未修建完成的宫殿。阿房宫考古工作还原了历史真实，为国家制定保护秦阿房宫遗址的整体规划提供了重要的科学依据。

主持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徐龙国研究员

秦汉祭祀遗址的考古发现与研究，是近年学界关注的热点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刘振东以“汉长安城及周边的上帝祭祀”为题，系统梳理了汉长安城内外以及雍地、甘泉等地发现的汉代祭祀上帝的遗址、遗物，并结合文献的考释，提出：西汉重视上帝祭祀，汉初承袭秦制，先于雍地五畤祭祀五帝，后逐步将其迁往长安；武帝时期又开始单独祭祀天帝，初在甘泉和汾阴，几经反复也迁至了长安南北郊，并成为都城制度的重要内容；天帝、五帝祭祀与阴阳五行思想以及道家神仙思想信仰应密切相关。中国国家博物馆游富祥以“陕西陈仓下站祭祀遗址2020年度发掘收获”为题，介绍了下站遗址已发现的68处祭祀坑、房址、灰坑等遗迹及其出土遗物的情况，推断下站遗址至少从东周持续使用至西汉，并结合文献考释，认为下站祭祀遗址为秦宣公所建的雍五畤中的密畤，用以祭祀青帝，遗址延续使用到西汉时期，王莽改制后被废。

第一场发言人

秦汉时代的水陆交通是历史学和历史地理学长期关注的重要课题，近年随着考古发现的不断丰富，考古学的研究逐步开展并不断深化、细化。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刘瑞以“汉唐漕渠（渠首段）的考古发现与研究”为题，通过对2012年以来汉唐昆明池遗址考古发掘资料的分析研究，结合早期测绘、卫星影像以及文献记载和相关记录，指出漕渠渠首应位于斗门街道原石匣口村西，采自西周开凿的南北向人工河滈水，在昆明池南侧、东侧，由西南向东北流淌，昆明池东侧有水口，将昆明池水流入漕渠。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周繁文以“秦汉交通网络的考古学观察”为题，对秦汉交通线路的物质遗存进行了系统分类，通过对道路路面、道路垫层和路基、道路横断面等方面的考察，探讨了陆地道路建筑技术的发展，并将陆地路网格局归纳为城邑-聚落内、城邑-聚落间以及对外交通干道等三方面，进而结合当时的交通建设和管理制度，剖析了帝国统治策略与交通体系运转之间的相互作用。

秦汉时期是我国古代城市发展史上的重要时期，开创了帝国时代城市的新格局，都城之外，地方城邑考古是秦汉考古的重要领域。首都博物馆陈静以“汉代路县故城遗址的考古学研究”为题，全面梳理了路县故城遗址的考古发现，认为汉代路县故城遗址的考古发掘和深入研究，从不同侧面揭示了汉代的政治、经济、文化和日常生活的面貌，对深化汉代县城的研究，深化汉代区域社会治理的研究都具有重要意义。

二、秦汉陵墓考古研究

“秦汉陵墓考古研究”主题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刘振东研究员主持。秦始皇陵一直是古代陵墓考古的重要领域。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张卫星以“秦始皇陵的天文因素初探”为题，探讨了秦始皇陵与天文的重要联系，提出：秦始皇陵在顶层设计中以天文观念为核心，体现了全社会思想的通识和以秦始皇为代表的精英人士的认识；中间层次即陵墓设施的布局上遵循了法天象的原则，与都城咸阳的法天象相同，只在具体内容与天象的对应上有所差异；技术层面的陵墓测量、规划、营建均离不开天象的支持，在陵墓遗迹遗物的表层则表现出天象的具体内容或者具象结构。

主持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刘振东研究员

帝陵置陵邑制度开创于秦后为西汉王朝所继承，陵邑在秦汉国家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焦南峰以“西汉陵邑相关问题初探”为题，通过对西汉陵邑的全面考察，提出：包括陵邑在内的西汉帝陵的选址、规划和设计具有坚守理念、遵循规制、先主后次和因地制宜、便利优先等特点；西汉陵邑具备了中国古代北方地区城市的形制要素，是西汉中小城市的典型代表；西汉陵邑，特别是西汉中期的平陵邑和茂陵邑，城内轴线的确立，“井”字形道路系统的设置，功能区的划分，“里坊”的出现，对隋大兴城、唐长安城建筑规划及平面布局具有重大影响。

