煦明经济笔记|经济学的尺度

经济学是有尺度的。在不同的尺度上观察经济现象、思考经济问题，会产生不尽相同的认识，得到不尽相同的结论，从而提出不尽相同的对策建议。

例如时间尺度，当分析一个经济现象时，有经验的经济学家通常不会笼统地给出结论，而是会说“在短期，……；在长期，……”。除此之外，微观与宏观也是经济学中常见的划分尺度的一个标准。

经济增长的尺度

时间尺度的差异在“增长经济学”研究领域体现的最为突出。增长经济学是经济学学科大树上的一个繁华茂盛的分支学科。有些学者甚至会认为，经济增长是所有经济学研究中最重要的领域，与增长相比，其他任何经济问题的重要性都不值得一提。

的确如此，如果在遥远的太空有外星人长期关注地球的话，他不会注意到美联储什么时候加息，更不用提耶伦在杰克森霍尔(Jackson Hole)会议上演讲的新动向；他也不太会关心布伦特油价或WTI油价的上涨或是下跌，以及上海的房地产调控新政引发了居民到民政局门口排长队离婚……

但是，他一定不会忽视：在十八世纪之前长达百万年的历史上，这个星球上人类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水平长期维持在低水平，几乎没有发生显著变化；而从十八世纪后半页工业革命开始，工厂、城市、路桥、各种不断升级的制造品，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变化则可谓翻天覆地。他显然还会注意到，在星球亚欧大陆的最东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之后，城市化突然加速了，晚上越来越灯火通明了，铁路和高速公路越来越密集了，东部沿海港口的大型货轮越来越多了……

经济增长的确很重要。特别是在长期来看，可以说是最重要的。如果A国保持2%的人均GDP增长率，那么大约需要35年国民生活水平才能翻一番；而在另外一个人均GDP增速为9%的B国家，国民生活水平才能翻一番只需要不到8年。在A国是一代人的时间，而在B国，一个人在生命中可以目睹和亲历A国几代人的经济变迁。

上述对比并不是空穴来风。实际上，中国经济过去三十多年间的人均实际GDP增速高于8%，而有很多国家的人均实际GDP增速不足2%。所以，不仅学者关心经济增长，政府和企业家也很关心经济增长。

正因为经济增长如此重要，所以在增长经济学这个分支学科上，又发散出许多更细的分支——不同的学者在不同的时间尺度上分析研究经济增长问题。就好比是，有的人拿着望远镜，有的人拿着放大镜，有的人拿着显微镜；有的研究用的是卫星测量，有的用“步量法”，有的用卷尺，有的用米尺，有的用的则是游标卡尺。

从游标卡尺到卫星测距

国家统计局每个季度会发布以季为频率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及其增速数据，资本市场和新闻媒体密切关注下一季度中国实际GDP增长速度是7.0%还是6.9%，花费很大力气做分析、做预测。有研究者还会关注和使用以月为频率发布的工业生产数据、财政收支数据、进出口数据，甚至以更细化的旬、周、日为频率的电、钢铁、水泥产量消费量数据来研究短期经济增长。这是比较小的尺度。

稍微大一点的尺度是以半年度和年度为频率研究经济增长。在中国，按照惯例，每年7月份中央政治局会召开经济形势分析会，分析总结上半年的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研究制定下半年的经济走势和政策制定。在每年12月份举行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通常会对下一年度的经济形势和经济政策定调。在三月份召开的两会上，政府工作报告中也常常会包括对当年度经济增长速度的预期判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经济合作发展组织（OECD）等机构也会对主要经济体未来一年的经济增速进行预测分析。

月度、季度、年度，这些都是相对较小的尺度。不过政府非常关注，因为直接涉及到税收、货币政策制定、短期就业形势、以及选票；金融市场上的参与者也非常关注，部分是因为短期经济形势的变动会影响资产价格，部分是因为政府会根据短期经济形势变动进行货币政策、财政政策调整，而资产价格对这些政策变量非常敏感。

