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詹宏志：一段勇敢前行的人生

8月来参加上海书展前几周，詹宏志刚刚完成了在香港书展的一系列活动。去年在出版了旅行文学作品《旅行与读书》之后，詹宏志回到了作家的身份，参加书展和一系列推广活动成了他的工作之一。

8月17日晚，台湾文化人詹宏志应澎湃新闻之请，作为上汽通用别克-全新一代君越独家冠名思想湃的主讲嘉宾，来到在东方艺术中心，与他的上海读者一起穿越台湾文化变迁30年。

与香港书展上以“书呆子”为主角关于旅行的演讲不同，在思想湃这个题为“一段勇敢前行的人生”的2个多小时演讲中，詹宏志的身份从媒体人、音乐人、电影人、出版人、互联网教父转变成作家，他的身份一次次转身，何尝不是台湾从1970年代到新世纪30多年的一次次转型。用詹宏志自己的话说就是，他的生活经历“可以当做是台湾的某一个时期的一种社会景观，一种文化氛围。”

这一次的演讲内容，跟2012年他在大陆一些大学讲座有关。当时，詹宏志惊讶地发现，大陆大学生依然对他年轻时代所经历的一系列文化运动感兴趣，对他和他伙伴们做过的事情耳熟能详，对这些台湾文化的“遗老”保持尊敬。当时，他被问到最多的还是1970-1980年代的台湾文学、音乐和电影浪潮。

“我在文化界的第一份工作是在1974年。”詹宏志当时才18岁，刚入大学念书，这份工作是去文艺杂志做美术编辑。这不是一份不起眼的工作，因为詹宏志接的是阮义忠的班去给杂志画插图。阮义忠现在是华人世界最有名的摄影家之一，而这份杂志是当时台湾最有影响力的文学杂志《幼狮文艺》，主编是诗人痖弦先生。这就是詹宏志艺文生涯的起点。20岁不到的詹宏志做梦都没有想到，自己在大学时兼的这份工，居然可以在办公室里看着那些传说中的人物进进出出：余光中、朱西甯、杨牧……“各种我以前读书看到的人，都在那个屋子出现了。糊里糊涂就进到台北文坛的最核心。”当时，詹宏志的工作内容之一是被派到台北的作家家里去拿稿子，“痖弦先生一接完电话就说我派一个人来，那个人就一定就是我了。我就这样被派来派去。所以一年之后，台北文坛最伟大的名字我都认得了。他们是不是认得这个小弟弟，我不一定知道。”

詹宏志说，他糊里糊涂地被带到了一条河流里，而这条河流显然正起变化，那就是台湾正在发生各种各样的变化。

詹宏志尊称痖弦是他的师傅，但他其实在痖弦手下做的时间并不长，很快痖弦就去美国威斯康辛大学读书了，詹宏志只好流浪到台湾的一家出版社——远景出版社。当时的台湾，正兴起很多独立出版社，他们区别于1949年后从大陆搬到台湾的那些出版社。

1970年代末，痖弦从美国回来来到联合报副刊，詹宏志于是也追随他来到那里。当时，联合副刊和高信疆主持的中国时报副刊在华人世界影响非常大，两家在台湾的竞争也异常激烈，但也如此，台湾形成了独特的副刊文化。

詹宏志依然记得当年最红的作者之一是武侠小说家古龙。因为痖弦先生与古龙有间隙，詹宏志被派去约古龙的稿子。最后陪着嗜酒的古龙喝到晕吐后，古龙被他的热忱打动收下了他这个小弟弟，答应不计前嫌给联合报稿子。

几年后，詹宏志意欲脱离文艺副刊，所以离开联合报来到中国时报下面的《工商时报》，刚去那会儿，他做的第一件事是接待金庸。当时全台湾媒体都在“抢”金庸，而詹宏志负责去机场接金庸，然后把他“藏起来”。“我到了机场通过机场记者的帮忙就进到机场里头去，金庸一下飞机我就上去，然后就带着他从侧门走了。上了车，就把他送到一个中国时报准备的地方。金庸一共去了台湾七天，我们整整关了他六天。”所以，台湾其他报纸直到第七天，才有机会接触到他。这就是所谓的金庸“被绑架”事件。

