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届民国史青年论坛在京召开，“80后”成新生代学者主力军

全球化和数字化正在改变一些学科的研究生态，在历史学这样一个注重积累与“资历”的领域，青年学人开始崭露头角、踊跃发声。

由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与社科文献出版社联合举办的“第一届中华民国史青年论坛”于8月27—28日在北京举行，汇聚了来自美国、日本、中国大陆及香港、台湾地区的50余名青年学人。他们从130余名投稿人里脱颖而出，大都来自高校与研究机构，处于研究的起步阶段但已获得相当的认可。

会议召集人、社科院近史所民国史研究室主任罗敏在开幕式上表示，新生代学人的出现和成长，标志着当下民国史学界正经历着“世代交替”的学术周期的转变。同时，近些年来海内外档案文献的开放与刊布、相关数据库的建立，也使民国史学界的治学生态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

“在全球化和数字化时代成长起来的新一代学人，在研究中利用像《蒋介石日记》这样的海外珍稀档案资料，或者原本分散各处、难以利用的民国时期报刊图书，已经成为习以为常的研究方式，而不再是一些掌握‘独家秘笈’的学者的‘特权’与‘专利’。”

但是，在新生代学人利用丰富的资料、纯熟的技巧将个案研究越做越精致的同时，也有前辈学者提出了研究题目碎片化、边缘化的质疑和忧虑。

汪朝光、王奇生、金以林、黄道炫等学者以评论人的形式参与了论坛。学者表示，希望青年论坛成为一个切磋交流、相互砥砺的平台，借青年学术共同体之力，思考民国史研究再出发的路径，讨论新生代学人历史书写的格局与方法。

青年“崛起”

尽管年龄并非划分“青年学者”的唯一标准，但与会者的构成与表现的确呈现出较为明显的代际特征。他们均出生于1970年以后，其中“70后”成熟、佳作频出，“80”后活跃、是主要力量，“90后”选题大胆、备受关注。

民国史学科设立之初的研究对象曾局限于“民国时期的统治阶级”，以政治史为主。而现在的研究不仅在范畴上大为扩展，更频频出现在社会公众话题的讨论中，“民国热”成为一种文化意义上的概念。本次会议的报告主题即在传统的政治、思想、军事之外，延伸至教育、立法、区域个案及中共党史等领域，以民国政治人物如蒋介石、孔祥熙等为主题的报告在数量上仅占总数的十分之一。

在研究方法上，不少学者在讨论中指出，新生代学人普遍能熟练运用史料分析技巧，阅读多语种文献材料，档案来源亦日趋多元化。此外，受欧美研究范式影响，在研究中引入史学理论、跨学科研究方法等，也是新生代的“偏好”之一，例如在区域研究的讨论中，与会学者即采用了地理学、民俗学的视角，使用图像分析、田野调查等方法（如王建伟《王府井与天桥：民国北京的双面叙事》、赵娜《互构与交错：民国时期北京内城土地庙与市民共享地权》、计小敏《水域政区化的设想——民国时期洪泽湖的水县之案及其流产》）。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瞿骏告诉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参会过程中印象最突出的是后辈年轻学人的崛起。“据闻参会者年龄最小的是出生于1994年的本科生，这个消息让自己顿有身为‘后浪’，非但未能跟上‘前浪’的脚步，却已快死在沙滩的惶恐之心。”

瞿骏表示，年轻学人的“崛起”除了自身的聪明和用功外，亦不能脱离大时代给予的助力。“他们普遍外语水平较高，且不少人懂两至三门外语；又逢国家实力膨胀的大时代，出国寻访资料和利用网络数据库都已非常方便，且蔚然成风；在硕士班和博士班上有名师持之以恒、循序渐进的示范、指点与培养，使得他们大多有水准之上的研究习惯和开阔的学术眼界。这些都为中华民国史研究的继续提升提供了良好的氛围与条件。”

瞿骏提到，“这次青年论坛中，王龙飞、任伟、裘陈江、郭宁、承红磊等人的文章都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中共党史研究的新面孔

两天的密集议程中，以中共党史为主题的一场讨论受到不少关注，四位报告人均是“85后”青年学者。知名中共党史研究专家、中国社科院近史所研究员黄道炫评价这一组报告“都有很好的问题意识，论述也相对成熟，具有相当的水准”。