但对许多经济学家而言，他们会认为“第三季度中国经济增速是6.9%还是7.0%”、“IMF对明年全球经济增速的预期从3.0%上调到3.1%”这样的话题毫无意义。他们更关心的是放在五年、十年的维度上，一座城市、一个地区、一个国家、以及全球，为什么会实现经济增长，以及经济前景如何。

这类研究不关心短期的政策变动和金融市场波动。他们考虑的是更长尺度上的问题——中国在十三五时期平均经济增速会是多少？要实现“双百年目标”中的第一个百年目标，需要什么样的改革措施？为了实现这一中长期目标，在“稳增长”和“促改革”应该做出怎样的权衡取舍？中国按照汇率折算的经济规模是否会在2025年前后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等等。在考虑这些问题的时候，某个季度或者某一年度的经济增速是高0.1个百分点还是低0.1个百分点当然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

再来看更大尺度上的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为什么日本和德国能快速从废墟中实现经济崛起？什么因素促成了“亚洲四小龙”的成功？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经济维持了长期稳定的高速经济增长，原因何在？这样的增长趋势未来还能否持续？是否存在经济增长的“中国模式”，如果存在，其他发展中国家应当如何借鉴中国的经验？要素积累重要，还是全要素生产率（TFP）重要，经济政策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应当更关注前者或者后者？这些显然也是非常重要的问题，而且对于中长期政策制定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但这仍然不是最大的尺度，还有一类经济学研究的是更长期经济增长的问题：工业革命为什么会首先发生在英国？相应的，为什么当时的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中国没能爆发工业革命？是什么因素导致了18世纪之后东西方经济的“大分流”（Great Divergence）？

在众多的从前殖民地独立出来的国家中，为什么有的后来成为了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发达国家，如美国、加拿大；有的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如巴西、阿根廷；而有的则长期位居世界上最贫穷落后的国家之列，例如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

顺治八年（1651年），清朝政府第一次进行丁册编审时，全国人口数量大约为6500万，而到咸丰元年（1851），全国人口数量则达到了4.3亿。是什么因素引起了这样的人口大飞跃？

关于工业革命和“大分流”的研究被称为是经济学的“圣杯级问题”之一。阿森莫格鲁（Daron Acemoglu）、约翰逊（Simon Johnson）和罗宾逊（James A Robinson）的研究认为，欧洲国家在1500年到1850年间的崛起主要得益于大西洋贸易机会与中世纪后期各国制度条件的交互作用。李伯重的研究认为，中国明清时期的经济发展并不逊色于同时期的欧洲，在有些地区也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存在走向近代工业化的可能性。但是，管汉晖和李稻葵通过整理和估算1402年到1626年中国明代的主要经济变量，研究发现明代整体经济增长不快，年均GDP增长率为0.29%。通过比较研究之后，他们指出，“在明代的经济发展水平下，发生英国式的工业革命可能存在着一定困难”。

在阿森莫格鲁（Daron Acemoglu）与罗宾逊（James A Robinson）的著名论文《比较发展的殖民地起源：一个实证研究》中，他们发现，如果一个地区早期欧洲殖民者的死亡率比较高，那么殖民者就不会长期定居，从而不会设立鼓励经济发展的制度，而是设立掠夺型的制度；相反，在适宜欧洲殖民者生存的地区，殖民者就会设立鼓励经济发展的制度。制度的差异性具有惯性，导致了不同地区的后续经济发展走上了不同轨道，影响至今。他们因而采用早期殖民者死亡率作为制度的工具变量（IV），研究制度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解决了内生性问题。

复旦大学的陈硕和香港科技大学的龚启盛的研究认为，玉米作为一种新的粮食作物从新大陆引入到中国，这一因素可以解释1776年到1910年中国人口增长的19%。同时，陈硕和龚启盛的研究还发现，玉米引入对中国城市化和实际工资水平的影响不显著。他们据此得出结论，在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的中国，玉米的引入导致了“马尔萨斯式”的人口增长。这一研究结论与上述“大分流”问题也是直接相关的。

