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实验室|王建宇：中国的量子通信研究走在世界前沿

8月16日，我国成功将世界首颗量子科学实验卫星“墨子号”发射升空。量子通信是中国处于全球研究第一阵营的项目之一。去年冬天，澎湃新闻记者就有关量子通信的问题采访了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副院长王建宇。

量子通信利用了物质的量子特性

澎湃新闻：什么是量子通信？

王建宇：到目前为止，是利用物质的量子特性，来对通信过程保密，进行加密。并不是说我把信息用量子当作载体，而是产生秘钥。所以我们的实验，另一个名词叫量子秘钥分发，或量子秘钥分配。

量子通信的基本原理利用了量子的粒子性。量子是一份一份的，所以两个人通信的时候，甲给乙的信号，你收到了，别人就收不到，如果中间过程有窃听或者有丢失，别人收到了，你就收不到。这个过程当中，凡是收到的信号，只有甲和乙知道，别人就不可能窃听。假设窃听的人有很大的能力，它可以把量子里面的东西，每个量子态收到以后，拷贝以后，再发给你，这里面又用到了量子力学另一个原理，就是测不准原理，或叫不可复制原理。量子态通过复制以后，再生成一个量子态，它的误码率就会增加，所以我们两个通讯的人在最后只要去计算我们两个收到的码和发出的码的误码率，如果超过一定的量，这个码就不安全，我可以不要。而如果这个误码率低于多少，那我从数学上可以严格证明，它一定是安全的。

所以目前我们做的量子通信，就是通过量子的方法产生秘钥，然后确保通信载体的安全性，今后可以把每一个量子作为信息来调制，这方面的研究也在做。

澎湃新闻：量子通信具体怎么做？

王建宇：我从空间打下一束一束光，但这个激光非常弱，每一次发射，我们是控制在0.8个光子，或者0.5个光子。因为光弱到一定的时候，是一份一份的，所以我每次调制到非常小，然后下来以后有一个概率问题。我最好有个设备，每次都发一个光子，但这个做不到的，要么成本非常高，我们现在就是用弱光子来做，但是它这么小的光，我地下怎么接得到啊？它是发的小，但是频率很高，我们一秒钟发50兆个脉冲，整个光子数是50兆或者100兆乘以0.8，这样来提高它的亮度，然后我地面就能接收。不是所有都能接收到的，我可能接收到十分之一，也可能接收到百分之一，大概能够接收到成码的几十K，作为通信的密码足够了。

以后如果你要把量子作为载体的话，那你这么低的概率就不行，而必须都能收到。最早量子通信在地面就是在光纤里面做的，因为光纤里面，要比自由空间里面条件好得多，激光一头进去，跑不到外面去的。但是光纤有一个弱点，因为光纤是靠光的全反射，激光在光纤里跑的时候，它在光纤壁上不断在反射，有损耗。损耗到一定程度时，量子通信就做不成了。所以用光纤做，距离是有限的，做不成全球的量子通信，我卫星就能做到全球的。

中国的量子通信研究走在世界前沿

澎湃新闻：我们国家量子通信研究进展怎样？

王建宇：我们国家量子通信领域应该说是走得比较快的，特别是国外留学的科学家、博士回国（有很多）。我们这个工作都是跟中国科技大学潘建伟院士合作的，他21世纪初回来以后就一直在做，这方面的成就全世界公认。我们是走在全世界前沿的。

我们有一个名词叫量子调控。以前对量子现象可以去观察、分析，但到21世纪，人已有能力去控制这个量子现象，可以去调控它，所以叫量子调控。现在这方面真正有应用前景的，一个是量子通信，一个是量子计算。相对来说，量子通信做得快一点，现在可以初步进行实际的验证和初步的应用。

澎湃新闻：你们为什么会做量子通信？

王建宇：：我们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一直是做红外光电探测技术的，有一部分应用是遥感领域。现在大家看到的天气预报，这里就有我们做的多光谱红外相机在天上拍，现在精度要求越来越高。把光电通信技术、光通信技术用在量子通信上面，是我们现在在做的工作。

