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叔湘《笔记文选读》：趣读古文的一把钥匙

吕叔湘（1904—1998）是我国著名的语言学家，学兼中西，著述等身。不少人对他比较陌生，但应该都还记得学生时代几乎人手一本的《现代汉语词典》。《现代汉语词典》到目前为止已经出到第七版了，而它第一版的前期主编就是吕叔湘。

尽管吕叔湘的主要研究方向在语言学，尤其是汉语语法，但他对语文教育也非常关注。在主要著作《中国文法要略》《汉语语法分析问题》《汉语语法论文集》《现代汉语八百词》与译著《初民社会》《文明与野蛮》《沙漠革命记》之外，他曾为初学文言的青年人编选过一部《笔记文选读》。

吕叔湘

《笔记文选读》的书稿最早要追溯到1943年，当时吕叔湘应《国文杂志》主编叶圣陶之邀，在杂志上连载“笔记文选读”。他一共选择了《世说新语》《国史补》《梦溪笔谈》等九种笔记文，在每一种里精挑细选出若干则，每一则皆有“注释”，另附“讨论”。在写于1943年的序中，吕叔湘说：“笔记作者不刻意为文，只是遇有可写，随笔写去，是‘质胜’之文，风格较为朴质而自然，于语体较近，学习起来比较容易。现代的青年倘若还有学着写一点文言的需要，恐怕也还是这一路笔墨更加有用些。我希望这本书在题材和文字两方面都能略有补充和矫正的作用。”

自初版后，《笔记文选读》受到了很多读者欢迎，在1940年代就由文光书店印行过三版。此后，又先后由古典文学出版社、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上海古籍出版社、语文出版社出版。今年7月，新版《笔记文选读》由艺文志丨上海文艺出版社推出，该版据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吕叔湘全集》第九卷排印（底本为语文出版社1992年版），并有所订正。出版说明写：“本次出版，以语文出版社版对勘，遇有不同，则对照文光书店 1950年1月版、古典文学出版社1955年9月版与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7月版，择善而从。”

10月30日，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杨焄、《思南文学选刊》副主编黄德海做客上海古籍书店，从《笔记文选读》出发，展开一场有关“趣读古文”的精彩对谈。新版《笔记文选读》责任编辑肖海鸥为活动主持。

10月30日，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杨焄（中）、《思南文学选刊》副主编黄德海（右）、新版《笔记文选读》责任编辑肖海鸥（左）做客上海古籍书店，围绕《笔记文选读》展开精彩对谈。 供图：吴玫

重读《笔记文选读》

“在语言学研究领域，吕叔湘先生是一位了不起的大师级人物。与此同时，他一直对青年人的语文教学非常上心。”杨焄说，吕叔湘还和叶圣陶、朱自清合编过一系列语文读本，比如《开明新编高级国文读本》《开明文言读本》等，在当时都很受欢迎。“实际上，吕叔湘先生在编选这方面有非常多的心得。今天我们重读《笔记文选读》，还是能看到很多值得好好学习的地方。”

来参加活动之前，杨焄又翻了翻家里的《笔记文选读》，那是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的版本，上面写着新一版第一次印刷十万册。“书一下就印十万册，这是我们今天难以想象的。”他说，“但这版《笔记文选读》的内容还是有不少缺失，无法完整地呈现出吕叔湘先生编选此书时的初衷和良苦用心。”

他特别提到，如果把此前不同时代出版的《笔记文选读》进行对照，我们会发现一些很有意思的地方，比如1950年代乃至1990年代出版的各版《笔记文选读》，比起1940年代的初版，篇目都有删减。删减最多的时候，比如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就删掉了八则内容；又比如1950年代至1970年代印行的各版《笔记文选读》都把每一则选文后附录的“讨论”部分删掉了。“但‘讨论’这部分，恰恰是吕叔湘先生花了很多心思，非常用心的部分。”

此次“艺文志丨上海文艺出版社”推出的新版《笔记文选读》就补上了“讨论”部分。黄德海是该书的特约编辑，在看校样时就想写一个出版说明：“我们比对了五六种不同的版本，每一版都有变化。我们要交代这次使用的底本是什么，并比较不同版本和底本之间的不同。我自己比对了前后到底删了哪八篇，然后又恢复了哪五篇，等我比对完了，看到杨老师的文章详细对比了各版本的删减情况，后悔自己对了一遍，因为相当于你自己重做了一遍功夫，但结果都是一样的。中间我们还有点小失误，最后完全删掉那三篇我本准备做附录的，后来还是没有放进去。等到重印的时候，这三篇或许会加上去。”

另外，在编辑过程中黄德海还发现文光书店版《笔记文选读》有叶圣陶先生作序，此序提供了一个有意味的阅读视角，但不知何故后来的几版都没有把这篇序收进去。在新版《笔记文选读》中，叶圣陶的序被列为附录之一。

“《笔记文选读》是我们进入古代文字的一本启蒙读物，或者说是一个小小的门径。”黄德海表示，这本书很薄，但每一个注释和讨论都藏有吕叔湘先生丰富的学习心得，“他在学术研究领域是大家，但他愿意放弃一些时间和精力来为青年一代服务，甚至他把自己走过的弯路告诉大家。过去咱们古人讲道德文章，那么像吕叔湘先生、朱光潜先生、朱自清先生，他们都是道德文章的典范，我们能从他们身上学到很多。”