在世纪之交的时候，著名经济学家J. Bradford DeLong曾发表过一篇论文，指出全球人均GDP在20世纪增长了超过8倍，在19世纪增长了不到3倍，相比之下，之前千百的经济增长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甚至在许多个世纪中人均GDP是下降的。事实上，在18世纪之前，人均产出的年均增长率不足0.1%。Delong总结到，生活在21世纪时点上的人们，即便是在那些比较落后的国家，也值得这个星球过往历史上的绝大部分人羡慕。

如果放到最长的尺度上，增长经济学的研究已经与人类学、考古学结合在一起，密不可分。例如，人类如何由采集狩猎时代转型步入农耕时代？城市是什么时候出现的，最早的城市发挥什么样的功能？为什么会出现国家，国家如何影响经济增长？等等。尽管这一类研究对象尺度之大已经超出了一般人所关心的范围，而毫无疑问是重要的——这是科学研究中事关人类发展和人类文明演进的元问题。

同样是在研究“经济增长”问题，但不同尺度上的研究归纳出的理论、得出的结论则可能存在很大差异。在以季度、年的小尺度上，关注的重点是边际消费倾向、财政政策的“乘数效应”等问题；在稍大一点的尺度上的经济增长理论则强调劳动力和资本等要素的重要性；如果时间尺度更大，那么人力资本和技术进步则会发挥更关键的作用。但在最长的尺度上，制度、文化这些因素的作用则必须得到强调；那么是什么因素在根源上决定制度和文化呢？“地理决定论”往往成为一个终极解释。

政策讨论的尺度：区分增长问题与波动问题

严格的说，讨论某个季度、某个年度的“实际GDP增速”，表面上看是在讨论“经济增长问题”，但实际上还暗含了“经济波动问题”。在季、年这样的尺度上，经济增长因素与经济波动因素往往是叠加在一起的。中国的高层经济决策者明白这一点，所以用“三期叠加”来定调当前的宏观经济形势——增长速度换档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

2008金融危机之后，全球经济遭受冲击，前景面临很大的不确定性。当时很多人在担心，全球经济有可能重蹈1930年代“大萧条”（the great depression）的覆辙。大家知道，凯恩斯主义的理论就是从大萧条发端的。基于对大萧条的原因分析，凯恩斯提出了系统的经济学理论和对策建议。根据凯恩斯的理论，应当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来应对危机，刺激经济。主要国家的政策制定者在2008年危机之后普遍采用了凯恩斯式的危机应对措施。值得一提的是，时任美联储主席伯南克本人就是研究大萧条的资深学者。

但也有不少反对的声音。反对救助政策的理由中最常见的一条是：“经济增长关键要靠创新，而不是货币放水”。反对者常常会搬出所谓的“经济学的尝试”，例如没有免费的午餐、货币不能创造价值等等；认为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政策违反了基本的经济学常识。

凯恩斯主义政策的支持者和反对者之间的分歧，主要是由于两者在认识和分析问题时所把持的尺度是不一样的。凯恩斯主义者关注的经济波动问题，所把持的尺度是短期的，在短期内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确是有效的，这一点已经得到了众多研究文献的支持。而反对者表面上看虽然也在讨论如何应对经济波动的问题，但实则把持的是长期的尺度，针对的是经济增长问题。在长期看来，货币政策当然不可能一直有效，要素积累、人力资本提升、制度改善、创新和专业化分工才是长期经济增长的源泉。

在各自的尺度范围内，两者都是对的；但如果超出一定的尺度去讨论尺度之外的话题，就可能犯错误。

就好比治水，百年之计的原则当然是疏导，但在有些紧急关头，加固堤坝、抗洪抢险则是最佳选择，甚至可能是唯一选择。又好比是救火，长期的大的原则当然是加强宣传教育、预防为主，但在火灾发生的紧急时刻，对策就不再是宣传教育和预防了，而是必须先灭火救灾。

