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世纪风云︱中国的火药如何改变欧洲历史的进程

国王会被活捉的时代

主导欧洲社会近一千年的贵族，在比例上来说只是人口的少数，少的时候不到1%，多的时候也很难超过5%。他们自认为血管里流着高贵的血统，天生就是当统治者的材料，拥有大部分当时最为重要的经济资源:土地。他们赋予自己的首要职责，却不是坐地收租，治理一方，而是出征打仗，勇武与战功才能体现他们最为崇高的理想。在火药还没有传到欧洲的冷兵器时代，个人的勇武是战场上决定胜负的重要因素。骑在高头大马之上的贵族勇士，头戴铁盔，身披铠甲，是战场上的“坦克”车。担当这样的骑士，不仅需要勇气，也需要训练，盔甲的重量加起来有好几十斤，骑在马上还要挥动兵器，平日里不可养尊处优，必须练就强壮体魄。跟在他身边的还有骑士与亲兵，平日与他一起演练协同与配合，战时跟随他拼力厮杀，是他这一支“私家军”的核心。再往下边可能还有他庄园里的农奴，也要履行跟主子上战场的责任。但是这些人只是带着农具的农民，无法跟随主子远征，在战场上也就是吼一吼，壮壮声势，真正兵刃相见的时候大多躲在后边，一见形势不对就扛着锄头四下逃散。贵族骑士之间的厮杀，其实跟他们没有多少利害关系。

中世纪战争没有现代战争惨烈。冷兵器没有很大的杀伤力，骑士身上的盔甲足以抵挡一般刀、箭的撞击。战场上两军对阵厮杀的机会也不多，大部分战役是包围城堡，骚扰周边的百姓，战死沙场的几率不大。最糟的情况是从马上摔下来，受伤之后被沉重的盔甲压在地上站不起来。如果随身的亲兵再被人冲散，就只能趴在那里等人活捉。活捉之后也没有很大的生命危险，敌方通常优待俘虏，为的不是人道关怀，而是等着被俘者的家人朋友付钱赎人。冲锋陷阵当然是荣耀，抢获战利品更是贵族喜欢打仗的驱动力。若是能够活捉别人，那就有赎金可收。若是不幸被人活捉，那就只能等着破财。在这样讲究个人勇武的时代，国王在战场上都有被俘的可能。中世纪晚期两百年，被活捉的法兰西国王就有两位，一位是在百年战争期间被英格兰俘虏的约翰二世（公元1355年），另一位是在意大利被西班牙俘虏的弗朗索瓦一世（1525年）。

封建欧洲的国王只是“山大王”

贵族们各自在庄园里养着私家军，之间发生冲突的时候多半由“私家战争”解决，国王拿他们没什么办法。国王领兵出征时，首先依靠的也是他自己的“私家军”，皇家庄园之中养着一大群的勇士才是国王权威的根本。他平日的开销也要以皇家庄园的收入来支付，手下没有国库，没有政府官员，只有帮他打理庄园事物的奴仆。或者说白一些，他只是一个山大王，手下有一群喽罗，却没有国家机器。国与国之间发生战争的时候，国王发出征召，各地的贵族这才领着他们各自的私家军前来勤王，尽他们作为属臣的责任，也趁机在国王的旗帜之下，一起出去抢一把。

这些私家军各自有各自的旗号与制服，装备与食物自己解决，抢到战利品或是赎金也是归自己口袋。通常来说，皇家庄园最大，所能带来的人马也最多。没有这样的实力，国王的地位很容易受诸侯的挑战。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他是众位（贵族）弟兄之中的老大，大旗一举，群英会集，在组织方式上跟《水浒》之中的绿林豪杰差不多。只不过，梁山好汉平日还要打上“替天行道”的旗号，毕竟上梁山是迫不得已之下的落草为寇。四处冲杀的欧洲王公贵族，倒是可以堂堂正正地出征，履行上帝赋予他们的征战天职。

