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检方连续抗诉两数额巨大受贿缓刑案，专家：缓刑不宜泛滥

近日，海南省琼海市检察院连续对两起官员受贿案提起抗诉，认为一审量刑太轻，引发社会关注。

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发现，这两起受贿案的被告人，均被一审法院认定受贿“数额巨大”，金额分别为受贿55万元、64.5万元，但均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期5年执行。检察机关抗诉的理由，是两案“适用缓刑不当”。

多名学者直言，在中央大力推动反腐的背景下，官员受贿“数额巨大”被判缓刑或导致不良示范效应，“法院在职务犯罪的量刑上应该更加慎重，不能为了适用缓刑进行最底格量刑。”

“数额巨大”判缓刑，法院量刑被指“太松”

2016年8月，海南省琼海市检察院抗诉了两起 “数额巨大”的受贿案，两案均由琼海市法院作出一审判决。

海南省粮食饲料公司原经理潘正壮受贿人民币55万元，陈昌强在担任中国移动澄迈、儋州两地分公司总经理期间，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共计64.5万元，两人均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五年。

琼海市法院在判决书中认为，上述两案的被告人到案后能如实供述，且主动交代办案机关尚未掌握的其他犯罪事实，全部退赃，依法可以从轻处罚。

“法院的判决逻辑可能基于两方面考量，其一是鉴于此案受贿数额比较接近‘数额巨大’最低档次，其二被告人具有法定、酌定从宽处罚的情节。”北京师范大学刑科院中国刑法研究所副所长彭新林分析说，从量刑技术上看，法院的底格判决不算违法，“但在高压反腐态势之下，针对职务犯罪的量刑应该更加慎重。”

2016年4月，最高法、最高检联合发布《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其中规定，贪污或者受贿数额20万元以上不满300万元的，应当认定为“数额巨大”，依法判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此外，两高还曾发布《关于办理职务犯罪案件严格适用缓刑、免予刑事处罚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其中第四条规定，对于情节恶劣、社会反映强烈的职务犯罪案件，不得适用缓刑、免予刑事处罚。

《意见》同时指出，在对严重刑事犯罪依法从严惩处的同时，对被告人具有自首、立功、从犯等法定或酌定从宽处罚情节的，还要注意宽以济严，根据犯罪的具体情况，依法应当或可以从宽的，应当在量刑上予以充分考虑。

“在贯彻宽严相济的法律政策之下，对于职务犯罪的量刑把握不能失于宽松。”彭新林认为，尽管上述两起受贿案均具有法定、酌定的从轻情节，但适用缓刑容易引发公众误解，“法院断案不仅要考虑到法律效果，还需兼顾社会效果。”

检察院详析抗诉理由：属于禁止适用缓刑的情形

根据最高检关于办理贪污贿赂案件的相关规定，贪污受贿50万元以上的，属于重大职务犯罪案件。

琼海市检察院认为，潘正壮受贿数额巨大，情节严重，属于重大职务犯罪案件，不符合适用缓刑的条件；且其严重损害了国家和人民利益，情节严重，影响恶劣，社会反映强烈，属于法律规定的禁止适用缓刑的情形。

对于陈昌强，琼海市检察院审查认为，陈先后18次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受贿数额巨大，情节严重，影响恶劣，不符合刑法中“犯罪情节较轻”的情形。与此同时，该案符合前述两高《意见》第四条关于不能适用缓刑的规定。

“适用缓刑要满足一定的条件，犯罪分子不能是累犯，应被判处拘役或者有期徒刑3年以下的刑罚，还要确有悔改表现、不致于再危害社会。”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教授阮齐林称，对于职务犯罪，特别是贪污、贿赂犯罪，为了发挥刑法的威慑、惩戒作用，要从严适用缓刑。

“对于受贿‘数额巨大’的被告人，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是法定刑。”阮齐林认为，此类案件法定刑较高，表明罪行较严重。

“数额大小是贪贿案件定罪量刑的基础性考量因素，犯罪情节只是辅助标准，法官不能孤立使用情节决定论，而忽略了整个案件的社会危害程度。”彭新林认为，对于职务犯罪手下留情，会助长潜在贪贿分子的侥幸心理，不利于反腐“最后一公里”的推进。

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庄德水也持相似看法。他认为，有些法院可能曲解了两高的《意见》，过于灵活地适用了缓刑条件。“不能因为贪官认错态度好，把受贿款上交了，就可回家过年。”

近三成“受贿巨大”案判缓刑，专家：缓刑不宜泛滥

澎湃新闻梳理发现，关于受贿“数额巨大”的犯罪分子该不该适用缓刑，各地法院在个案判决中存在差异。

自两高发布上述《解释》以来，中国裁判文书网上出现200份左右涉及“数额巨大”的一审贪贿案裁判文书，其中60份作出缓刑判决，占比近三成。

这些判决书中，适用缓刑的理由多为“适用缓刑对所在社区无重大不良影响”、“被告人系自首，到案后退缴了个人违法所得，对被告人依法可减轻处罚”等。

庄德水指出，法院在定罪量刑上对于贪腐情节差不多的案件，应该有一个大致趋同的量刑标准，不能轻重不一。

“法院在对官员犯罪量刑时，理应更加严厉。”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张建伟对澎湃新闻表示，当下的司法判决中，有的涉罪最终被从轻发落，免于刑事处罚或是被判缓刑，这一现象体现出司法机关在执法中存在偏颇。

张建伟认为，贪官受贿“数额巨大”仍被判缓刑的判决或会导致不良的示范效应，检察机关要在法院量刑出现偏差时表明立场、及时纠正，敢于表达自己的控方立场和意见，履行职责，适时发出自己的声音。

“现在的贪腐案件数额动辄千万甚至上亿元，虽然法院在对贪官量刑时倾向于不判死刑并无太大问题，但法治社会对于贪官的处理不能过于宽待。”张建伟说，在中央大力推动反腐的背景下，官员受贿50万元被判处缓刑，百姓怎么看？

“百姓会因此会理解成，贪污受贿50万元都不用坐牢了，这种不良的舆论误解会影响司法公信。”彭新林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