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古典宪政主义者的家国理想｜ 人物 · 萧公权

萧公权生于1897年11月29日，先后毕业于清华学校、密苏里大学和康奈尔大学，分别师从乔治·萨拜因和弗兰克·梯利，1926年取得博士学位，后回国任教，1949年再度赴美，执教西雅图华盛顿大学，直至去世。萧公权一生著述颇丰，有《政治多元论》《中国政治思想史》《中国乡村》《翁同龢与戊戌维新》《近代中国与新世界：康有为变法与大同思想研究》等，横跨政治学、思想史、历史学等学科，以及回忆录《问学谏往录》、文集《宪政与民主》《迹园文录》和诗集《小桐阴馆诗词》，身后由其弟子汪荣祖主编《萧公权文集》九卷，收录了他绝大多数作品。1981年11月4日，萧公权在西雅图家中去世，享年83岁。

萧公权的宪政观

——《宪政与民主》评述

文 | 羽戈

一、“是亦为政”

好象是伯特兰·罗素说过，一个人，如果在青年时节就能知晓他的一生事业之所寄，那将是十分幸福的事情。1920年前后的萧公权，无疑正为这束源自命运之神的幸福阳光所照耀。那时他刚刚二十出头，还在清华大学读本科，便深切意识到古训“学而优则仕”的涵义，以及如何摆正乱世之中个人与政治的复杂关系。所谓“仕”，投放于现代性的知识视野，不必狭义解释为“投身政治”，而应当广义解释为“服务社会”。因此，尽管他毕生都在从事政治学的精湛研究，却未尝从政实践一日。他采用学院教育的静寂方式，即马克斯·韦伯定义的“以学术为志业”，重新诠释并且拓宽了“仕”的边界。与此同时，他作为一个普通公民，用他自己的表达，叫“匹夫”。他还继承了中国古典士大夫的议政风气。

据萧公权先生回忆，在他壮年时期，曾遭遇过从政与入党的良好契机，最终却被他毅然推却。1939年，国民政府决议设置“国防最高委员会”，以便应付非常时期的重大问题。当时此项事务的主持者张群先生力图延揽若干专业学者入会，以充实人事与门面。萧的旧友，清华大学政治系教授浦逖生与王化成都应邀出任参事，他也在被邀之列。后来经吴国祯等人的转达，他又到重庆亲见张群，表示愿专心求学，谨守教育岗位，因而只得辞谢美任。至1943年，萧公权出席宪政实施协进会的时候，与蒋介石的高参陈布雷会面。陈问他，是否有意加入国民党，并可请适当的人介绍，言下之意是，他愿作保。萧氏婉拒。

萧氏不愿过深地涉入政治之河，并不能简单归结为行政能力不足，在我看来，更多的原因在于他祈望坚守“学术独立”的底限。打破这一脆弱的底限，比起舍弃那些通往荣华富贵的政治机遇，对萧氏而言则远为致命。

鉴于以上种种思虑，萧公权的“是亦为政”，主要指针砭时事，写作政论，谏言人民与政府。既坚持“学术独立”的原则，又恪守公民的基本职责。这一段议政的历史，从1932年执教清华起始，亘越至1949年远赴美国为终，长达17载之久。而在此望穿秋水的17年，正是近现代中国历史转型的湍急时期。国家一统、政府建制、宪法修订、地方自治、民智开发等，构筑一个前民主国家宪政建设的几乎每一项元素，都成为迫在眉睫的必需品；而任何一者的贫血或缺席，都可能误导苏醒未久的老大帝国走入险峻的岔道。如此危急存亡之秋，以胡适、张君劢、萧公权为代表的第二代宪政人如何应对政治难题的挑战，其意义不仅及于彼时，更及于未来。这正构成我们今日考察萧公权之宪政观的重要原由。因为他们既是历史的见证者，同时也是历史的书写者。而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宪政史书写之标本，即萧氏的17年政论集《宪政与民主》，虽然没有促成中国走向“世界上民主重镇之一”，却在这块苦难深重的土地播撒下“宪政与民主的种籽”（汪荣祖语）。