封建关系是主子与属臣个人之间的约定，虽说受封仪式隆重，内容却是千奇百怪。有的属臣为了多几层保护，同时效忠好几个主子，出现争执的时候该效忠谁，没人说得清楚。有的属臣自己势力不小，有地盘与又有人马，并不是特别把国王放在眼里。有的王公贵族具有多重身份，角色矛盾。比如说来自法兰西的诺曼底公爵渡过英吉利海峡，征服英格兰成为当地的国王，但是回到诺曼底他仍然是法王的属臣。只是在法王看着不放心，在英格兰国王看着也觉得别扭。长子继承制之下，家谱定下的继承人却不一定有当家的能力，有的醉心宗教不问政事，有的未满成年，需要别人辅佐摄政，有的甚至就是天生的疯子或傻子。而当王公贵族没有子嗣，家谱又出现争议的时候，肯定有人来抢地盘，最容易引起战争。

由此引起的大小征战难计其数，其中的恩怨情仇，权谋算计，跌宕起伏，千秋功过，可以有写不完的宫廷戏剧。仅以英格兰为例，1300到1500年间，外有英法之间的百年战争及英格兰与苏格兰之间的冲突，内有贵族之间的争斗，王族内部的王位之争，及农民的反叛，林林总总算起来难得有连续十年不动刀枪的安稳日子。与其它地区相比，英格兰还不算最糟的，它毕竟处在相对孤立的岛上。在面积更为广阔，形势更为错综复杂的欧陆之上，战争几乎就没有停过。

中国的火药改变了欧洲

放下这些争议的细节，拉长距离观察常年的征战对欧洲政治的影响，不难看出其中一个最为重要的变化：政治组织规模的扩大与国家的形成。即使是在群英聚会的封建时期，组织也是决定战争胜负的重要因素，哪一面旗帜之下可以聚集更多人，可以有更好的协调，哪一方就有更大的胜算。我们的历史上，正是经过春秋战国时期诸侯之间的征战与淘汰，渐渐催生了中央集权的国家组织。欧洲也经历过一个类似的演变，加快这一进程的关键，是一样来自中国的发明：火药。

从技术上来说，火药的意义可以与工业革命相比。工业革命之前，人们日常使用的动力主要依靠人力或是牲畜，也就是生物的肌肉。工业革命之后，动力的来源变成燃料的燃烧（或者说燃料的氧化反应），由此提供肌肉所无法比拟的机械动力。火药发明之前，武器的驱动基本也是靠生物的肌肉，火药发明之后，武器的驱动变成火药在瞬间发生的爆炸（其实也是化学物品的快速氧化反应）。二者都可以算是技术上的大飞跃。

火药传到欧洲约在公元1300年前后，具体途径有两种不同说法：一说是打到东欧的蒙古骑兵带去的，另一说是先由穆斯林带到他们所统治的西班牙，再传到欧洲其它地方。这其后，基于火药的军事技术在欧洲进步更为快速，因为欧洲的封建造就一个以战争为常态的格局，不断刺激军事手段的改进与提高。近距离观察战争的人，亲身经历了其中的残酷：军队的屠杀破坏，士兵的抢掠奸淫，百姓的流离失所。读历史的人，拉长距离超越那些一时的悲惨描述，却也可以看到战争所带来的巨大变化。它并不总是意味着文明的终止，或是经济与技术的倒退。它所带来的巨大压力，有时会促成军事技术的改进与提高，带来政治组织的演变。

火药的出现改变了欧洲战场，骑在高头大马之上披盔带甲的重装武士渐渐失去用武之地。火炮的使用使战争的组织复杂化，火炮的铸造，火药的合成，弹药的运输、保管，都需要专人在一定的组织架构之内完成，完全不同于往日骑士的个人勇武。相应的，军队的供给成本增高，需要财政与税收制度的支持。以前王公贵族以他的庄园为基础，只要请来几位能干的铁匠，就可以置办盔甲，装备私家军所需要的刀械。这样的规模与技术水准，却难以应付使用火药的战争。庄园的城堡，也难以抵挡火炮的进攻，严重侵蚀贵族赖以割据的军事势力。与此同时，国王的势力却大为增长：他可以通过税收调动更多的资源，建立更大规模的政治组织，去应对建造与维持火炮部队所带来的问题与挑战。到1500年之后，欧洲的政治组织开始出现重大变化，有的学者称之为“军事革命”。