澎湃新闻：红外和光电探测怎么和量子通信有关系？

王建宇：红外和光电探测，最早是被动的，就是太阳照在地球上，反射上去，我从卫星上看，获得物理量，这是一种探测。这个还是一种大信号的探测。后来有了激光以后，我们可以用激光来做主动探测。前面一种是被动的，光源是太阳下来的。到激光以后，就是一种主动探测，设备先发出一束激光，探测激光在物质上作用以后，我们叫回波，我们探测这个信号来分析地面目标的特性。

比如我测距离，过去以后回来多少时间。第二种，我也可以激光探测物质的特性，比如它反射率是多少。量子是主动的非常弱的光电探测，它每次发的就是零点几个光子，这个就比一般的激光主动光源更难。我们原来是做被动的，后来又做主动的激光探测，从光的探测原理上讲是一样的，但光的源和强度不一样。当然在难度上，越弱、越主动的越难。我们实验室也是这么走过来的，从一般的被动探测到主动探测，到非常弱光的主动探测。

中国航天成果越大，美国人的禁运就越厉害，它觉得你发展太快了。但禁运也是一只双刃剑。举个例子，我们的探测器、传感器是核心部分。可见光的传感器，军事运用相对弱一点，国外一般是不完全禁运的，而红外探测器绝对是禁运的，所以我们现在上天的红外探测器都是自己做的。可见光的传感器就不行，因为它能运进来，相对国内发展就慢。国外不卖给你，你没办法，就得自己想办法做出来。有时候禁运反而促进了你这个方向的发展。

澎湃新闻：这对我们的半导体工业要求比较高？

王建宇：所以国家科技重大专项，第一项就是“核高基”嘛，就是“核心电子器件、高端通用芯片及基础软件产品”的研制。我们现在做的核心红外器件，都是自己做的，这买不到，但是差距还是存在的，得先解决已有的问题，一点一点做。

原来有一个摩尔定律，说是集成电路上可容纳的晶体管数目，18个月翻一倍，价格低一倍。老早就说摩尔定律要被推翻了，但有一点是确定的，就是现在要建一条完全的半导体供应线，那是数百成千亿美金的投入，量很大，不是很小的一个集团能够投得起的。但是现在的半导体设计，确实变成小企业可以做的事情了。中国人设计不笨啊，都能做，如果能有好的平台，也能做出东西来。

经费永远短缺，针对中间层人才政策不够

澎湃新闻：科研经费立项、分配机制是怎样的？

王建宇：在科学院里面，我们是偏应用研究和工程研究一类的，所以我们的产品绝大部分是国家的特殊需求，比如说气象卫星、环境监测卫星。经费渠道是多方位的，一个我们现在国家还会给一些基础研究经费，以前叫事业费，现在叫创新经费，这还是小头的。主要还是根据国家的需求，在国家的大平台上，通过竞争得到国家的支持，这块是大头。比如国家需要发展气象卫星或量子卫星，这个任务出来以后，有这个能力的人都可以去应标。

澎湃新闻：经费感觉充裕吗？

王建宇：经费永远是短缺的，要看你怎么比。如果和自己比，和过去比，国家在这方面的保障已经强很多了，某种程度上说，我们的科研已经进入到比较好的良性循环阶段了。和国外的投入比，我们还是低一点。但中国人还是有中国人的办法，通过自己的努力，同样能完成和国外（差不多的成果），甚至有些地方能够超过国外了。

澎湃新闻：人才引进方面如何？

王建宇：人才竞争是最关键的。现在国家有很多人才计划，高端的像中国科学院的百人计划。具体到上海，到我们研究所，不单自己户口没问题，家属的户口也没有问题。人才是要有梯队的，比如有顶尖人物，还要有一批骨干和中间层。针对中间层人才，目前有一定的政策，但我个人认为是不够的。我们技术物理研究所每年培养几十个甚至上百个博士，但是真正能留下来的没有几个。留不下来的主要原因，还是和民企和国外相比，在待遇上有差距，包括能够落户的，还要经过打分什么的。这方面（能不能）给予进一步的政策，是吸引人才现在比较难的问题。