毕业于北大历史系、现任教于华中师范大学的王龙飞做了题为《太行根据地的征兵困境与民兵参军》的报告。他指出，中共的军事力量在征兵普遍困难的抗战中逆势增长，数万偏师在短短几年内成长为百万大军，究其缘由，民兵是有重要贡献的机制性因素——实现了对“民”和“兵”的有效整合，也连通了从“民”到“兵”的发展链条。“群众—民兵—地方武装—正规军同时并存而又梯级发展的武装体制，既舒缓了直接动员参军的困难，又确保了武装力量的可持续发展。”

同样来自北京大学历史系的任伟、郭宁分别介绍了关于红军部队中的资源与权力分配、抗战时期中共在山东的115师与山东纵队的研究，南开大学的本科生何居东作为全场最年轻的学人则聚焦1946年安平事件调查，以详实资料还原该事件的多重面向。

“时过境迁，我们与那个年代逐渐拉开了距离。如果说近年的中共党史研究有些新意，并不是使用了什么新的方法和理论，而是在于让它回归正常，成为那段历史中一个普通的研究对象和领域。”王龙飞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表示，“80后没经历过政治斗争，也较少受到预设条条框框的束缚，能够站在相对超脱的立场上去研习历史，这样的处境和心境与前辈学者可能有所不同。”

未曾经历革命年代的年轻人，是因为什么原因而关注革命史议题？王龙飞表示，除了一些特别的机缘，更重要的源头是对于周遭以及所处时代的困惑与焦虑，20世纪中国的共产革命由此顺理成章地成为追问的对象。放宽视野则会发现，这场革命对整个世界来说也是非常特别的经验。“如果说中国思想界能给世界提供点不一样的东西，这或许是一座值得而且应该认真发掘的稀有富矿。这段历史如此特别而重要，至今仍深刻作用于我们的生活，但它还有太多疑问需要解决。”

海外新秀的优势与困境

邀请海外学者参与讨论已经是当下大型学术会议的“标配”，新生代学人也热衷于跨文化交流，并从中寻找新的视角和启发。

美国俄亥俄大学历史系的贺祥（Joshua Hill）介绍关于民国初期“携带武器之权”思想的研究，令人耳目一新。该文评论人、来自社科院近史所的青年学者刘文楠表示，这种问题意识来自美国人对合法持枪问题的敏感，是以往国内研究中较少涉及的议题。

来自日本学术振兴会的关智英做了关于冀东政府思想背景的报告，并与国内学者就伪满政府的议题展开讨论与交锋。关智英在会后表示，民国史的魅力在于它与近代世界的联结，“有发展到东亚史的可能性”、“需要了解日本和欧洲的情况”。

九位台湾年轻人的身影也颇为引人注目。在两岸“政冷经也冷”的当前环境下，学术交流仍是沟通两岸的一座重要桥梁，他们中的不少人在学术交流的契机下初次来访，此后与大陆学界有日渐频繁的互动。

台湾政治大学博士后研究员张智玮的报告主题是1940年国民政府推行的县制改革，透过国民党加强基层政治组织的尝试来看现代国家的形成。他与大陆朋友的来往即始于2012年到江西查阅相关的地方档案。张智玮表示，“文献史料的彼此交流也是两岸交流的一个很重要的环节。”

同样来自政大的青年学者杨善尧关注抗战时期的后勤兵站与伤兵运输，他认为后勤和医疗均是以往抗战研究中被忽略的关键，对战争的影响不亚于前线战役。而首次到访大陆的契机，杨善尧表示是2011年参加南开大学举办的研讨会。

在张智玮看来，民国史研究在台湾的优势与困境都很明显。一方面，受西方范式的影响的“新史学”研究在蓬勃成长，如文化史、医疗史，也仍有一些“传统强项”得益于研究传统和师承脉络，如民国外交史。但另一方面，更多人的研究兴趣转向社会文化史等更多元的领域，传统政治、军事史的关注者越来越少。

有一些困境是普遍性的，如从事历史学研究在就业上的处境尴尬，台湾的学生甚至学校数量都在减少，现实问题就更加凸显。而另一些困境在于政治和社会环境的影响。“台湾年轻人对民国史的兴趣越来越低，这一年来的政治环境转变也产生了一定影响。过去习惯的做法突然转变，给我们带来一些不便，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适应和克服。”

热议话题：历史记忆会拉大战争的创伤吗？

整个论坛最热烈的讨论之一发生在“历史记忆”专场，华东师范大学青年学者唐小兵以台湾作家龙应台的作品《大江大海：一九四九》所引发的争议为话题，探讨面向公众的历史写作应如何进行。