东汉帝陵的考古工作取得一系列重要进展，是近年秦汉陵墓考古研究关注的热点。郑州大学历史学院韩国河以“东汉帝陵研究存在的问题与思考”为题，通过对20年来东汉帝陵田野考古工作及其相关研究的回顾梳理，指出东汉帝陵在陵主归属、陵园布局与构成要素、建筑单元的形制与复原、陵区整体布局、陵寝制度等方面还有待深入研究，并对未来工作提出了四点思考：一是进一步明确陵主归属等研究重点；二是对已知大墓进行甄别；三是明确田野考古工作重点，边发掘边深化研究；四是保护为主，开展多学科协同。

第二场发言人

秦汉时期的中小型墓葬数量多、分布广、类型多样，一直是秦汉墓葬研究的重点领域。秦始皇帝陵博物院王超翔以“秦基层社会组织形态的考古学观察——以华阴卫峪秦墓为视角”为题，通过对墓地形成过程、外来文化因素及其使用人群的分析，认为该墓地包括了不同文化传统和来源的人群，并由此推断卫峪墓地所代表的社会基层组织是区域性非血缘关系杂居。通过葬式、随葬品表现出的文化因素多元性，认为秦国在崛起、统一过程中，其社会基层组织吸纳的“新民”尚未完全认同秦文化，进而得出卫峪墓地反映了秦国在崛起过程中基层社会组织日渐地缘化，以及相应的社会治理体系向中央集权郡县制转型的结论。

上海大学文学院宋蓉以“幽燕地区汉晋变迁的考古学研究——以墓葬为中心”为题，以该区汉晋时期墓葬的系统分析为基础，建立东汉魏晋墓葬的分期，分析各期墓葬文化因素构成的变迁，并结合历史地理的相关研究，考察不同时期墓葬分布区域的变迁，认为幽燕地区东汉魏晋墓葬文化可以东汉晚期为界分为两个阶段，进而结合文献及其相关研究，推断墓葬文化所表现出的阶段性变化可能反映了汉晋之间幽燕地区的社会变迁。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薛程以“四面结顶式穹窿顶砖室墓形制意义再讨论”为题，通过对古代数学发展史的梳理，结合四面结顶式穹窿顶砖室墓形制特点与发展演变规律，认为魏晋时期的“牟合方盖”几何模型与西汉末年出现的四面结顶式穹窿顶砖室墓在形制结构上十分相似，后者应是前者的物化表现，指出“牟合方盖”的图像关系反向印证了四面结顶式穹窿顶砖室墓应该具有“天圆地方”宇宙观的含义，对研究汉代丧葬文化与当时人们的生死观念具有参考价值，同时也为复原穹窿顶砖室墓形制尺寸提供了依据。

三、秦汉遗物考古研究

“秦汉遗物考古研究”主题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刘瑞研究员主持。医疗养生之术是秦汉社会生活的重要内容。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徐龙国以“中国古代陶熨具的发现与研究”为题，通过对墓葬出土陶熨具的全面收集，综合考察其共出器物、摆放位置、残留物，推断战国秦汉墓葬出土的中空、表面布满纹饰的小陶器当为治疗皮肤、关节及内理疾病的陶熨具，而非擦洗皮肤的陶㼽，亦非玩具或响器，并结合出土文献和传世医书推断其使用或有水、火二法。

主持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刘瑞研究员

随着考古发现的丰富、研究方法的提升，手工业考古越来越受到学界的重视，研究内容涉及广泛。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杨弢以“试论四川盆地出土秦漆器及其相关问题”为题，系统梳理了成都羊子山、青川郝家坪、荥经曾家沟、蒲江盐井沟等地出土漆器的类型、形制、纹饰特征，并通过与成都商业街船棺葬等秦并巴蜀之前漆器，以及荥经高山庙等西汉漆器的比较分析，认为四川盆地的秦漆器受楚文化影响更多，进而结合相关历史背景，推断白起拔郢后，可能将部分楚人移民至四川盆地，由此秦文化与楚文化在四川盆地发生了融合，从而形成了具有明显地域特色的秦漆器，为汉代“蜀郡西工造”漆器的兴起奠定了基础。

河南省文物局刘彦堂以“中国古代低温铅釉陶器研究中几则基本材料的疏证”为题，对古代低温铅釉陶器研究资料中典型的误读和曲解加以梳理，并对战国起源说所依据的洛阳金村大墓墓主、西汉中期起源说所依据的关中汉墓资料出处、南越王宫苑遗址出土带釉砖瓦的属性与年代、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收藏铅釉陶罍的可信度、大英博物馆典藏战国陶罐的出土地以及北朝低温铅釉陶器烧造窑址的资料等六个问题进行了疏证。

