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20专家约翰·柯顿：中国的领导地位在提升

9月4日至5日, 2016年G20峰会在杭州召开。在今天，我们怎样看待G20在全球治理中扮演的角色？我们如何看待中国在G20的角色和地位？带着这样的问题，澎湃新闻记者通过电子邮件对加拿大多伦多大学蒙克全球国际事务学院教授 、G20研究中心联合负责人约翰·柯顿教授进行了一次专访。

科顿教授长期致力于G20、G8的研究，著有《二十国集团与全球治理》(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11月版)、《中国在G20中的领导力》等著作，我们看看他对于G20峰会有着怎样的观察，对这次杭州有怎样的期待。

澎湃新闻：中国将这次峰会的主题概括为4 个“I”，即“创新（innovative）、活力（invigorated）、联动（interconnected）、包容（inclusive）”，对此，您有何评价？

柯顿：这个主题非常棒。第一个I即创新，是前所未有的，也是杭州峰会彪炳后世的一个理由，领导人可以为他们的远见卓识添加实质的内容。

第二个I，即活力，全球经济长期落后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预测的增长，也没有达到布里斯班峰会行动方案所许诺的超过2%的要求，迫切需要活力。

第三个I，即联动，反映了二十一世纪的核心现实，也反映了我们打击那些去全球化趋势的必要性。

第四个I，即包容，凸显了只有在2013年的G20公报中出现的一个原则，表明G20的一个中心使命是要让全球化造福于所有人，包括那些被排除出去的人，包括那些投了脱欧赞成票的人，也包括那些投票支持特朗普的人。

但我认为，峰会还需要另外一个I，就是兑现承诺（implementation）。这是土耳其为去年11月的安卡拉峰会制定的主题，这也是2015年习近平主席在中国担任G20轮值主席国时发表的声明中重点强调的一个概念。

澎湃新闻：当今世界经济面临严峻挑战，经济增长乏力，世界经济面临不确定性，对于全球经济的发展，二十国集团应该扮演怎样的角色？

柯顿：在杭州峰会上，G20领导人们可以采取大胆行动，促进全球经济在短期、中期和长期的增长。他们可以采取如下措施：通过额外的共同协调的财政刺激机制，来直接支持结构改革、基础设施建设、产品和服务、商业模式、国家和国际经济治理模式的创新。要达成这样的目标，需要采取措施开放国际贸易、通过鼓励移民的方式增强投资和流动性，包括那些年轻的、有商业头脑的人的流动。

一个关键要点是尽快履行G20领导人在布里斯班行动方案中许下的在2018年促进全球经济实现比2013年估计的高出2%的增长。

他们也需要让他们许诺的“G20创新增长蓝图”变得更好，完善它的内容，履行、监督、纠错、改进机制。

他们也需要在实现贸易自由化上采取实质性的措施，允许他们这几个国家内部在环境产品、服务上的自由贸易，比如亚太经合组织在2012年的符拉迪沃斯托克峰会上所做的。

澎湃新闻：现在中国正在进行 “一带一路”建设，并成立了亚投行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以此来为提振全球经济做出自己的贡献，您认为，中国应该如何将上述战略和行动与G20所倡导的目标相结合？

柯顿：今天，世界存在巨大的资金缺口来进行全球基础设施的投资，因为民间资本缺乏足够的投资信心，而一些财政紧张的G20政府直接投资的数量不多，或通过既有的世界银行和其它多边发展银行进行投资。所以任何新的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的多边投资渠道都值得鼓励，尤其是那些面向新兴国家、穷国的渠道，如丝路基金、亚投行等，尤其是如果它们许诺了新的方式来促进资金流动。

对于这次杭州峰会来说，基础设施投资是一个优先关注的议题，中国也是三个新的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基金会的主要引领者，它可以以此为契机加快G20在基础投资领域的共同使命的达成。

然而，由于杭州峰会的一大关键议题是绿色增长、绿色金融和尽快获得联合国的巴黎气候协定的入场券，这意味着中国必须与其它G20伙伴一道确保实现绿色基础设施的建设。

澎湃新闻：对于中国作为G20的主办国，你如何看待？

柯顿：中国是全球经济增长的引擎。它的外汇、国内股市和其它金融市场的相对稳定为这一优势提供了保证。这个世界第一或第二大经济体每年有6.7%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这个世界会更富裕，如果中国像美国那样只有2%或像部分G7国那样更低的增长率的话，世界将是另一番模样。