共性管理和特殊管理怎么统一，是学问

澎湃新闻：经费立项之后，怎么管理？

王建宇：我们技术物理研究所的政策是属于全成本核算。经费申请到了，特别是工程任务，它不是一个教授或研究员的钱，是整个团队的。它是按计划，由专门机关来管理这个经费，要按计划、按节点、按需求来使用。而且现在国家对经费使用越来越严格，买老酒的钱是不能去买醋的。下面的研究人员也是按需求，然后分步来使用。

有一些纯基础研究，前面计划性不是特别强的，可能会宽松一点，但是里面的科目也是非常明确的，比如哪些经费是可以用于人的，哪些经费是用于材料的，哪些经费是用于设备的，在申报国家计划里面都非常清楚。

澎湃新闻：与国外科研经费比较，我们如何？

王建宇：这十几年里，我们国家的科研水平还是有大幅度增长的。第二，我们现在有些投入。十几年前去美国看，我们的投入大概是它们的十分之一，现在我们是比较大幅度增加。比如我们的研究所，比较好的实验室，一年人均没有上百万元的投入，你是做不出很特殊的成绩的。这个就相当于15万美金了，在美国也不算少。不同的实验室、不同的地方有区别，至少都有大幅度的增长。但是有一点还是有差距的，对人的投入比人家少，它们大概是有60%甚至70%投到人身上，我们现在大概三分之一左右，可能还要更少一点。

澎湃新闻：如何提高科研经费效率？

王建宇：现在为了管好科研经费，花了很多力气，也出了很多文件。现在我们做一个科研项目，预算要填很多，每一件东西都定下来。但科研上这么做确实是影响效率的，因为科研本身就有一个不确定性，今天说了我要买这个相机，可能我做的时候会发现，买这个相机不合适，我要买那个相机去，但要调整是很复杂的。当然，从管理部门的角度来说，它也没办法，它有一个个项目，不能为你的特点（而调整管理），只能是依据共性去管理。这个共性的管理和那个特殊的管理怎么统一，是一门学问。

考核时要给基础研究一定的宽容度

澎湃新闻：考核机制如何？

王建宇：如果是基础研究的，考核的就是论文、专利、奖励，就是这些。虽然我们说，做研究最终目的不是发论文，但基础研究成果的唯一的表现和国际承认，就是论文。

但是我们做应用研究的，或做国家重大任务的，那考核你的情况就是，项目完成没有。这方面任务下来以后，它有计划，有节点，甲方会天天来考核你的，所以这里面的压力和紧迫性，要比基础研究大得多。每个任务都有节点，按节点预算拨经费，你做不到，首先要解释为什么没做到，你能不能做到，后面补救的措施是什么。这样，科研人员压力很大。

然后到后面，比如说，五年要结题的，一项项指标都要测过来。比如卫星，更加是一点马虎眼都不能打的。我们现在做量子卫星，明年（2016年）要发射了，如果你这里留着隐患，或者没有很认真去做，那上天之后马上就不行了。所以，这个考核比定个计划或写个什么东西那种考核都厉害。

澎湃新闻：工程研究比基础研究效率更高？

王建宇：基础研究要给它一些余地，因为基础研究不可能保证出什么。你要给它一定的宽容度，换句话说，你给它钱，不要指望五年以内三年以内它给你抱个金娃娃。也可能十个一百个项目里面出几个特别靓的，这完全有可能。（但假如）你没有这个基数，那么一个两个成果也出不来。目前有些地方对基础研究，实的考核还是太多了点，因为一实以后，它创新性就没有了，就想着我怎么样应付你的考核，考核过去就行了。