宪政与民主/萧公权文集

萧公权 /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2014-6

二、宪政观初探

既然以宪政为题就先来概述一下萧公权的宪政观念。“宪政”一词的现代起源，与“宪法”、“自由”、“民主”等时髦的政治概念一样，都来自日本的转舶。中与西、古与今之间无法抹销的歧异，难免造成语词本原涵义的断裂。如严复考证，将“宪法”译Constitution，就“于辞为赘”，因为在中国古义，“宪”即是法。但萧氏却依此诠释宪政：“宪，法也；政，治也；宪政者，法治也。国民治立大法以定制，政府依据此法以行权。全国上下咸守此法而莫有或违，则宪政之基础大定。”就在这篇名为“宪政卑论”的文章，他指出“宪政思想至少包含三义”：“一曰国家当有至尊无上之基本大法以规定政府之职权。二曰人民之权利当受此大法之保障，不容任何人士或法令之侵削。三曰国家治权当以法律为最高之形式。”——要而言之，法治是宪政的根本形式，是宪政区别于专制等其他政体最显著的标志。如果对《宪政与民主》做一次统计，那么“法治”必定是使用最为广泛的词语之一，尽管萧氏对其的理解还停留于相当朴素的层面。

除刚才谈到的法治以外，《宪政与民主》所热切关注的因素，主要是民主与分权。他曾提出“民治为体，宪政为用”的说法，认为两者的结合正构成现代民主国家的实质。但以今人的眼光看来，这种表达——将民治与宪政截然断开——却有些粗糙，我们或许能稍作篡改，以复原萧氏的本意：民治为体，法治为用。因为民治并非与宪政相对，相反，它是宪政的根基，正如法治是宪政的外形。

比照前两者，萧氏的分权理论深受特殊的时代环境之刺激波动，恐怕很难为习惯了和平氛围的我们全面认同。我所理解的分权，大致可分为纵、横两面：纵向指地方与中央适度的权力分治，地方自治与中央集权相互制衡；横向指西方经典政治学说划定的三权分立，各司其职的立法、行政、司法三权相互制衡。但萧氏针对他所处的语境——外有日本入侵，准备鲸吞中华，内有军阀割据的痼疾纠缠，中央空有统一的表象，实则国民政府的政令行不出十省——如果一味照搬照抄西方的联邦理论，则亡国与亡家的厄运都近若咫尺。所以他赞成以杂糅的“均权”（在单一制与联邦制之间，中央与地方通力合作，产生一种合宜的“中央地方权责划分纲领”）替代联邦主义的“分权”，既要充足国家的整体实力，又要防止中央集权的专政。而作为一种成熟的妥协，他特意预设了两个前提：推行地方自治，消除地方专制；地方政府必须军民分治，军令必须统一于中央。这样就可保证宪政的列车多走两百里的冤枉路，却不至猛然脱轨。

萧氏在分权一途的不够彻底，更多的属于时代病。转型时期的中国，自身四分五裂，再加上外敌虎视眈眈，注定需要一个强力型的中央政府，攘外而安内，平乱而止争。否则，国家化为历史的灰烬，还谈什么宪政大厦的建设呢？所以萧氏若过分讲求分权，便绕开了时代抛过来的棘手难题，而走入理念的苍白迷宫。当然，此一时彼一时，今日的我们理应注意到萧氏的视野局限与思想困境。

关于宪政的四大要素（法治、民主、分权、自由），《宪政与民主》惟独缺少对自由的评论。只有一篇朴实无华的“说言论自由”，滞留于冷寂的角落。此书于1948年出版。是年六月，萧氏应邀到上海光华大学演讲，以自由为题，前后三论：“自由的历史基础”、“自由的误解与真解”、“自由秩序与道德”，后来结集为《自由的理论与实际》，由商务印书馆推出。于此，萧氏创制出“遂生达意”的自由观。这一命名却无什么出奇的地方，我推测萧氏的意图，就在于与中国的儒道传统自然牵系起来，证实（“遂生达意”的）自由并非如时人认为的那样，是中国历史的稀缺之物。