第三场发言人

秦汉时期精神文明的物化研究日益受到学界关注，由各类墓葬资料探讨秦汉时期生死观念、丧葬习俗的研究成果丰硕。扬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刘松林以“江苏扬州苏庄墓地西汉墓（M102）出土的棺饰铜璧”为题，通过对苏庄M102棺饰铜璧形制、位置及墓葬背景的梳理，并综合考察扬州汉墓出土的同类器，比较分析巴蜀汉墓出土的圆形铜牌，认为扬州棺饰铜璧与巴蜀铜牌饰属同源异流，均受楚文化影响而产生，是先秦饰棺连璧制度的延续，表现墓主人通过“天门”引魂升天成仙的意旨。两者差异或与地域丧葬文化不同及天门（阙）升天模式盛行差异有关。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洪石以“秦汉玉容器及相关问题探析”为题，通过类型学研究，将秦汉玉容器分为杯、高足杯、角形杯、觯、碗、盒、辟邪形壶和琮形器八类，并将其发展分为秦至西汉早期、西汉中晚期和东汉时期三个阶段，考察各阶段特征，探讨其发展趋势，推断江苏和陕西或为玉容器产地。玉容器的使用者身份等级高，基本为男性，是身份和权力的象征。其功能多样，以酒器为主。玉容器被赋予超自然的神力，被视为神物，与当时盛行的长生和升仙思想密切相关。有的玉杯还与漆案等组合作为墓内祭祀设施，是事死如事生丧葬观念的真实写照。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王传明以“马王堆三号汉墓棺室帛画的主题与制作问题再思”为题，通过对三号墓棺室东、西两壁所张帛画的考察，认为其主题分别为“女侍送葬图”和“军阵送葬图”，两画在该墓遣策四十二、五十九上有着较为明确的记载，并指出“军阵送葬图”右下角已用墨线勾画的马改绘为与送葬主题不符的轪侯之子夫妇及其随侍仙人，是为了表明入葬后的轪侯之子化去不死、尸解成仙。

秦汉时期是中外文化交流的开拓时代，随着考古发现的增多、科技检测手段的提升，舶来品和域外出土汉式器物的研究越来越走向深入。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冯锴以“东周秦汉骆驼题材文物初步研究”为题，在广泛梳理并理清东周秦汉骆驼题材文物类别与时空分布的基础上，指出骆驼题材文物的出现年代、分布范围和造型风格具有显著的时代与地域特征，认为骆驼题材文物在内地的出现和发展，深受我国北方人群的影响，显示出较为活跃的农牧互动。秦始皇帝陵QLCM1所出金、银骆驼写实逼真的艺术形式，是该时期我国骆驼题材文物中的异例，在中亚、西亚艺术品中有迹可循，它可能是舶来品，也可能是在西方艺术影响之下本土创造。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蒋璐以“小议朝鲜半岛南部发现的汉式镜”为题，系统收集朝鲜半岛南部的汉式铜镜，在对铜镜进行类型学研究的基础上，探讨了汉式镜在朝鲜半岛南部的分布、特点，以及由此反映出的文化交流等问题，认为汉式镜传入朝鲜半岛南部可能与乐浪的设置有关，汉式镜在不同区域的分布可能是与“三韩”时期不同部落联盟的文化特点及其与外界的交流有关。

秦汉考古专业委员会主任白云翔研究员作学术总结

研讨会最后，秦汉考古专业委员会主任白云翔研究员作学术总结。首先，对此次会议的发言讨论给予充分肯定，报告主题涵盖秦汉考古重要研究领域，问题意识突出，从历史视角分析解读考古资料充分体现出历史时期考古学研究的特点。其次，对秦汉考古工作提出了四点想法：一是强化田野考古工作，重视提高田野考古技术，夯实秦汉考古工作基础；二是继续推进遗物分期等传统问题的深入探讨，注重新方法、新视角，筑牢秦汉考古研究的基石；三是不断拓展研究视野，更好地运用考古资料研究古代社会、多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等问题；四是秉持严谨求实的治学精神，重视研究史，尊重同行学人的研究成果。秦汉考古专业委员会在长期的系列学术交流活动中，形成了科学、严谨、求真、务实的优良学风。今后将进一步增进交流、加强研究，为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贡献秦汉考古的力量。

（本文原标题为《第三届中国考古学大会秦汉考古专业委员会会议纪要》，全文原刊于社科院考古所中国考古网，澎湃新闻转刊时有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