1980年，詹宏志24岁，作家隐地找到詹宏志让他编选著名的年度短篇小说选。詹宏志不仅编选，还为这些小说写了大量的评论。在一篇文章中，他无意中提到，台湾作家的作品，在很多年后都可能是“边疆文学”。他闯祸了。他的这句话被认为是台湾文学论战的一部分，涉及到所谓台湾文学主体性问题。

“我非常荣幸，在25岁时有四百万字的文章骂我，从那之后我就出名了。我今天说的很轻松，当时我内心是很困难的，一打开每本书，都看到攻击你的文字，这对一个年轻人来讲也不是很容易。不过我非常幸运，就在那个论战起来的时候，我被派到美国去。”初到美国，詹宏志做的最多的事情是看各种电影。他也不会想到，几年后，他居然也成了台湾电影的一部分。

在纽约工作，詹宏志并不认为这是他想要的人生。他辞职离开报社，离开新闻界。“因缘际会，一位谋过面的学长跑过来邀请他去做一个家唱片公司的总经理，那家唱片公司就是滚石。“我也不知道怎么做唱片，去后的第一个案子是罗大佑。”“我对唱片行业一点都不懂的，不过也正好碰到罗大佑，因为罗大佑也是当时唱片公司不可能做的人。罗大佑穿黑衣，戴黑镜，唱歌扯嗓子，歌词无法通过审查，没法进广播，没法上电视。”詹宏志理解的摇滚乐就是要开演唱会，而这在当时是没人做过的事情。两天的演唱会上，一个嘉宾是李寿全，一个是潘越云，给演唱会搭钢架的是林怀民。

“糊里糊涂的，我就参与了台湾流行音乐一次大变革。滚石也因为这样富裕起来。但我觉得音乐不是我专长的事。”

离开滚石后，詹宏志去了远流出版公司做了总编辑。“也就在我做出版的同时，我有一个意外的电影的经验。最早是在1980年我还在报馆工作时，经舒国治的穿针引线我认识了年轻一代的电影人。”到詹宏志从美国回来的时候，他看了侯孝贤他们的最新电影，“我很受震动，觉得台湾有一种新的创作力量跑出来。”所以他想替侯孝贤去谈钱拍电影，那部电影就是《悲情城市》。

“那时我也还在出版社上班，所以我这个监制是半夜的监制，因为大家收了工就到我家开会。我也征得老板的同意，在办公室用国际电话和国际传真。”

在电影中，包括詹宏志在内的很多台湾文化人都在电影中有角色出演，“这是为了省钱！”为了省钱，甚至几个人合用一套西装。“我们是一群业余演员，我们是乱演一通的人，可是我们当中有一个厉害的职业演员就是梁朝伟。所以，我们在排戏的时候，梁朝伟每一次都是完全一样的精准，而我们每一次都不一样，我们不像演戏，每一次演的都不一样。”

做完《悲情城市》之后，詹宏志又做了《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

这段台湾电影的传奇故事，只是后来的故事。“当我跟侯孝贤杨德昌他们工作的时候，他们都是潦倒的人。所以，我们在做这些事的时候，只想帮忙的朋友。但现在，他们都变成大师了。而在当时，我们不知道这些事会变得如此伟大。”

但詹宏志认为，自己最重要的工作是在出版。“我真正的工作主业其实在出版，我真正对台湾影响比较大的可能也是出版这个行业。”后来他创办了城邦出版公司，这个工作一直做到2005年离开城邦。

也因为出版的这个经历，他早在1996年就注意到了互联网的前景，在台湾创办了一系列商业网站，成为台湾的互联网教父。

詹宏志的台湾30年，用了2个多小时才全部讲完。而这已经大大超出了场地方能提供的时间。但现场观众也对这样一次演讲入迷，愿意让詹宏志先生把他的故事讲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