自由的理论与实际

萧公权 / 商务印书馆 / 1948

我们必须同意，捍卫个体的权利，即自由，是宪政的终极目标。纵观萧氏对自由的评论，他虽然没有高喊“个体自由神圣不可侵犯”的口号，却不否认它的重要地位。他所偏重论述的是自由与权威、自由与民主之间的剧烈冲突。这些政治学上旷日持久的争论，依我浅薄的判断，其实只是一个“度”的问题。我可以从萧氏对自由度的把握，窥见他的宪政思想之趋向。萧氏看重自由的程度，远不如同时代的自由主义者（如胡适），甚至还不如那些转向追求平等之维的新政自由主义者。尽管宽泛而言，萧氏可以被纳入自由主义的雄壮行列。但在宪政的四大要素当中，他无疑更为青睐民主与法治。《宪政与民主》一书对民主的高举，以及萧氏在1947年发表的《二十世纪的历史任务》一文对“自由社会主义”的精彩阐发，使他看上去近似一个温和宽容的左派，或许可以说，他是经济上的社会主义者。同时，他对中国传统的淳淳恋情，又使他作为一个文化上的保守主义者而流传后世。

三、制宪、行宪与修宪

下面我们将以关键词的形式，剖解萧氏宪政观的深层次内涵。首要讨论的是他在宪法、修宪与行宪等方面的具体论述。在《制宪与行宪》一文，萧公权指明制宪的意义：

制宪是国家的百年大计，这是今日颇为流行的一句话。这句话可能包含两个不同的意思。（一）离开了法治不能有真民治，除却宪法的保障不能有真民权。所以宪法是民主政治的永久根基，（二）宪法是一切法制的本源。所以宪法良好，则一切法制才能够良好。前一义指出立宪之必要，后一义说明制宪之须精。……有精美的宪法当然比有不精美的宪法好一些。有不精美的宪法又比根本没有宪法要好些。因为一个国家没有宪法，她就连民主政治的起码条件都没有了。在没有宪法的时候高谈完善的宪法，其可笑有点像对没饭吃的人说：何不食肉糜？中国是宪政未立的国家。我们的急需是“百年大计”的奠基，不是百年大计的落成。

制宪之后是行宪，是对宪法精神的落实，而不是将其架空为一纸具文。“民国宪法镜中天”，我一再引用吴佩孚的这句诗歌说明民国肇兴之后凄惨的司法状况。萧氏有同等伤感的慨叹。所以当时人争论1946年民国政府修订的宪法是不是“伪宪”的时候，萧氏却苦心孤诣地告诫：

宪法之是否成为今后的万法源头，其关键在于多数的中国人是否能实行宪法，而使它发生可亲的效果。我们不必在这时候断断于宪法真伪的争辩，我们只有从实行的效果来作最后的判决——能行的就是真宪，无效的就是伪宪。这不是玩弄逻辑的诡辩。这是划分中国民主政治成败的真理。

国史馆 中华民国宪法正本

萧氏说这番话，是在1947年。两年以后，他带着对民国政治的深重失望远赴美国。所谓“万里寄踪”。直到60年后的今天，我们依然得直面“知易行难”的践履宪法权利的难题。

制宪与行宪以外，还有修宪的问题。萧氏对修宪的态度不置可否，理由却逾越时代的局限而极具普世性：“宪政的成立，有赖于守法习惯的培养。在缺乏守法习惯的中国，严守宪法的习惯远比条文亮美的宪典为重要。如宪法可以轻易修改，任何人都可以借口条文有缺点，企图以修改宪法为名，遂其便利私意之实。现行宪法纵不完善，似乎还不至恶劣到开始行宪，即需要修宪的程度。”

