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20专访｜约翰·柯顿：应有更多国际多边组织总部设在中国

在今年的杭州G20峰会上，将有一支熟悉的队伍活跃在会场内外：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政治学教授约翰·柯顿（John Kirton）将带领一支由研究人员和在读学生组成的团队，像裁判员一样给这次峰会打分，并像发言人一样向各国记者介绍峰会情况。随后，他们还会把在杭州收集的相关文件带回位于多伦多的世界唯一一座G20博物馆，跟踪各国落实G20成果，制作问责监督报告，在下届峰会开始前公布。

自从2008年第一届G20峰会起，柯顿就带领他创始的“G20研究组”密切观察每届峰会并追踪其成果，成为了世界上最权威的G20研究机构。柯顿本人撰写的《二十国集团与全球治理》、《中国在G20中的领导力》以及共同编写的其他著作也成为了G20研究的重要作品。

对这位早在1987年就建立了“G7研究组”的全球治理学者来说，从七国集团转向二十国集团是自然的选择。“我们（加拿大）当时的财政部长保罗·马丁是G20的共同发起人和设计师，所以G20和加拿大渊源很深，我们研究组恰巧离它很近。”柯顿近日在接受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专访时说道。

全球化危机是G20的下一个焦点

保罗·马丁1999年呼吁创建G20时，正是亚洲、俄罗斯、拉丁美洲等地接连发生金融危机之时。2008年G20由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升级为领导人峰会，也正值始于美国的金融危机席卷全球。G20以危机应对机制闻名，而在金融危机逐渐退潮后，它的实效性和存在价值也屡屡遭到外界质疑。

柯顿对G20的乐观并没有因为这些质疑而动摇，“加强金融稳定性只是G20使命的一半，G20的另一项任务是使全球化让所有人受益。”

柯顿认为，G20已经比较成功地完成了前一项任务。根据他的团队给历届G20计算的分数，截至目前，最成功的一届峰会是2009年的伦敦峰会，当时全球经济正处于危急时刻，G20推出了1.1万亿美元的经济刺激计划。他认为，G20不仅帮助世界走出了金融危机，还防止了欧债危机演变为又一个全球危机。

而随着解决金融危机的任务接近完成，推进全球化作为G20的另一项使命也变得越发重要。柯顿表示，世界现在正处于一场全球化的危机之中。

“如果说危机就像一个病人如果治不好就会死去，我认为我们现在正处于这个时刻。”他说，“全球化从来都不是个容易的过程，也一直有人批评全球化。但这次不同以往的是，特朗普得以通过这些论调获得这么多支持，而且即使他冒犯了许多美国的基本信条，但他的支持率还是和希拉里相差不远。”

他表示，传统中产阶级在全球化进程中遭遇了身份危机：随着原本在社会底层的人们通过全球化进入了中产阶级，原本处于中产阶级的人在竞争中失去了优势。在欧美发达国家，许多教育程度不高、干体力活的年长白人男性感到利益被剥夺，而在巴西、俄罗斯、南非等发展中国家，大批人口上升进入中产阶级也带来了许多社会问题。

尽管不少学者认为各国政府需要制定国内政策来帮助受全球化伤害的工人阶层，但柯顿认为，实际上我们也需要全球性的政策，而这也显示出了G20等全球治理机制的重要性。

他建议说，在今年的杭州G20峰会上，各国领袖不仅要考虑如何通过创新、可持续发展等目标让所有人从全球化进程中受益，更需要使用能够引起普通人共鸣的语言。只有这样，那些受全球化伤害的人们才能感受到，政府和精英人群真正关心他们、理解他们的痛苦。就像特朗普的支持者在汽车上贴出“建一座墙”之类的标语一样，全球化的支持者也需要“简洁明了、朗朗上口”的口号。

G20不必为多国政府“换帅”担心

G20将工作重点转向全球化，助推了它从危机应对向长效机制的转型。然而，G20中多个大国近来先后面临竞选。在尚未完成制度化、缺乏法律约束力的G20里，各国的政局变化是否会有损它在中长期的实效性，给它的未来带来不确定因素？