对于《大江大海》，有学者充分肯定这种聚焦在小人物生命故事的历史叙述的有效性，认为这本书“以人文的、人道的史观”，关切战争中牺牲的小人物，“穿透被宏大话语总结、归纳的历史，从中还原一条条鲜活的生命，寻求其中的意义和价值”；而杨念群尖锐地抨击该书的历史观为“炮灰史观”，认为“所有战争，包括一九四九年中国内战，并不是靠单纯的人道主义告诫就能理解的”，这种无差别的悲情故事，完全消解了战争的意义。并且，杨念群质疑龙应台在搜寻史料并构建历史叙述的时候，自动剔除掉了那些与其“人道主义的立场”相悖的证据，从而也就失去了真正进入历史的可能性。

以这一争议为切入点，唐小兵指出，“对战争与革命的历史书写和历史记忆，从来不仅仅是一个学术性的命题，而同时是中国社会如何面对过去的历史、进而很可能刺激记忆领域的纷争与冲突的导火线。”近年来两岸三地出版了大量相关的口述史和回忆录，其中最引人瞩目的是旅美著名作家王鼎钧先生的回忆录四部曲，尤其是讲述1945—1949年历史的《关山夺路》，以及台湾大学退休教授齐邦媛女士的《巨流河》，“这样各执己见的个体经验的书写与记述，究竟是会推动还是阻碍历史的和解？”

从这个问题出发，与会学者展开了相关的讨论：底层小人物的口述史是否容易“见木不见林”？普罗大众非常受用的煽情与催泪，会拉大战争的创伤吗？对于在民间影响较大的作品，历史学者应该与之对话吗？打造历史记忆除了态度，是否还需要历史学家的技艺？启蒙是否必须以尊重历史真实为前提？

唐小兵认为，就对20世纪中期中国的历史苦难的认知与记忆而言，不能停留在对于政治和战争悲剧的控诉层面，而应该深入历史的肌理，将在波澜壮阔的历史洪流背后的潜在的结构性因素挖掘出来，这才是历史记忆和历史写作的更高境界。

短板与挑战：“碎片化”的研究何处去？

在与澎湃新闻的交流中，这批年轻学人对当下的问题与局限也做了讨论与反思。

瞿骏认为，青年学者表现出醒目的优长，亦有明显的短板。“与50、60年代的前辈学者相比，这批年轻学人因去传统日久，中学忙于应试，大学则多累于社团活动或二专、三专，无论是‘家学’、‘幼学’还是‘少学’，尤其是中国书那一部分基本是‘先天不足’，更要命的是后天也无暇去补，且不少人并无意识去补。而历史学恰恰是一门最好从五六岁时开始读书，日积月累方有小成的学问。目前的状况让年轻学人一般入门即抱定一具体题目，凭借聪慧和勇猛自得短时的精进之功，但实缺乏后劲。”

另外，许多学者不约而同地提到了“选题碎片化”的问题——能做许多精致纯熟的个案研究，却未必是真正重要的问题。

王龙飞表示，历史摆在我们面前的本质上就是一堆纷繁的“碎片”，而对于初入门径的研究者而言，很容易陷入抓到什么是什么的局面当中去。眼光上的欠缺，正是年轻学者需要在大量的实践中进行积累和锤炼的。任伟则认为“狭而精”的研究带来的另一个问题是学者之间很难对话，更遑论大众的兴趣。

刘文楠指出，这与当下的研究范式有关。“我们现在的做法是一定要去档案馆，有一批扎实的材料，把几个小问题讲清楚，而不是去论述一些大问题。”然而在她眼中这并不完全是坏事：“把过去简单化的宏大叙事拆掉，任何事情都可以具体分析，这种思维转换本身不就是一件宏大的事吗？”

瞿骏表示，政治史和社会文化史研究者常指对方只关心“帝王将相”或“鸡毛蒜皮”，尽管没有孰是孰非的答案，但从目前看在中华民国史语境下，“第一流的题目可能大多仍落在‘帝王将相’和转折年代上，如王奇生教授强调的1917—1927年。年轻学人最初的择题恐怕需要在此基础上做认真考虑。”王龙飞则认为，从这个意义上说，“碎片”本身并无问题，问题在于对“碎片”的选择。

青年学者们在讨论中提到，前辈学者曾提出在当时语境下具有突破性的结论，如杨天石先生称“蒋介石是一个民族主义者”，在上一代人看来也许是石破天惊的结论，如今已经被许多数人接受了。“前辈学者打破了一些囿于时代的定见，使之成为常识；那么我们这一代人，能为30年后的人创造什么洞见与常识？这大概是我们要思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