萧氏论修宪，最看重妥协的精义。他认为民主精神（借用民盟二中全会政治报告里面的定义来说）“第一是容忍，第二是互让，第三是妥协”。所以我审查萧氏的宪政现，最大的收获之一，就是发掘出他对妥协精神的阐释，正如我阅读美国制宪会议史而叹服于汉密尔顿们高明的妥协手法——萧氏也承认：美国宪法的制定就曾遭受过艰难微妙的妥协历程。

四、民主与训政

或许是那一代宪政人特定的政治情结在鼓荡心气，读民国后期的时评与政论，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时人对民主的追求热情要远远超过其他政治理念（前期表现为共和至上）。萧公权的《宪政与民主》概莫能外。尽管只有两篇文章的标题直接谈民主，但可以断言，该书的几乎每一篇文章，都少不了民主与其他近义词（如民治、民权等）龙腾虎跃的踪影。萧氏更是冀望历经波折的中国能成为屹立于世界先进政制之林的“民主重镇”。推想起来，民主必定是那一时代至为稀缺的政治物种，因为饥渴太久，期盼就尤为狂热，乃至有“民主万能论”的幻影闪现。这之于中国宪政建设的益损算计，恐怕难以定于一尊，但我们必须明确：民主在宪政有机体的内部可以奔腾万里，却有其驰骋的界限。当然，没有民主是万万不能的，对于萧公权所处的时代更是如此。

在《说民主》一文，萧氏将面目模糊的民主划分为两面，一种是政治民主，一种是经济民主：前者注重个人自由，后者注重人类平等；前者注重人性的解放，后者注重物质的满足；前者的拥趸多半为自由主义者，后者的拥趸多半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者；前者的政治理想偏于自治，后者则接近独裁。其实这一区分尚且有些武断。两种民主之间，并没有一条明晰的分割线。自由主义者照样可以追求经济民主，社会主义也可以高扬政治民主的旗帜。如萧氏所言，两者的区别仅在于对“民”的看法不同。就两者的目标而论，却有调和的可能，途径就是民治与民享、自由与平等的兼顾并重。

在萧氏生活的时代，孙中山的政治学说属于主流的意识形态。他对孙中山的批评或修正，主要表现为质疑“训政”理论包含的民主色彩，及其转向“宪政”的可能性与可行性。众所周知，孙中山提出“军政—训政—宪政”三步走，一是鉴于民国以后极端恶劣的国际与国内政治环境，二是鉴于“民智未开”，刚刚从帝制传统的阴影之下走出的国人，政治意识相当低落，还不配享受先进的民主待遇。这一说法不断遭到学者们的批评，要么从内部否定（如批评孙氏低估了民智），要么从外部攻破（如认为中国根本不需要宪政，更别提军政或训政）。萧氏近于前者。1937年，张佛泉与胡适在《独立评论》杂志发表论宪政的文章，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训政论。张认为：宪政应该是一个活的过程，绝不是死的概念，宪政随时随地都可以起始，实在用不着训政来承接。战积极响应，重申数年前的观点：宪政不是什么高不可攀的政治制度，最适合训练缺乏政治经验的民族。萧公权无疑会认同他们的立场。

同时，萧氏承认，民智需要提升。于此他极为用力，不但并出训练理智的具体措施，还特意区分独裁国家与宪政国家教育民众的相异手段：前者“以培养信仰、激发感情为国策中之要图”，后者“既非径在传授知识，更非培养信仰，而在养成各人之思想力、理解力、评判力，俾其学成之后，不独于事理之是否得失能有独立之见解与判断，而又能根据真理无止境之认识，对于一切异己之主张，持宽容之商榷态度，不人云亦云，亦不必强人同己。既不任感情蒙蔽理智，亦不以信仰替代思想。”

