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人话旧︱人事音书漫寂寥——闻李泽厚先生远行

作为心智和精神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成长起来的一代人，我与我的同侪一样喜欢谈论李泽厚先生。这中间无疑有当年“追星”意识之残留和“积淀”之功，毕竟，如同我在另一场合说过的——在我们的养成过程中曾经那么重要的东西是不会随着时间的流逝和风气的转换而轻易消失的。但是其实，我是从较晚的时候开始，才逐渐将此中心曲形诸笔墨的。

在《听歌放酒狂》中，有一篇至少标题看上去颇为另类的文字“雪一片一片一片”，那是从《李泽厚散文集》中重读了一些旧文，“偶然”有所感发而信笔写下来的，那里记录了我大学时代在长春阅读李泽厚最初的也是最重要的记忆。

在我的“读人话旧”系列中，至少有两篇文字是直接谈论李泽厚先生的：一篇讨论的是金春峰对他这位老朋友的评价，另一篇则是在李泽厚与奥伊泽尔曼之间的“对勘”。私揣在这两篇小文中，我是表达出了对泽厚先生为学特色和致思取向的某种理解的。我还在朋友圈发布过一篇“马克思的帽子和金庸的银子”，探讨了以非马克思主义的方式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可能性以及马克思的帽子与金庸的银子之间的“可比性”。

我最近一次就李泽厚先生写点儿什么的冲动来自于《李泽厚刘纲纪通信录》。今年暑假，从杭州一家民营古籍书店买到这本书后，我从头至尾仔细通读了一遍，获得了一种近来颇为宝贵难得的阅读经验——我以为，这是晚近出现的理解泽厚先生人格特质和人生遭际的一份极具价值的材料，在有助于消除人们对于泽厚先生某些误解和误传的同时，也会对于知人论世有所助益，甚且增加对于这两位人物的敬意。

如今李泽厚先生在大洋彼岸落基山下寂然离世，也让我经历了朋友圈最“壮观”的刷屏节奏，有些从来不发状态的朋友也发了状态。“李泽厚有啥思想史的意义？”——我的朋友王志毅先生昨晚如是问。也许，或者肯定地说，我无法全面地回答这个宏大的问题，而只能先把这个大问题转换成“李泽厚对我有什么意义”这个也许只是对我才有意义的小问题。

说出来可能有些出人意表，就此“问题”我所想到的一个方面是，泽厚先生的论著中对我“最有意义”的也许是其中的引注部分。我这个纯粹从自己求学经历出发的说法说并不是要传达对泽厚先生的任何不敬，而恰恰是为了表达对他最温暖的感念和最深切的敬意。

我最初知道李泽厚先生的名字是1985年在吉大文科楼听到的一场报告，报告人是中文系的杨冬老师。在那场关于文艺学方法论的演讲中，我第一次知道了《美的历程》这本书以及卡尔·荣格那句“不是歌德创造了浮士德而是浮士德创造了歌德”。《美的历程》彼时在吉大图书馆并不容易借到，但是我还是终于设法读到了这部书，并在1986年的暑假到北京游玩时把它推荐给了我的一位高中同学，他当时在北京一所交通大学念铁道运输和物流专业。在我回到长春不久，我的这位同学来信告诉我，他已经转学到了隔壁那所师范大学的哲学专业！

几乎打从一开始，我阅读李泽厚先生的著述就特别重视他的引注。在这方面，《美的历程》当然是特别具有代表性的。我对于现当代文史领域的有些重要学者的了解，恰恰是通过泽厚先生的引证才变得具体起来的，例如陈寅恪、蒙文通、闻一多、孙作云、王瑶、苏秉琦、张光直，甚或滕固以及同样作为绘画史学者的童书业。

在这些学者中，“唯一”与吉大“有关”的似乎就是金景芳先生，因为《美的历程》中引用了“商文化起源于我国北方说”。我不太记得泽厚先生有没有引用过马承源先生的论著，但我知道后者的名字却一定是与《历程》中“青铜饕餮”一章有关的。有一次我在马桥古人类文化遗址博物馆参观，从陈列的图片中“认出”了马承源先生，同行的友人很惊讶，而那时我想起的却是泽厚先生的《美的历程》！