热兵器催生中央集权

组织的变化首先出现在军事上，骑在马上的勇士渐渐被手持火枪的步兵取代。只是早期的枪炮射程与杀伤力有限，打一枪之后重新装弹要几分钟时间，需要将步兵排成数行，在指挥官的口令之下，由站立的一行同时举枪开火，另外几行则蹲下装弹，准备好下一轮起立发射，如此轮番装弹、举枪、射击，形成难以抵挡的火墙。贵族的私家军是跟着骑士一涌而上的散兵游勇，使用火枪火炮的步兵，却要有整齐的队列与严明的纪律，服从上级的指挥，步调一致协同作战。新型的军队平日里要一起操练队形、步伐、口令，使用标准的枪枝，穿戴一统的制服，以徽章标志官兵的不同等级，统一配置粮草、枪弹等等后勤支援。

为了对付火炮的进攻，城堡的修建与设计变成一门学问，不再是中世纪那种既当碉堡又当贵族住宅的塔楼。发明于意大利的星型要塞，利用凸出的棱角相互掩护，足以抵挡火炮的攻击，但是其建筑成本大幅上升，超出一般贵族的承担能力，还需要专门人员来设计，指导建筑施工。大名鼎鼎的达·芬奇，在后世的声誉是文艺复兴时期的著名艺术家，在当时也是一位远近闻名的军事堡垒设计师。同一时期另一位著名的艺术家米开朗基罗，曾经为自己的家乡佛罗伦萨设计城堡。而更晚一些的伽利略会去研究自由落体，抛物运动，并不只是因为抽象的兴趣，而是为着计算炮弹发射的轨迹。

从政治上来说，火药出现之后国王需要贵族贡献的不再是马背上的骑士，而是税收与壮丁：火枪火炮需要金钱来购买、建造与维护；步兵列队需要抽调壮丁组成常规军在一起操练。军事变革带来一场相应的“官僚革命”，成立专门机构来协调作战的计划与组织，由穿袍子的官员（而不是披盔戴甲的骑士）来负责武器装备的生产、供应与维护。财政与税收更是关系到国力强弱的关键，只有国库充足，才有可能养起一支强大的军队。而相应的，国王手下开始有一套国家机器，得以调动的大军人数也成倍增长。在1500年之前，一国集结的军队最多也就只有一个数万人的规模；到1700年，要增长到数十万人的规模。

火药与战争造就的“现代国家”

此消彼长之中，国王与国家的权力变大，盘踞一方的贵族权力被削弱，无法抵御国王手下常规军的压力，对抗国王的权威。作为贵族权力象征的城堡大多被拆除，贵族们再也养不起自己的私家军。一国之内，国王最大的原则渐渐得以确立，他不再只是众弟兄之中的大哥，而是拥有“主权”（sovereignty）的一国之君。王权扩张之下，不再允许贵族以“私家战争”来解决他们之间的纠纷，而是要求他们到法庭上去求一个说法，形成国家对暴力手段的垄断，也就是走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状态。

相应的西方历史书籍中，将这一过程称为“国家机器的建立”（state formation）：确立国王权威，常规军队，征税制度，官僚部门，法律标准等等，从封建走向现代。时常有人说这是“现代国家”的开始，到十九世纪之后才由西方将“现代国家”的组织方法带向全世界。促成这一过程的还有其它多重因素：人口的增加，经济贸易的发展，文化的复兴，技术的进步等等。虽说各种因素的轻重有许多不同的分析与解读，战争的刺激与军事的需要是大家都承认的一个关键因素。

以我们的角度读来，难免会感觉两点奇怪的地方。其一，西方这一国家机器的建立过程，其实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中央集权的过程，在我们的历史上早已完成。既使西方历史上的古罗马，或是古代中东，这种级别的国家机器也是早已有之，并不让人觉得“现代”。其二则是火药对古代中国政治的发展并没有重大的影响，它最先由道士偶然发现，本想着寻找长生不老药，却在炼丹炉中烧出一团瞬间烟火。到它被应用于军事的时候，古代中国的政治与军事组织已有相当的规模，只是增添一些新式武器而已。

这一点或许是西方历史特别的地方，它原本是罗马帝国的边缘地区，政治与技术水准都相对原始，西罗马坍塌之后进入分裂割据状态。当火药引入西方时，落后的社会形态遭遇先进的技术，所带来的冲击与变化更大。国家机器的建立，这一在别处算不上现代的过程，在西方却是跟着火药的使用，到1500前后才开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