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外交@G20｜从边缘走向核心，中国领导力缓缓启幕

【开栏语】

中国外交越来越活跃，也越来越引世界瞩目，即将开幕的杭州G20峰会便是最好的例证。为此，澎湃国际特别开设“大外交”栏目，集中关注中国外交的重要动态，力图全面、客观、专业地展现中国与重要国家间的交往、互动、博弈与斗争，以多种形式呈现中国外交的广度与深度。今起，“大外交”栏目推出“G20”系列报道，作为开篇。

在长期跟踪七国集团（G7）和二十国集团（G20）的加拿大资深专家约翰·柯顿（John Kirton）的记忆里，2005年在河北香河举行的G20财长与央行行长会议对中国而言是一个不同寻常的机会。“中国不再仅仅是G20的参与者和服从者，而是证明了它也可以作为一个完全平等的成员主办G20会议并且设定议程。”

2005年，首次担任G20主席国的中国不仅成功主办了当年的会议，还同意G20创始人、时任加拿大总理保罗·马丁的建议，愿意与加拿大共同主持一场G20领导人峰会。尽管讨厌开会的时任美国总统小布什让计划搁浅，但这一号召获得了当时大部分G20成员的响应，为2008年的首届G20领导人峰会做了铺垫。

“中国政府一直比较重视G20这个平台，”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院长、G20研究中心负责人郭树勇对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表示，“刚开始中国主要处于它的边缘，只是在某些领域进行参与，而现在中国往G20的核心靠近，参与了几乎所有领域，更要开始制定规则，更加深度地介入到G20中去。”

郭树勇认为，在中国不断提高的综合国力、领导人的战略眼光和国际社会的期待等多种因素下，如今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深度和广度都超越了以往。

起初对G20保持谨慎克制

“自从G20创始起，中国就在其中扮演了关键角色，谨慎克制但层层递进，与其他国家共同发挥领导作用。”8月25日，资深G20问题专家约翰·柯顿在上海外国语大学主办的“使全球治理更加有效和包容：二十国集团与联合国”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如此说道。

中国在1999年加入G20，2005年首次成为主席国，又在2008年成为首个接受G20领导人峰会的非G7国家，参与G20的各项活动。柯顿认为，中国始终强调渐进式改革、避免单边行动、在具体议题上发挥领导力，这些都为G20的不断发展做出了贡献。

然而，中国起初似乎并没有在G20寻求更高的领袖地位。柯顿在接受澎湃新闻专访时说，中国在G20的谨慎参与可能源于多个原因。

“首先，中国强调自己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而责任意味着与其他国家互相合作，而不是单方面地独断专行。”他说，“而且，中国曾在近代成为帝国主义的受害者，所以不像部分西方国家那样在国际舞台上频频单方面发起新倡议，而是更倾向于与其他国家达成共识。”

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副所长曲博日前也对澎湃新闻回忆说，在2008年和2009年，中国主要把G20视为危机应对机制，直到2009年9月的匹兹堡峰会将G20确立为世界经济合作的首要论坛后，中国才逐渐开始接受并希望G20向长效机制转型。

现实的制约更为具体，“（起初）中国更希望在G20中扮演好重要、平等而受尊敬的合作伙伴角色，而不是试图引领G20，因为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在参与全球治理的机制上和人才上都处于相对弱势。”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何兴强早在2014年在加拿大智库“国际治理创新中心”（CIGI）发表报告时就指出了中国早期与G20的关系。

中国与G20关系的转折点

在何兴强看来，更重要的转变发生在2012年。当年，G20被写入了十八大报告，与联合国等其他国际组织并列，“我们将积极参与多边事务，支持联合国、二十国集团、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等发挥积极作用，推动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朝着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中国将坚持把中国人民利益同各国人民共同利益结合起来，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国际事务，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这一表述在此前的十七大报告中并未出现。

英国谢菲尔德大学东亚研究学院教授雨果·道伯森（Hugo Dobson）对G20和八国集团（G8）保持长期关注，他近日告诉澎湃新闻，2014年是一个“分水岭”，即中国被确定为2016年峰会主办国之后。

当时，在G20布里斯班峰会最后一天，东道主时任澳大利亚总理阿博特宣布，中国被G20成员国们挑选成为2016年领导人峰会的主办国，这一决定也被视为中国外交的一场胜仗，因为彼时，日本东京方面同样提出了承办申请。

“在早期，中国对G20的态度是喜恶参半，并且将其看成是一个临时的特设组织。”道伯森说，“不过后来，中国越来越将G20视为一个重要的全球治理机制。因此，我们或许可以看到中国试图通过某种方式将G20机制化。”

“谨慎派”与“积极派”

对于中国在G20中的参与，中国国内大体也有两派观点：有人担心G20可能是西方的“陷阱”——通过增加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负担来拖慢中国的发展；也有人呼吁中国加强在G20中的影响，增强在全球经济治理方面的领导力。

国际政治经济学者曲博认为，目前的发展证实了后者的判断。实际上，中国在G20中起到更重要的作用有助于实现中国本身的需求。

“中国需要世界经济维持开放和稳定。”他说，由于各国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都互相关联，西方国家在制定政策时往往会忽略发展中国家的利益，所以中国尤其强调宏观经济政策协调，而G20这一平台能够促成各国间平等的协调。

在加拿大约克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陈宗翼（Gregory Chin）看来，中国已经在多个方面展现了自身在G20当中的领导力，具体体现在持续推动巴黎协定、促使G20成员国批准并执行该协定、使该协定尽可能快地生效，这在G20开幕之前就已取得成果。

另一表现在于，中国运用其领导力，将全球发展议题更直接地设定为峰会的议题。“在以往几乎所有G20峰会中，除了用来口惠而实不至地应付发展中国家的诉求以外，全球发展议题都被放在次要地位。”陈宗翼日前告诉澎湃新闻说。

在郭树勇看来，这标志着杭州峰会是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一座里程碑。中国将联合国放在了本次峰会的重要位置，杭州峰会将对《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等联合国纲领的实施进行细化，把它们转化为大国的集体共识，形成G20和联合国的良性互动。

长期以来，联合国具有无可比拟的代表性和合法性，然而它是基于二战后的世界体系，已订好了规范的程序和投票规则，难以推进变革。而G20的制度化则比较低，但它具有灵活性，能够发挥各国的积极性，因此两者各有优劣。

“只有把两者结合起来而不是形成对立，才能更好地把全球治理在现阶段做得更好。”郭树勇认为，中国可能做出的主要贡献之一就是加强G20与联合国的合作。

曲博进一步认为，G20作为中型的多边机制，可以与世界贸易组织这样的大型多边机制和中美战略经济对话这样的双边机制互相配合协调。在将来中美面临政治、经济及地缘竞争时，这些对话途径都与中国的战略密切相关。

当然，中国在全球治理上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杨洁勉在8月25日的“使全球治理国家有效和包容：二十国集团与联合国”国际学术研讨会的演讲中强调：“中国反复表示，在全球治理事务上，中国的目标和能力还存在着较大的差距。”

“中国还是个新手，还需要花多年时间来发展理论、加强能力、积累经验、培养人才、落实目标，并更好地与国际社会中的其他成员进行沟通，等等。”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