再者，因为《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中反复引用杨宽先生的《古史新探》，我那时就经常想到图书馆借阅这本书，但是却从来没有借到过。这就留下了一个“后遗症”，杨宽先生的著作，我此后几乎是每见必收的，有的还有不止一个版本。但是回想起来，其中最为难忘的仍然要数在长春的一次特价书市上得到《古史辨》第七册的半卷，因为那正是杨宽先生早年的成名作《中国上古史导论》。

诸如此类的情形在反映了自己文史修养之贫乏的同时，也暴露出一种初学者的带点儿“成功学”色彩的小孩子心性——那就是似乎想要通过泽厚先生的引证来掌握他“成功”的“秘密”，颇有点儿“偷师学艺”的意思在里面。

这个“捷径”能否走通姑且不论，但这里却也颇能透显出泽厚先生为学的某种特质。泽厚先生的学问和思想以“创新”著称，但是其实他首先是一个善学者。他所引证和发挥的都是那个领域最顶尖，但不管是由于意识形态或学术风气而遭到某种“遮蔽”的学者和传统。《历程》中对陈寅恪、闻一多和王瑶的引证只是其中的一个例子而已。

就此而言，李泽厚与所谓民国学术的关系问题其实是一个值得重访的话题，只不过泽厚先生身上的思想家色彩使得人们往往倾向于低估他从民国学术传统中得到的滋养。所谓“有思想的学术和有学术的思想”，似乎亦正应从如是观。

对西学的深入了解是泽厚先生那种独特的“有思想的学术和有学术的思想”的另一个重要支撑。对克莱夫·贝尔的“有意味的形式”的吸纳和对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的“改造”是其中两个最早期的例子。这方面，泽厚先生“与时俱进”的最新例子是他与哈佛 “网红”教授桑德尔的“对话”。泽厚先生是所谓“问题中人”，他是跟着“问题”走的，学术资源也者，乃是为他所要处理的“问题”服务的。在这个层面上，桑德尔和罗尔斯倒是可以“等量齐观”的。也是在这个层面上，“李泽厚有啥思想史的意义”和“李泽厚对我（们）有什么意义”的问题就成为无法彻底分离开来的了。

我的一位年长的同事在闻听泽厚先生逝去的消息后说：“论及当时中国人对西方现代哲学研究状况的了解，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介绍，他代表了最高的水平”。我对此颇有同感。在有一次聊及不久前逝去的余英时先生的工作时，也是这位同事曾经说：有时候我们会觉得现在回过头去念那些著作，似乎不再有当初那种“石破天惊”的感觉了，而这其实恰恰是因为他们帮助陶养了我们的趣味，提高了我们的认知——用维特根斯坦的话说：河床已经改变了。我私下以为，这也应该是我们回答“李泽厚有啥思想史的意义”这个“问题”时不可回避同时也更有意义的一个视角。

“人的觉醒”和“文的自觉”，借用冯友兰先生的话，这是《美的历程》为魏晋玄学“平了反”。在给《历程》作者的信中，泽厚先生的这位老师希望他的学生接下来为道学“平反”。这位学生做到这一点了吗？《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中的“宋明理学片论”庶几乎近之，而《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中同样极具反响的“略论现代新儒家”则又代表了某种“逆转”。黄子平曾经感叹后一部书中“二十世纪中国文艺一瞥”那种同样让人有“石破天惊”之感的敏锐触觉。

而对我来说，卑之无甚高论地，伴随着我的青春记忆之最深刻面相的，仍然是《美的历程》既神采飞扬又让人感喟地谈论魏晋唐宋的那些文字。所以，我从其中的“盛唐之音”中摘出泽厚先生所引用的这句杜诗——“人事音书漫寂寥”，表达和寄托我对他的感激和追念。

（2021.11.4正午，于大荒公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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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应奇，系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