今年7月，新版《笔记文选读》由艺文志丨上海文艺出版社推出。

亲近古人，理解古文

说起文言文，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回忆起学生时代语文考试中的阅读理解。中学生中流传着这样一个顺口溜：一怕文言文，二怕周树人，三怕写作文。

“大家都经过中学时代的题海训练，那些文言文选段现在想想都有点面目可憎，多是些经史类的文章，以人物传记为主，总要告诉你一些正儿八经的大道理，然后做题时要求你从一段文字里归纳出一些宏大却空泛的东西。”杨焄强调，《笔记文选读》不同，它从选材上就不大一样，“吕叔湘先生关注的是什么？是趣味。”

“尤其后来，他在语文出版社那版里恢复了早年花了很多功夫写的那些‘讨论’。我们会发现，他‘讨论’的话题不是给你上课，给你灌输什么道理，完全是很平等地引导你从这个选段里拓展开来，去联系一些和你之前相关的阅读经验，或者和你当下生活体验可以印证的东西。也就是说，尽管选的是一些文言文片段，但通过他的这些‘讨论’和引申，你会感觉和这些古人，和这些文言文之间的距离慢慢就被缩短了，你会对这些作品越来越感兴趣，这是吕叔湘先生非常了不起的地方。”杨焄如是说。

在黄德海看来，《笔记文选读》为“选本”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典范：“凡是字典能查到的，他不注；凡是有疑问的，他反复推求；凡是一时解决不了的，他空缺。这是一个学者最好的本分。如果他自己没彻底搞清楚，他就只给猜测，不下结论。而在某些他认为可以明确讲清楚的地方，他又会写得非常详细。”

黄德海记得吕叔湘选苏轼《记承天寺夜游》那篇，“讨论”部分特别分析了苏轼为何自称“闲人”：“苏轼当时贬官黄州，如果这个官有职守，是不能闲的；如果这个官要被地方官监督，也不能闲。所以，给他当官又不给他职守，也没人监督的时候，他才是真的闲。吕叔湘先生这么一解释，苏轼‘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耳’的‘闲’就有了感慨，一下就丰富了，否则我们平时觉得我们也都很闲啊。不好意思，我们没有‘闲’的资格，我们不当官又没有被贬的经历。苏轼的‘闲’里面包含着很多情感，但并没有怨，整个分寸特别动人。因为吕叔湘先生的这番解读，我们可以深入体会一个作品。很多时候我们看书，自以为看懂了，其实只看了个浅表的意思。”

《书太多了》（增订版）。本书从吕叔湘一生著述中精选他有关读书、作文、治学、处世的文章四十余篇，分“书太多了”“语文常谈”“论学忆往”三辑。

我们为什么还要读古文？

在《笔记文选读》之外，杨焄和黄德海也分别推荐了他们各自喜欢的古文选本与读物。杨焄推荐了马茂元的《唐诗选》、俞平伯的《唐宋词选释》、吴小如的《古文精读举隅》；黄德海推荐了钱钟书的《宋诗选注》、施蛰存的《唐诗百话》、金克木的《书读完了》以及中华书局版《阅读和欣赏》。

“讲到选本，实际上争论也比较多。一方面选本当然给大家提供了很多方便。书太多了，一个人精力有限，没有办法读那么多书。如果有人帮你把那些最好的东西挑出来，这当然是很好的捷径，何乐而不为？”杨焄说，但这里又存在一个问题，“鲁迅先生就写过一篇文章，很反对这样一种摘句式的批评，选本的性质其实也类似。你往往会受到编选者的主观影响，在读他的选本的时候，无意中被他限制住，因此没有办法看到原本的全貌”

他认为，折中一点的办法可能是找到一个比较好的选本，或者说信赖一个眼光比较好的、独特的选家。“市面上各家的选本非常多，你如何来选择？你读了以后是否可能被唤起更多的兴趣从而进一步深入？这些都很重要。”

也有读者现场提到，许多孩子并不喜欢古文，两位嘉宾如何面对“我们为什么要读古文”这个问题？杨焄回应说，很多东西的学习并无实际用处，但它是一个过程，可以培养某一方面的性情或能力。“我们为什么要学文言文呢？我们都用现代汉语是吧？但是现代汉语本身就是从古代汉语里延续过来的，中间是一脉相承的。我们今天依然有很多词汇和表达实际上是从古代来的。”

更重要的是，当我们读古人的作品，有时能得到一份意想不到的安慰与感动，仿佛面对的是一个能讲知心话的好友。“毛泽东晚年反复背庾信的《枯树赋》，很多人揣测其中的意思，其实我觉得就是一句‘此树婆娑，生意尽矣！’有时候，你会发现一千年前甚至两千年前的心灵，和你此刻的心灵是一模一样的。”黄德海说，“读西方经典，状态好的时候没有任何问题，可当需要安慰的时候，好像有点隔阂，要动脑子跟沟通，但如果稍微熟悉一点经典，比如拿出《诗经》，念几遍，当场就和解了，就那么委婉体贴地解决了。这是一个中国人的心理，是留在血液里的东西，是文化基因深处的中国心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