这委实不失为开发民智、孕育公民精神的好路径。但我们必须注意到相关的现实难题，即训政的自我矛盾：训政者以高高在上的姿态教诲芸芸众生，在此过程当中，他们天生的权力欲必然得到激发，他们紧握在手头的权柄必然得到巩固，而训练民智，就是培养权力的敌人，因为民众成熟起来，将要分他们的权。宪政的基础是自治，但作为过渡阶段的训政是“领导人民去自治”，实际上还是“他治”，是训政者的统治。没有理由保证训政不沦为“独裁的变相”，而萧氏依旧心存幻想：训政尽可以做民主的先驱，“关键在乎主持者是否出之以诚，行之得当”。但古往今来，好的“主持者”，“好人的政治”出现过几次？萧氏不愿以不可救药的乐观遮蔽惨淡的现实，最后他针对那些整天将“民主”“自由”等口号挂在优雅的嘴角，背后却施行独裁专制之罪恶的“假民主”者，提出通往民主宪政的训政之路：

真民主的人不需要人骂，真不民主的人却不怕挨骂。我们何必说许多动肝火、乏理性、无效用的废话呢？读者也许要问：假民主的人（这与真不民主的人有别）应当怎样对付呢？笔者个人的建议是：用真民主的言行去使得他弄假成真。能投票，就投票；能主张，就主张。凡宪法所赋予的权利都认真合法运用而不轻于放弃。假装民主者的罪恶毕竟比阻挠民主者要小一些。因为假装民主者还给人民以弄假成真的机会。阻挠民主者甚至把这个机会都要加以剥夺，这才是民主最大的敌人。

萧氏朴实的民主观以及对训政论的批评，均为本人所赞成，但是仍有两点异议需要补充声明。其一。张灏先生论中国转型时期的民主观念，曾经分辨出“高调的民主观”（民主是为实现一种道德理想而产生的制度）与“低调的民主观”（民主是针对人性的有限而构想的一种制度），并指出中国知识分子多半倾向于接受前者的洗礼。他们从民族主义的观点去认识民主，从传统道德的社群取向去认识民主，从集体主义、全民主义的乌托邦理想去认识民主，惟独没有从幽暗意识、从人性不可避免之恶的角度去认识民主。中国文化传统一直潜伏着乐观主义的认识论，向往人性至善的大同梦。因此不难想象，在转型时期，国人对高调的民主观致以热烈的掌声，而对低调的民主观弃若敝履。这种激进思潮所导致的灾难，在今天仍未止息。

萧公权的宪政观相对低调，但考量他的民主思想，尤其是比较他的同时代人，他固然不算高调，却对张灏定义的“低调的民主观”缺失足够的洞察。萧氏倡言以教育培养民智：“有了民主的习惯，一切政治问题的解决和宪政实行的完成，便可同时实现。”——类似的乐观论断并不寡见于他的文本。而我们从来寻觅不到他对幽暗意识的议论。套用张灏的话，萧氏可能不乏中国式的“忧患意识”，而其底色却是乐观主义的。这便决定着他的民主观的趋向。难怪他会对“自由社会主义”情有独钟。

本文另一点疑问，牵涉到一个更为本质的问题：无论萧公权，还是胡适等宪政人，他们纷纷从内部批评孙中山的训政论，自己却落入被批评者预设的窠臼，如同政治学家列奥·施特劳斯指责卡尔·施米特，他如此猛烈地批判自由主义，实则未能冲破自由主义的罗网，仍然属于内部批判。这里的理念窠臼，我以为就是精英主义思想。训政者总认为民众的智力不足，他们却严重剩余，因此才有训政之必要。实际上，中国的老百姓是否真正“民智未开”呢？这就意味着话语权与历史书写权的争夺：谁来定性民智？标准是什么？如果让民众自己衡量，则是另一番良辰美景。

五、一个古典宪政主义者

对萧公权先生的宪政观的评述中止于1949年。此后他寄踪美国华盛顿大学，议政的旧业便再也没有重操过。这是否暗示着他以慧剑悍然斩断与现实政治的情丝呢？很难说。限于我接触的文字资料，我倾向于认为，萧氏只是转换了关怀政治的方式，历史评论替代了时政评论，厚重的专著替代了精短的投枪。未曾改变的是那颗“是亦为政”的恒心。萧氏在后半生写作《中国乡村》《翁同龢与戊戌维新》《近代中国与新世界：康有为变法与大同思想研究》等煌煌巨著，其中并不乏对他所亲见的政治思潮的评析。这些间接的文献，正有助于我们将萧氏的宪政行旅缓慢延宕开来：他的政治生命，不是铭刻于1949年的破折号，甚至不是铭刻于1981年（萧的亡期）的句号，而是指向无边际的未来的省略号。

