场所|鹤沙航城：大居的风景与认同

上海地铁16号线看起来像是一条旅游线，乘客转个头就能观赏窗外的风景。毕竟，它途经一系列旅游目的地——野生动物园、滴水湖。

这只是一种观光客的外部视角。对于日日来往于这条地铁上的人——尤其是年轻人，这条地铁更像是一条赖以生存的脐带，连接着外部的给养与自己的栖所。目前这条通道几乎是他们通勤的唯一选择：公交车实在太慢，而开车则会堵在路上。更何况，要是开车去市区，停车无疑是太难的事情。

很多年轻人尝试在鹤沙航头站上车——这是离他们住所最近的一站。工作日早上七点，这一站已经拥挤异常。因为，鹤沙航头之前的惠南和新场，还有许多人居住，他们也要采用地铁通勤。等列车开到鹤沙航城时，基本上已塞满了。这里的人即便起得更早一点，仍然要面对静止的队伍。除非牺牲更多的睡眠，争取彻底错开早高峰。

地铁站的风景暗示着乘客们的来处：高高大大的楼房，形制相仿，排列极其规整，耸立在茂盛的绿意之中。这是大型居住区的格局。三四年间，数以万计的拆迁户、经适房购买者，分别从静安、黄浦、杨浦、虹口、普陀、长宁、浦东等区，逐渐迁入了航头的新居——这里容纳了除了徐汇区之外市中心所有区的居民。

原先在市区老房子住的，大部分是老年人。一些年轻人虽在市中心上班，为方便照顾父母，也就跟着住到航头。有些上海人，为了方便上班，不愿意住到此地。房子也就空了出来。因为每家分到的房子不止一套，留一套父母住，另一些就先租出去。那些在上海寻找机会的打工者，租不起市中心的房子，发现这里大量便宜的租赁房源，也跟着住了过来。对这座富于吸引力的城市而言，年轻人为生活打拼，这种活力无孔不入，当下的大居无疑正是空隙所在。

我们看到，那些地段较好、条件较差的老房子的住户——上海市中心的老人，以及从外地来到上海的年轻人，被大居平移到原先是乡村的地方。而本地的农民也上了楼，住在与这些外来者相邻的小区里。过去的乡下地带，混杂了中心城区老一代人的行为方式、处事观念，以及外来年轻人无孔不入的活力。在这个空气新鲜的广阔空间里，不同群体在这里碰撞交融，同时也保有各自的骄傲。

消失的鹤与盐

未来这里要住进更多人。已经迁入的居民都在期盼着地铁18号线早日建设开通。目前航头大居已有5.5万居住人口，面积大约五平方公里，占全镇的十分之一。作为浦东四个大型居住区基地之一，依照计划，航头大居若干年内还导入将近10万人，而规划的住宅套数将近4万。毛估估，大约三四人住一套房。

虽然入住率还在持续增长，但在大部分工作日的白天，大型居住区还是空空荡荡，少有人在街上行走。大部分老年人住到这里是为了养老，自然在家里休息，而年轻人早已上班。相对而言，刚刚上楼的村民倒是习惯了大太阳，但既然不再需要种地，那么也就不必出门。

一些影响深远却久已消失的事物，被铭刻在称谓之中。航头大居的边缘是下盐公路。这条公路两边，一边是上楼农民所住的“农民房”，一边是农地。作为上海最早成陆的地方之一，南汇地区最先煮海制盐，名为“下沙盐场”。年深日久，沧海桑田，宋朝时盐场开到了现在的新场地界上——新场即新的盐场。彼时的新盐场，今日也成了古镇。旧时繁华终究难以追念，清末此地已不适合煮盐。

航头大居中的马路多以鹤为名。“鹤沙”是下沙镇的另一个称谓。想来，虽说“下沙盐场”赫赫有名，但“下沙”毕竟泛指川沙以南，镇名加入一个“鹤”字，则更具识别度。这里自三国时代便是仙鹤之乡。不少村名里仍有“鹤”字。但随着气候、植被等改换，作为鸟类的仙鹤，早就不在这儿了。