唯一一个崛起的、高速增长的经济体是印度，年均约7%，但作为一个引擎来说印度的经济体要小得多，而且它在国际、国内的开放程度上仍不明显。

中国的大城市可能存在的房地产泡沫确实是一个忧虑因素，但加拿大的多伦多或温哥华这样的城市也是如此，甚至美国的一些城市的房价也在稳步上升。外国观察家以及中国人民、政府担忧中国经济面临的风险，但他们也应该意识到并加强中国作为一个强大的、稳定的全球经济增长引擎的角色。

澎湃新闻：2016年以来，欧洲和美国发生多起恐怖袭击事件，世界反恐局势日趋严重，未来G20各国将如何协调行动，以应对国际恐怖主义?

柯顿：G20领导人可以通过加强合作来对抗恐怖主义金融，加强情报分享，共同应对极端化，以这样的手段更强硬、更齐心协力地采取反恐行动。他们可以创造自己的反恐机构，以G20部长级会议为起点，建立一个全面的多边反恐组织，这是联合国和今天的世界缺乏的。

澎湃新闻：G20成立的目的在于解决全球经济治理所面临的问题，并促进经济合作，但现在G20峰会时常会被政治议题所裹挟，比如在2014年澳大利亚布里斯班召开的G20峰会上，乌克兰危机和俄罗斯制裁问题成为峰会讨论的主要议题。这样是否会降低G20在解决经济问题上的作用？

柯顿：完全不是这样，我认为恰恰相反。

G20在1999年创立时，它的独特核心使命一直延续到今天。第一个就是促进金融稳定，第二个是让全球化造福所有人。这两点都要求直接解决有害金融稳定和包容性增长的政治安全问题。这就是2011年G20财长会议在第三次会议上所做的。

“9·11事”件发生后不久，G20的关注点就迅速转向了对抗恐怖主义金融。从那以后，每一次峰会皆是如此。

在2013年的圣彼得堡峰会上，G20领导立即利用开幕晚宴的机会处理了当时最棘手的政治安全问题——叙利亚问题。在布里斯班峰会期间，乌克兰问题并没有阻碍G20对于重要的经济和可持续发展问题的关注。

在这一次杭州峰会上，习近平主席把国内的反腐行动作为重点议题。这一问题在几个G20国家很普遍。日益猖獗的腐败、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使用，恐怖主义对金融稳定、经济增长和发展产生相当糟糕的影响。如果G20要实现它作为全球治理机构的核心使命，这些核心主题必须得到成功解决。

澎湃新闻：G20容纳的议题很多，到底该如何制定议程？现阶段，G20应该关注哪些议题呢？也有观点认为，G20应该缩小议题范围，专注于某几个领域，而不是面面俱到。您怎么看待以上观点？

柯顿：G20的核心议题是由它的不同使命决定的。促进金融稳定这一使命意味着它一直会聚焦在国内金融管控上和加强国际合作上，包括建立国际组织，比如金融稳定委员会等。

第二个使命是让全球化造福所有人，这一使命使它的焦点一再放在经济增长、发展和如今可持续发展上。这也直接导致自2013年扩张以来，它的议题聚焦在国际贸易和投资上。这一议题一直关注女性、青年和穷国的贫困人口，而不是G20国家的民众。它对于生态可持续发展的关注针对所有活的生命，包括那些尚未降生的生命，其准则是代际平等。由于全球化具有多重面相，对许多人带来伤害，G20的议题也很好地延伸到了诸如恐怖主义、腐败、健康和移民的问题。

此外，正如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所承认的，在这个全球化的世界上，所有的问题和议题都是相互关联的，金融、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政治安全等议题息息相关。

澎湃新闻：G20峰会作为非正式的领导人会议，如何使峰会的各项决议对各国具有约束力和执行力，而不是仅仅停留在空谈上？

柯顿：在这点上，G20正在进步，但仍然不是特别乐观。

根据我们最新的年度G20研究集团履行情况报告显示，就上次土耳其安卡拉峰会上许下的承诺来看，G20成员国已经在10项优先承诺上履行了77%的平均水平。自2008年第一届G20峰会以来，总的履行度平均为73%。这意味着他们的承诺和实际的作为之间还有一定的落差。

尤其在一些关系每个人的生死存亡的问题上，这个落差还是比较大。最值得注意的一个例子是在2009年的匹兹堡峰会上，他们承诺要制定出化石燃料补助中期方案，这也就意味着要在2014年完成这个目标。但他们并没有履行，而且已经晚了2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表示，如果他们能履行这项几次三番许下的承诺，国际经济将增长5.3万亿，温室气体排放将减少10个百分点，不平等将减少，妇幼健康将得到改善，腐败也会减少，只要被资助的地区都能从中获益。