如果是做工程的、要上天的项目，考核就很清楚：你的成功与否不是你自己说了算，结个题、专家评一下（就可以了），而是要看设备上天以后的表现。这个你是忽悠不了的，所以必须非常认真地去对待。

做产品开发一定要到一线去做

澎湃新闻：产学研这块做得如何？

王建宇：中国科学院对国家的贡献，第一，做国际一流的基础研究，第二，解决国家的重大问题，像我们卫星啊，国防啊，还有一块，就是为国家的生产力发展做贡献，为产业转化做贡献。实验室出来的东西和市场上需求的东西实际上有很多差别，我们以前说从技术到产品，从产品到市场认可的产品、能够挣钱的产品，比例大概是100:10。

我们现在要求，你科研人员，如果愿意做产业化的，就一心一意去做产业化，别两头跨，就是我这里国家好处拿着，又希望产业化，能够拿点小钱补充自己。这样做不好，你只有一心一意去做，你这个产品才有可能被市场接受。

所以我们现在一般采取和地方和企业合作的办法，也建立一些工程中心，在江浙一带，它们将我们所的技术在当地转化称产品。所以我们以前有一句开玩笑的话说，产业转化的好坏和离研究所的距离成反比。在研究所，大家瞄的都是国家重大任务，因为这一块做成以后，无论待遇、激励都比较高。那么你在这里，今天想搞产品开发，明天国家项目挺吸引人的（你又想搞国家项目），这样你这个产品也做不好。做产品开发一定要到一线去，在市场里去做。我们现在大概有四五个和地方合办的工程中心，这些中心在逐步地产生产品。

研究所的管理压力很大

澎湃新闻：现在研究所负责人看起来也像企业管理者一样。

王建宇：像我们这样的研究所，企业的成分是越来越多的，当然产品还是有点不一样。我们中科院对各个研究所、领导班子有要求，没有说都是国家给你任务，你也得有自己的发展规划。最典型的是我们现在做的“率先行动”计划，就是说，每一个研究所要对自己进行定位，到底是做基础研究，还是做应用研究。

我们这里有一个卓越创新中心（中国科学院脑科学与智能技术卓越创新中心——编注），就是要做国际一流的基础研究。像我们所，选择的是做创新研究，目标就是解决国家重大问题，做产品，做技术。具体怎么做，要研究所自己做规划，自己考虑。

进一步，我们有一个135规划，就是每一个研究所要有一个定位，三五个几年内能看到的突破，还要有五个甚至更多一点的突破你需要去培育。这样一来，每个研究所一定是有短中长期的规划。有了这个规划，做得好的研究所，就做得比较健康。

我曾开玩笑说，现在要考核你的基础研究，要考核你的应用研究、重大工程、国家任务完成没完成，还要考核你的产业化转化，所长要全能型的，从基础研究到应用研究到产业化转化都要懂。这确实对我们研究所的管理压力很大。

要有适度竞争

澎湃新闻：企业的竞争比较厉害，研究所之间的竞争情况如何？

王建宇：一个地方没有竞争就没有进步。反过来，竞争过度了，也会走向反面。就是要适度。

我们院里也一样的，最早的时候，每年要填表评估，后来大家都有意见，说太频繁了。比如一个研究所，它原来发展得比较慢一点，评估数据不是太好；然后换了新班子，过几年，发展得很好，很努力，也自己感觉很好，但是被采的数据有滞后，结果把它评估在很后面，它积极性就没有了。这么一来，不评行不行？不评也不行，大家没压力。国家给了钱，没有回报也肯定不行的。所以，现在是适当延长评估的周期，尽量减少科技人员的压力，但评估还是要的，现在基本上是三五年评估一次。

大家也认识到，现在不同的研究所不同的管法，像我们技术物理研究所这样的应用型为主、工程比较多的研究所，可能就要引入更多企业化的管理体制或者机制。这个不是你喜欢不喜欢，而是内因和外因结合，迫使你往这个方向去，不然就做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