2002年，下沙镇被并入航头镇。寄托文人墨客情怀的鹤，作为生意或手艺的盐，都只能以路名的形式存在，向迁入大型居住区的居民们，提示着古时的清雅与繁华。

不过，少有迁入者会留心到这些历史。在地铁上，相比“鹤沙航城”几个字为何这样组合，人们永远更关注眼前的手机屏幕和现时的生活。

混杂的空间

在如今大型居住区的位置上，原先是王楼村和沉香村。王楼村是傅雷的出生地，也是当下鹤沙航城地铁站所在地。沉香村之名来自传说中存在过的一座沉香木桥。如今，“沉香”的村名还能在百度地图上查到，但具体定位是一个公交站，被“家园”、“佳苑”包围着。

相比没日没夜繁忙拥挤的市中心，航头大居有得是清新的空气和湛蓝的天空，也像一个巨大而安静的迷宫。初次来此的人，行走在形状相仿的楼房、宽阔的马路、名字类似的小区之间，极易迷失方向。因为视线被一排排相似的高楼阻隔，相邻街道的差异几乎难以识别。

要辨识方位，需要借助那些更加庞大、或高或远的物体。在明亮的白天，人们有时能透过高楼的间隙，望见16号线轨道交通的高架，以此确认东边的方向。找寻参照系更方便的一个办法是，把视线向上抬，越过层层高楼，就能看到那些巨大的高塔（学名叫做双回路塔），以深黑的电线连接，横平竖直地耸立在零星的农田或荒地当中。以尺度而论，它们理应被放置在一个更广阔的、就像大片农田那样的空间背景中。

以高塔的立足点为圆心、以十米为半径的区域，不能进行工程作业。“高压危险”的警示牌掩映在绿色的植物之间。大多数这样的小地块都是荒弃状态，但也有一些仍然被当地农民种上作物。农民或许舍不得土地，抑或宁愿维持着过去的生活习惯。作为标志物的高塔，像是哨兵或卫士，也在守卫一分记忆或仅剩的领地。

王楼村和沉香村的农民也住到了大型居住区的楼房里。成片的农民房与成片的农地之间，以下盐公路相隔。农民房的小区，相比城市拆迁户、经适房小区，粗看都是差不多的高楼，定睛看却有极显著的差异：农民房每户都安装了防盗窗，而城区来的住户少有这样的装置。或许，农民房的这些窗子，其实际功能未必是防盗，更多是利用这样的空间，来安放杂物或晾晒作物。

小区边上绿化带的位置，有一些边角土地，也有人随手种点作物。但作物在楼下不易看管，有被陌生路人毁坏之虞。种地的人为此特地留了警示的牌子。而个别农药随手可得，也难免给小区周边嬉闹的孩童造成潜在危险。

在刚搬到这里的市区孩子心中，最值得记取的，正是这类杂陈的自然之物。在社区的征文活动中，一位名叫何瑞芸的小姑娘写到：“虽然绿化带种菜不文明也不雅观，不久的将来它们也会变回绿化，但是对于我们来自市区的人来说，能亲眼看到长在地里的蔬菜也是一种欣赏，算增长见识啦。爸爸常和我边走边细数路边的蔬菜，看到排列整齐、密度平均的，爸爸说那是老农民种的。看到杂乱无章的或是密密麻麻的，爸爸说那是我们城市人种的。”“河上开来了一艘小船，那是一艘运沙船，这里的河道其实还是航道，我觉得这才是最自然的风景。”

时差

以地铁来计算，鹤沙航城与市中心如今不过相距一个半小时的路程。大约七年之前，世博会还没有召开，从复旦大学到市中心也要一个半小时。但鹤沙航城对市中心的人来说更陌生，仿佛也更远一些。