柯顿认为，多国政府“换帅”至少不会对G20在5-6年内的中期发展带来太多影响。首先，在许多国家面临过渡期的时候，政治更为稳定的中国主办了今年的峰会。由于每届G20峰会都主要由现任主席国、前任主席国及下任主席国这“三驾马车”设定议程，中国作为本届主席国能够在议程中考虑接下去几年的中期目标。

其次，虽然美国大选的结果直到11月才会揭晓，但新总统上任后至少可以工作4年，所以也能保持多年的政治稳定。他认为，德国的默克尔已经成功连任了三届总理，至今已有11年，并有可能在明年再次角逐连任。日本首相过去频频换人，但安倍晋三已经成功坚持到了现在。

同时，以加拿大总理贾斯廷·特鲁多为例，一些国家刚刚选出了年纪轻轻而富有人气的新一代领导人，他们的年龄、创新能力，还有本国的选举周期都允许他们能执政多年。

柯顿坦承在巴西、南非等发展中国家，未来政局发展还不明朗，但总体来说G20的大部分主要成员都可以在接下去几年中维持稳定，这有助于他们落实G20的各种中长期目标。

柯顿还强调，作为今年的G20主席国，中国从一开始就重视联合国与G20的合作关系，这也有助于G20的长期发展。在今年5月公布的G20峰会十大预期成果中，包括制定落实联合国的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行动计划、发起支持非洲和最不发达国家工业化合作倡议、推动气候变化《巴黎协定》尽早生效等配合落实联合国重要议程的行动。

柯顿预测，在杭州峰会后，G20与联合国将建立起伙伴关系，对全球治理的机制进行创新，共同面对全球化的挑战。

中国参与全球治理应考虑本国需求

“中国知道现在的世界面临着不少重大问题，而且中国也会受这些问题影响，所以不得不更加积极主动地成为全球治理的领袖。”柯顿说。尽管中国在全球治理上还经验不足，但随着时间的增长，中国已开始有了一些能够在国际组织中发挥领导作用的人才。而且在前不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艰巨的改革过程中，中国投票权升至第三位，这一成功也增强了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自信心。

在柯顿眼中，当前的全球治理体系需要进行重大变革，“上世纪40年代以来，许多国际组织都具有歧视性，继承了帝国主义的遗产。这不仅仅体现在国际组织领导人的人选上，也体现在这些组织总部的位置上。在联合国体系中，目前竟没有任何一个多边组织把总部设在中国，尽管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然而，在华盛顿、伦敦、巴黎、日内瓦，却有许多国际组织。”

他指出，尽管近年来中国已经有了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NDB）、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丝绸之路基金（Silk Road Fund）等国际机构，但和联合国体系下的组织相比，它们的规模都还不算大。

那么，他认为中国的全球治理之路应该如何发展呢？“我会首先考虑中国人民的需求，”他说，“我个人最了解的就是中国人对环境治理的需求，比如治理雾霾、清洁水质等等。但目前还没有世界环境组织、世界能源组织之类的多边国际组织。”

除了环境问题，他还列举出一系列全球治理未来可能的方向：建立全球反恐组织来应对联合国目前无法解决的恐怖主义问题；重新构想国际电信联盟（ITU）来管理网络空间；建立多边机构管理外商投资并购及竞争法规；建立国际组织来保护海洋中的鱼类、珊瑚礁等自然环境，而不是仅仅通过现有的国际海事组织（IMO）来管理海上的船只……

“全球治理现在存在着巨大的缺口。”柯顿说。

就像G20遭遇的质疑一样，柯顿提出的种种愿景或许也会在实现过程中面临诸多障碍和困难，但柯顿仍然坚持着作为全球治理的非正式“裁判员”和“发言人”的角色。专访结束后，他又马不停蹄地给团队成员布置峰会前后的任务，而他的团队中，还有几人同时在他的指导下密切跟踪G7峰会和金砖国家峰会，其中既有和他合作了十几年的学者，也有现在尚在读本科的学生。讨论公事之余，他还问起团队中几名硕士生的国际关系毕业论文进展情况，给出指导意见。

“我很感谢我的学生们提供的帮助。”他说，“他们也让我学到了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