最近，G20领导人们发明了G20部长级会议，比如贸易、农业、能源部长会议，加上财长会议，这是1999年G20成立以来的基础。早前的迹象表明这一举措可以改善承诺的履行状况。

也有其它一些措施可以提升承诺的完成度和遵循程度，包括在承诺的文件里加上一些能够有效提升遵循度的“催化剂”。 G20研究集团正在进行一项研究，来看这些领导人直接控制下的问责措施是否提升了承诺的完成度和遵循程度，以及这些措施是否可以再度采用。

澎湃新闻：G20应该扩员吸收更多的发展中国家甚至欠发达国家吗？

柯顿：作为这次杭州峰会的主办国，中国邀请了更多国家的领导人作为嘉宾参会，与会国家领导人人数之多史无前例。出席峰会的发展中国家和欠发达国家领导人的数量将达到历史新高。但关键问题是他们来了之后做什么，以及他们能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更好的一个方式是让G20与世界银行更紧密地合作，后者已经是G20的成员之一，加上联合国，从秘书长开始一起代表所有国家，确保没有一个国家遗漏。

澎湃新闻：G20会取代G8的地位吗？

柯顿：可能不会，这得看世界要履行什么样的核心使命，什么样的议题是最急迫的，也取决于峰会期间正在发生什么样的危机。

G8峰会的发起跟G7相比，有一个独特的使命，就是促进全球公开民主的价值、个人自由和社会进步。

有两项最重要的议题关系到这个星球上生命的未来，就是控制气候变化，以及阻止核战争、核恐怖主义和核事故。只有G7在后一个议题上有所作为。但是在第一个议题上，这两个峰会都作出了很多的工作，也需要再接再厉，齐心协力，与联合国一同努力。

澎湃新闻：您如何评价中国在G20中发挥的作用？除了促进全球经济增长，中国还能为G20做些什么？

柯顿：在我的《中国在G20中的领导力》一书里，我提到，中国的领导地位在提升。不仅仅在核心经济议题方面领导权上升，在其它关键领域的领导权也在提升。

在2014年布里斯班峰会上，习近平主席和奥巴马总统同时领导G20成员国为全球能源治理树立高级准则。这次在杭州，习近平主席将领导G20对腐败问题采取更强硬的姿态。

澎湃新闻：G20杭州峰会最后将取得什么成果，您对此有何期待？

柯顿：如果领导人携起手来，做出只有领导人能做出的大胆的决定，那杭州峰会将会是一次意义重大的成功的会议。

目前的主要成就是习近平提出的“世界经济日益增长的不稳定、不确定因素”，他呼吁G20领导人做出“有勇气的选择”，为未来制定路线图。他也把这次峰会的主题总结为四个I：构建创新、活力、联动、包容的世界经济。

峰会需要制定“G20创新增长蓝图”。包括结构改革、新的工业革命和数字经济来提振中期和长期的增长。

中国需要建立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机制、更强大的国际金融货币体系，深化金融监管、税收、能源、领域的合作。其中能源、反腐是值得重视的议题，在这两方面，中国需要国际帮助来解决国内这两个问题。

峰会还需解决保护主义和去全球化（deglobalization）的问题。中国要提醒世界注意，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全力致力于经济、人口流动等方面的开放性的大国。

峰会还要加强可持续发展，通过引领各国遵循《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这一旨在支持非洲和欠发达国家实现工业化的方案，以及尽早加入“巴黎气候协定”。

澎湃新闻：您在《二十国集团与全球治理》一书中，梳理了G20从1999年成立至今的发展历程，您认为G20抓住了多少机遇？它是如何抓住这些机遇的？

柯顿：通过领导人自发的直接介入、互动，G20抓住了最大的机遇，这些领导人们走到一起，做出只有领导人能做出的大胆决定。

比如2001年秋天的财长会议、央行行长级别会议上解决恐怖主义金融的问题。比如在最成功的一次峰会，即2009年4月的伦敦峰会，达成了多项共识，起草了公报。

通过仔细协商和具有远大眼光的领导人达成的妥协，G20可以抓住历史机遇。最好的一 个例子就是2009年9月的圣彼得堡会议，当时美国和印度联合制定了中期化石燃料补助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