这种陌生体现在生活方式上。本地人按照常年来务农的节律——清早甚至是凌晨，要早起收拾种地，中午早早吃饭，睡个午觉后，继续干活，天黑之前收工。而市区的活动不受农事的时间表安排，人们夜里仍然可以加班和娱乐，大不了赖床到第二天中午。在大型居住区，本地人虽然已经不种地，但常年养成的生物钟还是大体不变。

这形成了市中心和航头之间的时差。早上从鹤沙新城到市中心，是遵守正常的市区时间表，一切稀松平常。但如果把方向反过来，八点多从市中心去往鹤沙航城办事，人们就会时刻感到自己在进行一件异样的事：不仅16号线上有足够的座位，时间也仿佛被压短：上地铁前刚吃了早饭，下了地铁就要吃午饭。航头蛋糕店晚上七点半已快打烊，但乘地铁回到市中心，夜生活才刚开始。

信息的传递也存在时差。长年以来，邮差每日只到此送一趟信——这意味着，市中心的报纸每天只能送到一次。头天的《新民晚报》第二天中午才到。由于印刷时间问题，《东方早报》有时也要迟一天。“早报到得不准时，虽然很好看。”本地人很少看市中心的报纸，他们本来也不是报纸广告主的目标客户。于是，在互联网——尤其是移动互联网普及之后，人们对澎湃新闻的认知，还要高过2003年创刊的东方早报。

航头镇与上海中心城区一直保持着时差。经由日日载客飞奔的地铁，更多人能够感知它的存在。而一些不合时宜的事情开始被人意识到的时候，就是即将消失的时候。

眼下，这里白天提早开始，夜晚提早结束，再加上路途遥远，年轻人难以参与当地社区的公共事务。而乡村的时间表正好适合搬到此地的老人的作息。也有些孩子放了假，来祖辈老人家里玩儿，呼吸一下新鲜空气，但大部分时间是宅在房里打游戏。某种程度上，这是一个老年人当家作主的地方。

知青

住在航头大居，并积极参与社会活动的爷叔阿姨，早年多少有点知青或支援外地的经历。对上海中心城区，他们有复杂的情感羁绊。其生活轨迹大致如此：年轻时离开上海中心城区的家，去到偏远外省；中年时回到上海的家，发现几无容身之所；人到老年，又一次远离市区，与乡土重逢。因此，在异乡与故乡之间，他们的热爱和羁绊都极其真实。

吕国玉阿姨从虹镇老街迁来。她1961年底去了江西，2000年回到上海，2011年早早就签了动迁协议——当时大居还没造好，她搬到航头安置过渡的房子里安顿。“没必要赖在那里，签了就早点享受新生活。”

对虹镇老街的岁月，吕阿姨依然不无眷念，如数家珍：“原先我们去和平公园五分钟，去医院三分钟，门口就是两个大超市。可以坐55路，也可以走路到外滩。”

但航头也自有一番令人欣喜之处。这里吃的新鲜，农民收什么就能吃什么。小香瓜、老黄瓜，这些“农民菜”都是市场上没有的。公交车慢悠悠开到人民广场，开到东方明珠，开到闸北虹口，出门一趟只需要两元钱。如果要快，可以乘社区巴士到鹤沙航城站。对老人而言，不赶着上下班，也没有啥不方便。大型的医院也正在规划兴建当中。

最重要的是，居住条件得到了大大改善。如今，她和小儿子住一套两室一厅，大儿子小夫妻就在同一个小区住。儿子们现在上班要从航头分别到徐汇、卢湾，工作日不得不早出晚归。

不过，吕阿姨并不寂寞。小区里虹口老邻居很少——过去为晾衣服、烧饭而闹矛盾的邻居，如今见也见不到。从杨浦、闸北等地而来的知青却蛮多。他们有的是退休回来休养，有的是早年已返城。