如果有人拿着“治水之道在疏不在堵”、“火灾是对不注重消防安全的人的惩戒，救火会引起道德风险”等理由来反对抗洪抢险、反对灭火救灾，这显然是荒谬的。

同一个理论，放在不同的尺度上，可能是对的，有可能是错的。小尺度上的常识，在大尺度上不一定成立。不论在经济学中，还是在日常生活中，都是如此。一个有代表性的例子是，对于个人而言，勤劳普遍被认为是一种美德，而作为人类整体而言，恰恰是出于偷懒的心理、出于对闲暇和安逸的追求，才推动了科技进步和社会进步。

那封著名的信

2010年11月15日，23位经济学家和政策评论家联合签名，给时任美联储主席本·伯南克写了一封公开信。他们在信中指出，量化宽松政策会造成“货币贬值和通货膨胀的风险”，呼吁美联储停止第二轮量化宽松政策。这封信的签名者中不乏一些大名鼎鼎的人物，例如老布什时期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Michael J. Boskin、诺贝尔奖获得者Ronald I. McKinnon、哈佛大学著名历史学家Niall Ferguson、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前主任Douglas Holtz-Eakin等。

事后的进展大家已经知道，美联储并没有遵从这一建议，继续实施了新一轮量化宽松。美国经济也没有受到货币贬值和通货膨胀的困扰。

2013年11月15日，三年之后的同一天，投资人Barry Ritholtz发表博客文章指出，事实证明那封信的作者们完全错了。他还特意把公开信原文贴在了博客上，作为“铁证”。

但并非所有的人都像Barry Ritholtz这样认为。有人会说，虽然还没有出现贬值和通胀，但这只是因为时间还没到，“等着瞧吧，会来的”。

公开信的签名者之一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就是这么做的。彭博社在2014年对这封信进行了一次追踪报道，采访了众多签名者中的8位。弗格森告诉彭博社：“请注意，我们在信中没有写明期限”，“美国事实上仍然存在货币贬值和通货膨胀的风险”。

另外，还有签名者在捍卫之前的观点时，对“通货膨胀”一次做了引申解释，指出，他们在信中所说的“通货膨胀”不仅指消费品物价，还包括资产价格。这样扩大概念内涵，当然是可以自圆其说的。但是必须承认的一个事实是，在通常的经济学讨论中，“通货膨胀”并不包括资产价格上涨。这种抗辩扩大了概念的尺度。

高效的政策讨论须要事先界定尺度

所操持的时间尺度不同，对经济现象的判断就可能是不同的。一些预测者常会利用这一点来“保护”自己，而这种做法恰恰也导致的预测的模糊性和政策讨论的低效率。

预测错误的人总会以“等着瞧吧，会来的”作为挡箭牌——的确如此，就算一个坏了、停止运转的时钟，每天也总有两个时间点指针所指向的时间是对的。但究竟是下个月会来？还是明年会来？还是三年五年之后？还是“长期”？凯恩斯早在一百年前就厌烦了这样无意义的防守，他毫不客气地反驳道，“在长期，人都是会死的”。正如心理学家菲利普·泰罗克（Philip E. Tetlock）在《超预测：预见未来的艺术和科学》一书中所指出的那样，“没有时间表的预测是荒唐可笑的”。

显然，不论是对通货膨胀的定义，还是预测时间的界定，都需要有一个精确的尺度，然后谨慎地在该尺度之内进行探讨和表达。在不同尺度上的争论只能是关公战秦琼，对于厘清政策思路毫无意义。彭博社2014年的追踪报道显示，不论是当年的写信者还是伯南克，四年时间过去之后，双方都保持原有观点不变，并且依然强烈反对对方的政策主张。考虑到尺度的不同，这不难理解。

事实上，类似上述这样模糊的分析判断和低效率的政策讨论并不鲜见。如果能够明确尺度，那么政策讨论的模糊性就会降低，讨论的效率也会大大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