近代中国与新世界 : 康有为变法与大同思想研究

【美】萧公权 / 汪荣祖 / 江苏人民出版社 / 2021-9

在我看来，萧氏晚年转向对维新巨子康有为的研究，是一个耐人寻味的思想史事件。阅读《近代中国与新世界》，一再感受到萧氏在借他人（康有为）之酒浇自我心中郁积的块垒。张允起先生论萧氏的康有为研究，认为这两个人的文明观——“只有通过普遍化的道路，致力于文化综合，才是最终解决中西方文化论争的正确方法。”——比较相似。我以为还可以推进一层：他们的政治观与宪政观同样具相通之处。他们都赞成渐进而非激进，讲求过渡时代的妥协而非全盘推翻重建，主张地方自治是民主政府不可或缺的基石等。萧氏对康有为“君主立宪论”的精彩诠释隐含着他对民国初年流行的政治思想的批判。而他对20世纪上半期鱼龙混杂的民主观的重审，对照以前的结论，我们可以发觉他的理念反思或转向。此书中，萧氏一改二十年前的乐观，而无法掩饰他对中国民众政治迟钝、政治水准落后的失望。

鉴于这种对历史、对人性的悲观气息的弥散，萧氏在晚年愈加趋向保守。何况他本来就不够激进。他不像严复（第一代宪政人之代表），也不像殷海光（第三代宪政人之代表）。他们早年都是引领时代风潮的“新学家”，或点燃自由火炬的反叛者，都反传统而亲西方，但最终，却猛然浪子回头，转向亲近中国的古旧文化。这多少有些令人不可思议。尽管萧氏在五四运动的热风热潮当中行至成年，他还曾编辑刊物为火烧赵家楼的同伴呐喊助威，但赵家楼废墟上的激进火光，“打倒孔家店”的彻底口号，却没有蛊惑地的年轻心智。

同样，西方文化对他的冲击更为巨大。他的几乎所有著作，都深深扎根于西方的政治学理。他的硕士与博士导师，分别是大名鼎鼎的乔治·萨拜因（《政治学说史》的作者）与弗兰克·梯利（《西方哲学史》的作者）。他从不否认两位教授对他的决定性影响。但他亦从未像时人那样连西方的月亮都要盲目崇拜。

正是这种不中不西、亦中亦西，或者说兼通中西的成熟的思想姿态，才成就了《中国政治思想史》的出产及其在专业领域的赫赫地位。

中国政治思想史 : 120年纪念版

萧公权 / 商务印书馆 / 2017-12

依照我的定义，萧公权先生可谓一个中国特色的古典宪政主义者。在宪政主义内部，古典与现代的差异，主要表现为以下三点：对待传统的态度；对历史进步论的信仰或批判；宪政建构的路径依赖。晚年的萧公权先生，正缓缓走向古典宪政主义的怀抱。无法判断他是变得悲观或乐观，或许两者兼而有之。通过对康有为思想的重审，他悲观于幽暗的人性，乐观于现代中国的建设。汪荣祖眼中的萧老师“身短而瘦，重仪容，性淡泊，与世无争，言辞多机智，有远旨，暮年衰病，虽多故国之思，终未能重履故土”——“久已渴望民主宪政的实现”，想必正是“故国之思”的一个投影。但“未能重履故土”，却说不上是缺憾还是幸运，因为今日中国的政治影象距离他设想的“大同世界”，可能尚有不小的落差。

（本文原载《政法论坛》2006年第6期，有删节，经作者授权后发布。完整版见https://www.aisixiang.com/data/93295.html。）

原标题：《一个古典宪政主义者的家国理想｜ 人物 · 萧公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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