吕阿姨还做着社区志愿者的工作，担当楼组长，帮着社区（类似于城市当中的街道一级）去做好公共服务。比如，针对社区安全的巡逻，以及照看独居老人。这些事情或许也能唤起青年时集体生活的记忆。而社区中的各种兴趣班，如书法、太极、烹饪等，更成为一种知青之间彼此共鸣的契机。

市区迁入者与本地人之间，则通过这片土地来连结。2013年起，航头镇在大居开展了“攀亲结对”的活动，为的是解决迁入者没有归属感的问题。具体做法是一户村民与一户居民结对，日常进行联谊活动，大家互相串门儿，一起吃饭，一起种地。对有知青经历的人来说，这正是得其所哉。“像久别重逢的亲人一样。”曾经在广西农垦系统工作的李国玉说，“姐姐长，妹妹短，多了一份亲，多了一份情。”

以知青群体为核心的社区自治、文化娱乐等活动，也有其他人加入。比如知青家属。江西人王树才是所在社区的居委会主任。他九十年代就跟着妻子从江西回到上海，作为异乡人，在上海奋斗了二十年，工地上的生意小有所成，原先住在杨浦河间路，赶上拆迁，正好到航头养老。

又比如本地人。王树才的妻子傍晚六点十五分去跳广场舞。小区里专门有个市内的活动室，大家还会轮流做志愿者，对场地进行维护。“本地人也会来跳舞，他们来跳，我们都欢迎。我们有个微信群，来跳舞的都在这里。”

对比刚搬到大居时所拍的影像，阿姨爷叔们的脸孔显得活泼许多，似乎青春重新焕发。陈亚青阿姨也是从虹镇老街迁到这里的知青。她说：“到了这里，精神面貌不一样。因为大家邻里和睦，肯互相帮忙，积极参加志愿者活动。遇到老人，脸上都是笑容。”

傍晚是大居小区中热闹的时段。爷叔阿婆们带着自家孙子孙女，聚在一起聊天，各人也不去区分谁来自哪个区，公共空间里回荡着上海老城厢的口音。如今一起嬉闹的小朋友，未来的身份认同将如何形成，会是很有意思的问题。他们会在心中记下一个怎样的上海呢？

中老年失落者

航头大居适合养老，那些有充分行动能力的退休老人。对一些还没到退休年龄的中年人来说，迁入大居就意味着工作机会的消失。

他们以往在市中心居住时，能在就近的超市等处做点简单的工作，收入不高，却也是人力资源与岗位的上佳搭配。而迁到航头之后，周边再没有这类工作可以做；如果搭乘交通工具去市区打工，收入还不抵车钱。与此相对应，市中心的廉价劳动力和廉价的空间一起消失了。

“因动迁而导致的失业在10%-17%之间。这部分人主要是中年以上，也属于社会弱势群体。”鹤沙航城大型居住区党委书记张鸿介绍，本地合适的岗位确实不足。

老龄化的问题，也从市中心平移到了大居。以女55岁以上、男60岁以上来匡算，这里老年人口已经占到40%。大居也住着许多行动能力不足的独居老人，他们正是社区志愿者们重点服务的对象。

虽然航头正在规划大型医院，但这些老人的反馈是：“现在我已经老了，怕是活不到那一天。”相比市中心不出五公里就有一家二级或三级医院，这里就医的确相对困难一些。老年人经常生病，而居民入住又在加快。

即便儿女不在身边，享受不到良好的照料，老人们仍然愿意呆在家里，而不是去养老院。大居中的独居老人无人陪伴，也就成了问题。老人在家中死亡而无人知晓的事情，也曾在大居发生过。“有些是子女在国外获悉之后，才赶回来办理丧事。还有的一时无人处理，我们安排志愿者打电话去问。”

本地人

人们总归不愿看到自己的家乡变得陌生。对于拔地而起的大居，本地人也是百感交集。他们呆在原地，却受到了文化冲击。

“搬来的居民讲，自己三十年前分房子，一共三十平米，‘老老老老大’。我们听到这里，感觉不可思议，三十平米是多么一点点，我们这里就是房子多，市中心的人实在是太可怜了。”一位从小长在航头的姑娘讲道。

本地人对物业费缺乏概念。过去在村庄里，一切基础设施的维护，都是纯粹的自治行为，不需要村民为之付钱。现在，村民上了楼，这些工作被交给物业公司去做，就需要交物业费；对这笔支出，村民们并不能理解。于是，小区里不得不挂出横幅，劝说人们及时交物业费。

航头镇的公共汽车线路仍然较少，大居的居民呼吁开通更多公交线路。但本地人并不认为这是问题。在他们的概念中，公交对应的是远程目的地。“过去在几个村子之间活动，要么走，要么骑助动车。只有去城里，去附近的周浦万达，才需要乘公交。”

虽然还保持着过去的作息习惯，但很多本地人已经不种地了，尤其是中老年人。打麻将成了一种打发时间的方式。

面对故乡的被动改变，这位在航头长大的姑娘说：“我觉得不可能回去了，他们部分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毕竟，社会都在变化。是社会改变了我们，是社会变迁导致了这些人的涌入。我以前在村里面生活过，人心比较平静。没有急躁的感觉，现在很忙碌。外来人口的进入其实也是一种常态。”

相比上海市区居民的缺乏归属感，本地人的心理建设也极其需要重视。他们多半内心微妙，但语言乏力。一位本地公务员说到：“在这个区域，要求比较多的是上海居民，他们缺乏对这个区域的理解。”

年轻人

在这里生活的年轻人，不那么在意“本地人”与“上海人”的区分。他们当中，更多是外来人。

航头大居能送外卖的小饭店正在变多。这是适应年轻人生活的需要，也反映了外来者正在变多的情况。他们未必需要一份正式的工作。

同时，这里的房子越来越好租。外来人口的需求越来越旺。上海本地年轻人留下的空间，被外来人所填补。这也构成了管理部门的难题：这些租房子的人，很多没有办理暂住证和临时居住证。“如果自己做个小买卖，不需要这些证。但如果是大型正规企业，就业时就要求证件。”

在公共服务方面，这里的教育机构也正在增加。比如，位于农民房小区边上的进才南校。本地没有那么多优秀的师资力量，随着市区迁来的人越来越多，学校也在引入市区的师资。上课的老师们需要从各种地方赶到这里，比如世博园。但交通又不够方便。有的机构定点运行班车，如果老师错过班车，可能就得打车回家。定时赶班车的老师们每天一路狂奔，成为别人眼中的一道风景。

也有一些年轻人，既然被拆迁过来，干脆就在这里工作。客观上增强了公共服务的力量。张文奕家住普陀区，在南馨佳苑买了经适房，如今在这个小区的居委会做社工。李霑雨则是从董家渡拆迁过来，住在金沁苑，如今也在社区的工作站做社会工作。“小区中的人就是看着自己长大的。”这也是属地化管理的目的。

而那些没有在当地找工作的年轻人，不得不面对地铁的拥挤。要么早上慢慢排队等着，最后被塞到车厢里；要么骑上助动车到后两站去乘地铁。“楼上刚搬来的哥哥连续迟到了一个月。”张文奕说，“每天都在地铁排队，工资都要扣光了，他打算买辆车。”

对社区而言，年轻人隐藏在家门之后。两位社工表示，早出晚归的年轻人，没有办法参与社区的活动，双休日更是宅在家里。他们缺乏和社区邻居交往的机会，也对社区服务没有太多要求。如何让年轻人更多地参与到社区的公共事务中，是上海社区普遍面临的难题；而在这里，这个题目显然更加困难。如果只是在屋子里睡一觉，有什么好参与讨论的呢？

至于外来的租户，其参与的权利尚且不明确。底层人民的生存空间很有限。不过，上海百年之前的气质，是由闯滩的移民们塑造的。那时的鹤沙和航头，就像几年前一样，还是安静的乡村。